2004年6月8日，作为滋根基金会的志愿者，我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所初中进行教育调研。滋根基金是1988年在美国成立的致力于促进中国贫穷地区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是滋根基金会在北方长期支持的项目点之一。此次教育调研目的收集当地教育现状的第一手的资料以及当地教师的想法和需要，是为后期将开展的“参与式教师培训”项目做准备。
　　河北省青龙县隔河头乡距离秦皇岛市区75公里左右，从市区有直达隔河头乡的公共汽车，每20分钟一趟，车程约两个小时。这里有三所中学：隔河头中学，是隔河头乡最大的中学，该校有新校区和老校区，办学条件一般；新城沟中学，规模最小，只有十几名老师，办学条件也最差；董丈子中学，规模居中，办学条件相对最好。为期四天的调研，让我看到艰苦条件下，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看到了一些心酸的事实。
　　
　　一、普九巩固率：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青龙县1999年底通过了全国普九验收，巩固率达到97％，但这几年学生就学的事实却是对这个数字的莫大讽刺。最近几年，初一入学时两个班，到初三就剩下一个班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费用的问题。近年来，上大学的费用日益增加，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农民可以负担的最大限度。即使是考上大学，孩子怕读不起，家长怕供不起。虽然目前各大高校都有为家庭贫困的学生设立助学贷款，但由于宣传不到位，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家长和学生本身对助学贷款缺乏信心。另外，随着大学扩招，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非重点大学和冷门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境地。读好书，上大学，已不是家长希望孩子走的康庄大道。
　　因而，孩子在上初中期间，只要有工作可做，孩子就有可能离开校园。女孩一般去招待所或疗养院做服务工作，或是学习美容美发到美容院、理发店工作；男孩或是学习电焊等技艺，或干脆去做体力劳动挣钱。有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学了电焊的技艺，就可以进工厂，每个月就可以拿将近千元薪水，但即使辛苦供孩子上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能拿更多的钱。读书要花钱，回报尚难确定，不读书就可以早早赚钱了。这种教育经济学中比较艰深的概念——“机会成本”，农民早已经算得很清楚了。
　　现在，普九工作主要由学校来做。学校一般把一个班(大概三四十人)交给两个老师来负责，如果学生不来上课，教师就要上门家访，不过这样的家访很难起到作用，教师常被家长驳斥得哑口无言，有时候到学生家里的时候，学生已经到外地打工了。仅仅依靠教师来保证“巩固率”己力不从心了。
　　
　　二、学生厌学，导致两级分化
　　
　　我在三所中学听了十节课，先不说教师教得如何，依课堂中所见，保守地估计，也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放弃了学习。他们的表现各异，有的完全不听讲，这样的学生一般连教学辅助练习册都不买；有的学生用书挡着自己的头睡觉，还有的学生不时把纸团抛向窗外，还有一些学生感觉是在听，可是你问他老师讲解的内容，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问他们为什么不听讲，他们说：“不会。”可能真的不会，听课的时候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男生，当时正在学习的初二英语课文，我问他认识哪些单词，结果他只认识“I”。可以看出，面对这样的学生，老师也已经完全放弃了。
　　我在想，一个学生，无论风吹日晒，每天从十几里或是二三十里之外赶到学校，如果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就仿佛在听天书，忙忙碌碌无所得，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他们肯定也想好好学，也一定挣扎过，只是最后向事实低头了。如果这样的学生，他有一天不愿意上学了，去打工了，我们会感到奇怪么?
　　学生两级分化严重，在课堂中，有三分之一可以跟上老师的思路，有三分之一勉强跟得上，还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完全放弃，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据说，学生的两级分化是从小学开始的，在初一的班级里，竟然还有不知道72除以8等于几的学生。而董丈子中学的校长说，他做过测试，入学的一百多人中，数学及格的只有十几个。
　　有的教师认为，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关键原因在于普九以后所有的学生都能升级，学生没有压力了。不知道该怎么认识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只是我总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三、差强人意的办学条件
　　
　　这里的中学普遍没有整齐的教学楼，没有一个普通中学应该拥有的实验室。教室设施极为陈旧：旧式的课桌椅，表面斑驳的木材本色的桌面，宽十几厘米的长条凳子。书桌底的木板已经脱落，学生就用几根绳子缠绕一下，勉强可以托住书包，靠近窗户的学生就干脆把书包放在窗台上。好些凳子已经断腿了，有一条凳子只有一侧有腿的，学生就用透明胶将其缠在另一条凳子上。看到这样的景象，不知道是该佩服学生的智慧，还是为他们感到难受。
　　再看看老师的办公室，老师的坐具已经进化到四脚的椅子了，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椅子的第四条腿是用铁丝绑的木棍搭成的。在新城沟中学，我们看到手工油墨机，老师在写蜡纸，脸上还有油墨。办公室里还有两台录音机，一台的卡带盒已经坏了，还能凑合用。可在我们接下来的听课中，这台录音机坚决不工作了。教学由听录音，变成了英语教师领读。还能看到的可以称为教学器材的东西，是一个地球仪。据说还有一个实验室，那是一个存放实验器材的地方，但只有几个试管。隔河头中学的情况好一些，除了录音机，还可以看到木制的圆规，三角板，据说还有幻灯机，还有计算机教室和语音教室。语音教室有耳机和话筒，没有电视。董丈子中学的情况是最好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比较象样的实验室。
　　由于当地经济条件差，并且教委有严格禁止乱收费的指示，学生的手头除了教科书，几乎没有任何的教学辅助资料。学生们做的练习都是老师抄在小黑板上或是刻在蜡纸上的。小黑板和蜡纸在这里成了重要的教具。一个老师反映说：“想让同学在英语课上讲点什么，可是学生什么资料也没有，怎么讲啊?”教师的手头也没有什么资料，由于学校的经济条件不好，并不能给教师配备相应的教学参考资料。教师的工资有限，只有很少的老师自己出钱买资料。我们带去的关于新课改的书成了抢手货。
　　
　　四、教师的教学水平有限
　　
　　我们应该向这里的教师致敬，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在这片艰苦的土地上，他们爱学生，工作认真负责。他们知道自己的水平有限，学校条件有限，但力争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我们看到很多这样优秀的老师，他们面对学生两极分化严重的现实，实施复式教学，分快班慢班授课。同时，他们还利用电视改进自己的教学。学生的作业本上，除了对勾外，还可以看到一些有针对性的评语。
　　但是，教师的能力有限也是事实。我们在听课的过程中，甚至可以听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学生犯的错误有时也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有的教师教学组织的头绪很乱。我们了解到，几年前，这里是小学生多，这几年小学生纷纷升入初中，初中师资匮乏。当地只好把小学教得好的老师调往初中，把初中教得好的老师调往高中。除此之外，教师教哪一学科也不固定，缺什么教什么。有一位老师先教英语，后来学校缺数学老师，就教数学，教了两年，又回来教英语。这里的教师都是“通才”。
　　
　　五、当地的社会风气有待改善
　　
　　隔河头乡处于大山之间，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土特产。这里可以称得上民风纯朴，可是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外，深层的东西让人痛心。我们在村口等公车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在村口的空地上支着小桌子打牌，每个人手边都放着几块钱。这时，一个二十几岁的妈妈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走过来，孩子还不太会说话。可能打牌中有他的爸爸，他从妈妈的怀里滑下来，走向牌桌，一边走，一边含糊不清地叫着“爸爸……”就在他走到桌子旁边的时候，打牌中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朝小孩大喊到：“杂种×的，滚一边去!”小孩吓得哇哇大哭。那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心理试验，当一个小孩伸手摸小白兔的时候，试验者突然用锤子敲击东西，发出巨大的响声，小孩吓哭了。这样，小孩不但在遇到小白兔的时候感到恐惧，在看到一切白色的东西都会感到恐惧，他会害怕穿白大褂的护士，白胡子老头。而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早期的生活经验会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那个辱骂小孩的人肯定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不会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也很难预料这种影响。而在这件事情中，被称为爸爸的那个人没有任何表情和动作，孩子还会把爸爸当成他的安全所在，要奔去的快乐天堂么?
　　陪同我们的当地的老师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当地就这样。
　　是啊，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隔河头乡上演着，甚至在更广阔的天地中上演着。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呢?
　　我们去隔河头乡是为滋根基金会将要进行的教师培训做准备，看到这些现象我不停地问我自己，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到底是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总该动手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