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木樨地一幢朴素的楼里，居住着一位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和许多老人一样，她生活得平静而安祥。
　　但与这位老人的名字相联系的都不是平凡的人和事：
　　她，出生在法国，曾亲身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她，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世和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的见证人……她就是李特特。
　　
　　60多年前，一个清秀可爱的中国少女，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莫斯科被人起了个美丽的名字——罗莎。罗莎，是俄语“玫瑰花”的意思。然而，这个被称为“玫瑰花”的少女，却经历了比常人多之不尽的坎坷。除了相貌酷似母亲外，从她的身上找不到任何“享有特权”人的痕迹。她的普通和自律，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她的父亲就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她的母亲就是我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而她端庄的容貌、高雅的气质以及从容不迫的举止，流露出一个历经沧桑的人才拥有的宁静与豁达。如果不是满头白发，你绝想不到她已是82岁的高龄，更难以相信，她在耄耋之年仍奔波在贫困地区，为帮助那里的人们早日脱贫而倾心倾力；用一颗平常心对待得失，对待过往的每个人……
　　
　　生在巴黎
　　
　　1924年，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畅生下了女儿特特。当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立志投身革命的蔡畅，毅然提出在施行剖腹产手术时做绝育手术。这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事，再加上外婆的湖南口音，误将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开头字母错拼成“特”，所以有了“特特”这个名字。就这样，李特特成了蔡畅和李富春惟一的孩子，但在她80多年的生涯里，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却不足5年。“我实际上就像个孤儿，但我理解他们，从未曾怨过他们。”
　　与父母相比较，外婆葛健豪在李特特的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外婆在特特儿时给了她在妈妈那里得不到的母爱,更是因为外婆具有的坚强意志、开朗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的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她的父亲曾是清朝的官吏,后来弃官在湘军中任过要职。她自幼随兄读书，知书达理。既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具有阳刚豪爽之气。”
　　葛健豪16岁结婚，生养了三儿三女，除了一个儿子和女儿因病早亡外，二儿子蔡林蒸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1926年大革命时期，参加省港罢工时牺牲了。小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都是中共第一代著名的职业革命家和领袖人物。
　　“外婆一直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女性解放。1919年12月，外婆跟舅舅、妈妈等一批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她已经50多岁了，是留法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她的这一举动轰动了长沙、上海，当时上海《大公报》还对此进行了报道。”
　　
　　长于乱世
　　
　　在特特8个月大时，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一部分同志去苏联，父母不得不让外婆带着孩子回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祖孙二人回到了上海，进而又回到湖南长沙。
　　在长沙颜子庙，外婆开办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办校用的经费是二舅舅蔡林蒸牺牲后组织上给的一笔抚恤金，她亲任校长。学校除了文化课之外，还开设了缝纫、刺绣等课程。她办学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女子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独立生活的本领。“这是我外婆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1928年年初，因秘密工作需要，李特特来到上海与爸爸、妈妈一起过上了动荡且十分危险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
　　由于斗争需要，他们频繁地更换住所。每次搬家，妈妈总要让特特在门口或窗台上放些桔子皮、辣椒、墩布或花盆之类的东西，并且让她改姓。今天姓张，明天姓王，早上姓李，晚上又姓肖。有时她问妈妈为什么，妈妈总是严肃地说，让你怎样就怎样，不要问为什么。爸爸、妈妈有时一出去就是一天，把她锁在屋里，给她留些剩饭，有时就留一个大饼。到了晚上妈妈常常回来很晚，特特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屋里很害怕，尤其是顶棚上的老鼠蹿来蹿去。她又怕又饿，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连晚饭也没有吃。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只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有一阶段我们家住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三楼，聂荣臻叔叔和张瑞华阿姨带着不满周岁的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然而，值得自豪的是，她小小年纪时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的见证人。
　　
　　学在莫斯科
　　
　　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的儿童保育院学习，李特特踏上了前往苏联的路途。
　　1939年初，李特特进入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但到了1940年夏，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解散，并入了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夫市国际儿童院。这里有毛岸英、毛岸青，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赵世炎的儿子赵亚夫、赵施格，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但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儿童院平静的生活结束了。孩子们停了课，上山伐木备燃料，进工厂劳动，制造子弹。二战期间，当德军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的时候，李特特和战友们接到了新任务：在距莫斯科西南60公里处修筑防御工事。在摄氏零下40多度的天气，土地冻得比石头还坚硬，铁锹铲下去，双手被震出一条条血口子。“在艰难的日子里，是‘誓死保卫莫斯科、誓死保卫斯大林’的信念激励我们挺了过来，”李特特说。除此之外，她还在战地医院护理过伤员，在伤员中生活了一年，经历了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时期。
　　
　　回国建设新中国
　　
　　二战结束后，李特特听从了母亲蔡畅的建议，在苏联学农业。1952年她从莫斯科季米利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后，满怀激情地返回了祖国，在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第二年，她听说苏联准备在北大荒帮助我国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她想，自己尤其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干。对她的想法，父母坚决支持，就这样，她报名去了北大荒。
　　1955年春，李特特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友谊农场，走进了一望无际的莽莽荒原。展现在李特特眼前的所谓的农场，只有一座破烂不堪的茅草房。他们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开荒种地，而是先动手给自己搭建一个栖身的“地窝窝”。“地窝窝”搭好后，再在坑内支起一个能睡十几个人的大通铺。
　　北大荒的春天很短暂，刚刚脱下冬装不久，夏天便一下子来了。夏季的北大荒，各种蚊虫扑天盖地。为了抵御蚊虫的侵袭，无论天气多么炎热，他们外出时都要穿起长衣长裤，还要扎紧袖口裤脚，头上再戴一顶有网罩的草帽。茫茫的黑土地，荒芜人烟，拓荒生活的艰苦大大超出了李特特的想象，但她没向父母诉过一句苦。
　　经过大家的苦干，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日子。“记得第一次收获时，黄灿灿的大豆堆成了山，太阳一照，金闪闪的，真好看。看到自己的辛苦换来的是丰收，这是我在北大荒三年中心情最好的一天，也是终生难忘的一天。”
　　从小生活在革命者中间的李特特，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女儿，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虽然她的父母是职业革命家且身居要职，虽然她早年去苏联是组织上决定的，但她仍因为曾在苏联生活了13年而被人另眼看待，有人甚至说她“连走路都不像中国人”。“文革”中，她被人诬蔑为“特务”而遭批判。对于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李特特都是以沉默来对待，坦然面对一切。
　　这个立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人，在走过了40多年生命历程的时候，才被接纳为中共党员。
　　
　　离休的生活更有意义
　　
　　1988年李特特离休了。这时，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去特区办公司，也有人请她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她都婉言谢绝了。她并不富有。相反，她全身心地投入了义务扶贫的工作。
　　说到参加扶贫工作的缘由，还得从李特特在农科院原子研究所工作时说起。从北大荒回来后，她在研究所从事核爆炸后放射性物质对动植物的影响的研究工作。每次核试验后，他们都要去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现场监测及试验，而每次往返都要途经内蒙古、陕西、甘肃等省区，铁路沿线的景象十分荒凉。有时中途下车到附近老乡家访贫问苦，走进去一看，炕上只有几床破棉絮，拉起来一看像鱼网；灶台上也不见油盐酱醋，只有几只破碗；村民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看到这些，李特特的心情很沉重，“我觉得咱们的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社会主义起码应该让人吃饱穿暖”。所以，离休后她要做的事就是扶贫，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脱贫。“我是革命的后代，父辈未竟的事业当然要由我们这一代来继续完成，而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
　　李特特的面前有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中国各省区的县名，共有592个，这就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一览表》。9年来，她走遍了湖南湘西的所有贫困县，踏过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十几个省区。这些尚未脱贫的地区大都是过去的革命老区、深山区、石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产方式原始，文化教育落后，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因为中国的贫困区域面积太大，贫困人口的数量太多，特别是解决这部分人温饱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像过去那种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已经不行了，必须将‘输血’改为‘造血’。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地制宜地脱贫。”为此，李特特和扶贫基金会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在西北和西南等缺水地区修建了1000多口防渗漏水窖，解决了当地的饮用水问题；在贵州安顺地区实施搬石造地项目，解决了当地人的口粮问题，使百里荒滩、石坡变成了梯田；在河北省阜平县修建了总长度为50公里的乡路，使当地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道。
　　9年来，李特特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在贵州省六枝县梭棱嘎村建立了“希望小学”，在四川省凉山州实施了安居工程，她还用自己的钱资助贵州贫困地区失学的苗族儿童。她提出的“以工代赈扶贫”方式、“异地开发扶贫”等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李特特作为第一批被国家民委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受到表彰。
　　
　　现在的生活
　　
　　经历了80多年世事的变迁和生活的颠簸，现今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保持着难得的乐观和优雅。
　　她去北大百年大讲堂看俄罗斯皇家芭蕾舞演出的时候，会很高兴地谈起几十年前她在莫斯科看芭蕾舞的情景，虽然那时没有钱，买的票都是最后排的，但是年轻时候的快乐依然洋溢在她幸福的脸上……
　　她会在家里摆放很多美丽的鲜花，其中她最喜欢玫瑰，和她的俄文名字一样，在朵朵的鲜花中回忆，幸福和快乐的过往……
　　她会看着家里一副副黑白的老照片，想着外婆，想着那些湖南家乡的一切……
　　她如今做得最多的，还是常常翻看报纸和杂志，跟各个地方联系，还想着是不是能为偏僻的山区捐献一些电脑，做远程教育……
　　如果生命是一条河，那有些河就是百转千回；
　　如果生命是一座山，那有些山总是突兀嶙峋；
　　如果生命是一条路，那有些路总是荆棘密布；
　　如果说生命是一杯酒，那她的生命就是醇厚佳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