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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論语》中有多达四十一章节记录了孔子与子路密切的师生互动、琐碎的日常细节、激烈的思想碰撞的内容，从中反映出子路的性格特征以及孔子与子路的相处模式。个性刚猛的子路时时以“勇”保护着孔子，“勇”让子路成为孔门中最特别的学生；而孔子则更多以“礼”对子路之“勇”加以教育和改造。其终极的目标，则在于造就子路君子的人格。
关键词：《论语》 子路 “勇” 礼 君子人格
孔子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在这些名闻于诸侯的优秀门生中，最著名的，当属《论语·先进》篇中所载“十哲”。“十哲”中的“季路”，即是子路。《论语》中记载了大量孔子和子路之间的互动，在所有弟子中是最多的。a综而计之，孔子教诲或评价子路的有十六章，子路向孔子请教的有十章，子路与孔子争辩的有两章，孔子生病时，子路的作为、表现有两章，子路直接表达对孔子“不说”甚至“有愠”的有三章，路人向子路询问孔子的有四章，等等。通过这些不同场景的记载，可以让人看到子路与孔子之间亲切而活泼的师生相处状态。
从初识孔子到入孔子门下，再到死于卫国孔悝之乱，子路与老师孔子共同走过了二三十余年甚至更长的人生。子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很刚猛，不够儒雅，也不像其他学生对孔子的教导言听事行，甚至他还与孔子偶有辩争，敢于对孔子“不说”；而孔子对他的“不说”，也往往会有耐心细致的解释。——一句话，子路是孔门中最特别的存在。寻绎这种师生相处模式的原因，子路“勇”的个性是一个很值得考量的因素：子路以“勇”为孔子保驾护航，孔子则不失时机地以“礼”对子路因“勇”而“野”的个性进行了持续的改造。师生双方相互助益，留下了孔门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一、子路之“勇”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在孔门弟子中，子路与孔子的年龄差最小，属于最早追随孔子的学生之一。二人的初识颇具戏剧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载：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b
未入孔子之门的子路平日“冠雄鸡，佩豭豚”，好长剑，孔武有力，粗鲁直率，十分张扬。他初次见到孔子，就试图以武力来镇服孔子。但孔子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讲经说道的文弱书生，他身材高大，“劲能拓国门之关”c。面对子路咄咄逼人的姿态，孔子并无畏惧之心，然而他却“不肯以力闻”，而是选择了“设礼稍诱”，使子路这个勇武之人从此成为孔门名弟子之一。
因为个性刚勇，子路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孔子的侍卫和保镖。孔子曾说：“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王肃注曰：“子路为孔子侍卫，故辱慢之人不敢有恶言，是以恶言不闻于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子路几乎寸步不离，随时随地对孔子予照顾和保护。在匡地被围，“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备戟将下斗”。危急关头，子路总能挺身而出保护孔子，使孔子免受野蛮武力的伤害。这些保护当然都来自于子路对孔子的忠心爱戴。
刚勇往往与强势相连。《中庸》第十章中记载了子路问“强”的故事：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祍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路好勇，故问“强”。孔子向子路解释了南方之强乃是以含忍之力胜人，北方之强乃是以果敢之力胜人；而君子之“强”则表现在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国有道而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夫子如此教诲，在于抑子路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知、仁、勇，乃天下之达德；作为老师，孔子总是适时适宜地给子路以恰当的引导，注意矫正子路个性中的粗鲁、鲁莽，进而一步步达至以礼义规范的道德境界。
子路勇于为义，曾说自己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种不为势利所拘的志向，彰显了子路纯粹、豪爽的个性，这当然也决定了子路是一个直率无隐之人。孔子被任命为鲁国司寇，行摄相事，面有喜色。子路就直言问夫子：“由闻君子祸至不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过于直接而显得有些无礼，但孔子仍然耐心给子路解释说，“喜”的原因是从此可以给百姓以更多的施惠。子路有时候喜欢跟老师开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他曾让子羔到费地去做官。孔子认为子羔质美而未学之己成，遽使之治民，反倒会害了他。但子路反问说治民事神不都是在学习么？难道只有读书才算得上是学习？孔子知道子路明知这种做法其实已本末失序，但仅取辨于口而已，因此并不斥责他的错误理论，而只是批评他的强词夺理信口开河。这段夫子与子路的一问一答，情态毕现，令人可以想见师弟之间的学习生活情趣。
对孔子与为政者之间的交往礼聘，子路会直言不讳地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会对夫子表示“不悦”甚至发怒，这极大地丰富了二人的师生关系。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悦”，因为去见有淫行的南子会对孔子的名声有损害。而孔子却知道想要在卫国实现政治理想，则非见当时实际的掌权人物南子不可。对子路的不理解，孔子一改往日不厌其烦解释的温和做法，甚至有些激动地对天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自己并没有做不合礼数的事情，否则的话，就让上天也厌弃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在政治立场方面，子路是非分明，毫不含糊。《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意欲将孔子召到自己的政治集团中，孔子有些动心，欲往。子路再次表示“不悦”。同样的记载还有孔子欲往佛肸之召。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弗扰，季氏宰。与阳货共执桓子，据邑以叛。”公山弗扰和佛肸并非“德善”之辈，而孔子却有借助这样的力量实现自己“兴周之梦”的想法。孔子之所以退而求其次想借助于这些并不“德善”的势力，一则因为时不我待，逝者如斯；二者则是相信自己化善的能力，“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然而在子路看来，加入不德善的队伍会给孔子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孔子最终也未去亲就公山弗扰或佛肸，或许与子路的劝阻有关。 终其一生，子路保持了质朴勇敢的本性。他不为贫富而动心，其贤远过常人，孔子夸奖他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者，其由也与？”并引用《诗经·卫风·雄雉》中的诗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来表达真诚的赞美。但当子路由此而沾沾自喜而“终身诵之”时，孔子却又说：“是道也，何足以臧？”这本来就是有道之士所应该做到的，又有什么值得洋洋得意的呢？以此来提醒子路不可因此而过于自我感觉良好。子路的勇敢，也多次获得了老师的认可。众弟子侍于侧，孔子看到他们各自特性不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满足感油然而生：“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行行”音hàng hàng，是形容子路刚强的样子。但夫子随即又意识到子路之刚强也许会是他的必死之由，于是说子路或许会“不得其死然”，以此戒之。
孔子晚年曾慨叹“道”之不行，理想无法施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勇于义，故夫子谓其能从己，这既表现了对子路的信任，也肯定了子路的勇敢。子路以此认为夫子偏爱于己，“闻之喜”。但孔子立即又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言下之意即讽子路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孔子曾夸奖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則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听到老师对颜回的高度赞扬，子路有些不服气地问道：“子行三军，则谁与？”意思是说，如果要上战场，他才是那个能够保护老师的最勇敢的那个人。但孔子回答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里需要注意孔子对子路问话的反应，说明子路之勇仍未摆脱“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刚暴层面。孔子了解子路在“勇”上的激进，所以时刻教育，希望他能不要滥用他的“勇”，而要成为有勇有谋之人。当子路问夫子“君子尚勇乎”时，孔子回答说：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即便是品质高尚的君子，如果不以道义来约束自己的勇力，同样会使自己变成乱国乱政之人；而小人不以道义来约束勇力的结果，则容易使自己成为强梁之人。简言之，“勇”应以“义”作为行为裁夺的标准。君子以义为尚，因此其勇也大，子路好勇，故夫子言此以救其失。胡寅认为这句话有可能是子路初见孔子时的问答，这一推测极有道理。
二、“礼”对子路的匡正与改造
如果对孔子与子路之间互动的内容稍加检视，就可以看出，孔子对子路的教育主要体现在以“礼”对子路个性的匡正与改造上。
孔子十分向往周代盛世时的礼乐秩序，他一生最崇拜的人即是传说“制礼作乐”的周公。他曾感慨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曾对理想中的文化秩序进行了描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将两种社会形态加以对照，所要重点突出的当然是后者——道德、文化的秩序得以重建，社会就会达到和谐发展。对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则是第二义的。为达到这一目标，孔子提出人须“仁”，“仁者，爱人也”，“克己复礼为仁”。简单来说，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基础，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发自内心的仁爱之情须以“礼”的适当形式表达出来。“礼”是一种象征；而“仁”则是“礼”的超越根据；如果离开了“仁”，“礼”也便失去了象征的意义了。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孔子在古代礼乐的废墟上创建了儒教。“礼”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如此重要，因此他在培养和教育子弟时，同样也贯穿了对“礼”的阐释与教诲。试看孔子关于“礼”的观点：
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雍也》）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人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君子应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即便具有“恭”“慎”“勇”“直”诸多良好的品质，没有“礼”的规范，同样也不能达到相应的愿望。对于政治来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同样凸显了“礼”的重要性。《论语》中这类例子很多，不必一一举出来。以“礼”“乐”传统为依据，孔子衍生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孔子时时提醒学生：君子的举止言行，应符合“礼”的规范，无论是生活细事，还是于政事国家。
孔子晚年重病卧床，《论语》记载了两则孔子重病时子路的表现。试看其中一则记载：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
子路以为夫子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提前预备，指使门徒充当治丧之“臣”。这与当时的礼法有违。按照礼的规定，当时诸侯才有资格有“臣”，以便在其死前着手安排其衣衾、手足、剪须等事。虽有些卿大夫也会“僭”行此礼，但对于十分看重“礼”的孔子来说，这样做无疑违背了他一生的执守。因此孔子恢复健康后很生气地训斥了子路，认为这种“无臣而为有臣”的行为是“欺天”之行。朱熹说子路的尊师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尊，因而导致了孔子生气。
子路曾问孔子倘若到卫国为政，须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须先“正名”。这当然是就卫国政治的混乱而发。范祖禹释曰：
事得其序谓之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
事得其序、物得其和方能兴礼乐，方能使行政的效果持久绵延，“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简言之，“礼”才是使一个国家或人民有所树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如果孔子为政，必将具其事情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可正，天理可得，名正言顺而事可成。然而子路却只觉得夫子太迂阔了，不能立即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因此孔子批评他“野”，谓其鄙俗，责其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虽然孔子解释得如此详细，但子路却一直也未能很明白，这也就最终导致了他在卫国死难的最终结局。“徒知食正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胡寅的这句话，真是诛心之论！ 《阳货》篇中，子贡和孔子师徒二人谈及厌恶哪种类型的人，都提及一类“勇”者，即孔子所厌恶的那些勇敢却不懂礼节的人，以及子贡所憎恶的毫不谦虚却自以为很勇敢的人。对照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子路早年的“勇”的个性同样也具备这些缺陷。圣人莫能加于礼，“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学“礼”的目的是养成反求诸己、注重内在修养的品格，也是养成“君子”的必由之路。孔子对子路的为政能力极为肯定，认为让子路在一个千乘之国“治其赋”完全能够胜任。朱熹《集注》释“赋”曰：“赋，兵也。古者以田赋出兵，故谓兵为赋，《春秋传》所谓‘悉索敝赋’是也。”由此可知子路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他的军事才干方面。当子路出任蒲国大夫，向孔子辞行时，孔子送给他几句话：“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无论“恭敬”，还是“宽正”，还是“恭静”，所表达的都是为政的态度。当孔子问及弟子们未来的理想时，子路“率而对”，说出了自己为政的志向，“夫子哂之”。孔子并不赞成当时诸侯国家以武力吞并的举措，认为治理国家应以礼乐为本，讲求礼让。孔子也并没有否认子路的政治才能，他所“哂”的，乃是其“为国以礼，其言不让”的不逊态度，而“君子”则应具有礼让与谦和的品德。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d，其“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也勇”；君子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君子“不忧不惧”，文质兼具。这恰如荀子在《劝学》中所概括的：“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君子具有坚定的意志，不会轻易为外物所干扰，不盲从，专心于学，坚持操守。唯其如此，方能成就更大的道德与事功。而想要成为“君子”“成人”，则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达致。《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专门教诲子路“六言”“六蔽”之事：
子曰：“由，女闻六言、六蔽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仁、智、信、直、勇、刚皆是美德，然而如果不通过学习来明其理，则会产生“无学”之蔽，从而走向它的反面——“愚”“荡”“贼”“绞”“乱”“狂”。就子路而言，直率而不至于粗率，勇敢而不至于捣乱闯祸，刚强而不至于胆大妄为，这是孔子对他的期望和规诫。而对“贼”的阐释，管同《四书纪闻》中说得最确：“大人之所以不必信者，惟其为学而知义之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学，则惟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非，谨厚者则硁硁为小人；苟又挟以刚勇之气，必如周汉刺客游俠，轻身殉人，扞文网而犯公义。自圣贤观之，非贼而何？”e唯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礼”“义”之所在，也才能规范自己的品德行为，更加向“君子”的人格靠近。
子路对君子的人格非常向往，他很认真地问老师：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首先说到“敬”的品德。程颐说这是夫子阐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的道理，并进一步强调了为宋代理学家反复推求的“持敬”的观点：“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向帝。”程子将“敬”提高到化育宇宙万物的高度，从内在精神上说与孔子的观点是一致的。孔子认为“敬”不仅可以让自己成为君子，还可以“安人”“安百姓”，进而达到“圣贤”的境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质朴的本质与得体的文采相匹配，才能成就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然而子路的“质”始终是他个性中的典型特征。《论语》记载，子路曾问孔子：听到了好的建议或主张，是否该立即就去践行？孔子说既然有父亲兄长在，何不请教一下他们的意见呢？而当在一旁的冉有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告诉冉有说当然是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为之困惑。孔子解释说，子路勇于作为，胆量有两个人的大，让他征求别人的意见，是为了让他谨慎小心少出错误啊！这当然也希望子路能够养成虚己下人的君子作风，坦荡、勇敢、正直而知礼义。
子路遇荷蓧丈人，向其打听夫子的去向，结果被丈人给奚落了一顿。然而看子路评价荷蓧丈人一类隐者的话，就能知道子路的精神境界已向孔子看齐：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面对礼义崩颓的现世社会，子路像其老师一样，无悔地选择了勇于担当，为重建道德秩序的社会而努力。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正是儒家最为可贵的道德传承吗？！
在孔子的教育下，子路的“勇”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子路之死践行了“重死而持义不挠”的原则，最终真正实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体现了孔子对其教育的成功改造。如果说颜回贯彻了孔子“仁”的思想，那么子路就以自己的方式贯彻了孔子对于义和勇的思想，甚至用生命来捍卫了此种道义。
通过子路这一个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弟子思想成长与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从悍赣好斗的“小人之勇”，到不轻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的“士君子之勇”，这既是一个孔子持续以“礼”“义”对子路进行教化疏导匡正改造的过程，也是子路逐步变成一个“被文学、服礼义”能为“天下列士”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子路闻过则喜的好学品格，唯其如此，孔子的教育理念和道德教化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从而使子路也成为继夫子之后为人尊崇的“百世之师”。
a 涉及子贡之处有三十八章，涉及颜回之处有二十一章，而关涉子路的，则多达四十一章。
b 〔西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铟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1页。
c 此说载于《列子·说符》篇中。
d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41页。
e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注5转引。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司马迁著，裴铟集解.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 者： 顾瑞雪，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科举文化与文学；文杰，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论语》 子路 “勇” 礼 君子人格
孔子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在这些名闻于诸侯的优秀门生中，最著名的，当属《论语·先进》篇中所载“十哲”。“十哲”中的“季路”，即是子路。《论语》中记载了大量孔子和子路之间的互动，在所有弟子中是最多的。a综而计之，孔子教诲或评价子路的有十六章，子路向孔子请教的有十章，子路与孔子争辩的有两章，孔子生病时，子路的作为、表现有两章，子路直接表达对孔子“不说”甚至“有愠”的有三章，路人向子路询问孔子的有四章，等等。通过这些不同场景的记载，可以让人看到子路与孔子之间亲切而活泼的师生相处状态。
从初识孔子到入孔子门下，再到死于卫国孔悝之乱，子路与老师孔子共同走过了二三十余年甚至更长的人生。子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很刚猛，不够儒雅，也不像其他学生对孔子的教导言听事行，甚至他还与孔子偶有辩争，敢于对孔子“不说”；而孔子对他的“不说”，也往往会有耐心细致的解释。——一句话，子路是孔门中最特别的存在。寻绎这种师生相处模式的原因，子路“勇”的个性是一个很值得考量的因素：子路以“勇”为孔子保驾护航，孔子则不失时机地以“礼”对子路因“勇”而“野”的个性进行了持续的改造。师生双方相互助益，留下了孔门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一、子路之“勇”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在孔门弟子中，子路与孔子的年龄差最小，属于最早追随孔子的学生之一。二人的初识颇具戏剧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载：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b
未入孔子之门的子路平日“冠雄鸡，佩豭豚”，好长剑，孔武有力，粗鲁直率，十分张扬。他初次见到孔子，就试图以武力来镇服孔子。但孔子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讲经说道的文弱书生，他身材高大，“劲能拓国门之关”c。面对子路咄咄逼人的姿态，孔子并无畏惧之心，然而他却“不肯以力闻”，而是选择了“设礼稍诱”，使子路这个勇武之人从此成为孔门名弟子之一。
因为个性刚勇，子路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孔子的侍卫和保镖。孔子曾说：“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王肃注曰：“子路为孔子侍卫，故辱慢之人不敢有恶言，是以恶言不闻于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子路几乎寸步不离，随时随地对孔子予照顾和保护。在匡地被围，“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备戟将下斗”。危急关头，子路总能挺身而出保护孔子，使孔子免受野蛮武力的伤害。这些保护当然都来自于子路对孔子的忠心爱戴。
刚勇往往与强势相连。《中庸》第十章中记载了子路问“强”的故事：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祍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路好勇，故问“强”。孔子向子路解释了南方之强乃是以含忍之力胜人，北方之强乃是以果敢之力胜人；而君子之“强”则表现在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国有道而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夫子如此教诲，在于抑子路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知、仁、勇，乃天下之达德；作为老师，孔子总是适时适宜地给子路以恰当的引导，注意矫正子路个性中的粗鲁、鲁莽，进而一步步达至以礼义规范的道德境界。
子路勇于为义，曾说自己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种不为势利所拘的志向，彰显了子路纯粹、豪爽的个性，这当然也决定了子路是一个直率无隐之人。孔子被任命为鲁国司寇，行摄相事，面有喜色。子路就直言问夫子：“由闻君子祸至不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过于直接而显得有些无礼，但孔子仍然耐心给子路解释说，“喜”的原因是从此可以给百姓以更多的施惠。子路有时候喜欢跟老师开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他曾让子羔到费地去做官。孔子认为子羔质美而未学之己成，遽使之治民，反倒会害了他。但子路反问说治民事神不都是在学习么？难道只有读书才算得上是学习？孔子知道子路明知这种做法其实已本末失序，但仅取辨于口而已，因此并不斥责他的错误理论，而只是批评他的强词夺理信口开河。这段夫子与子路的一问一答，情态毕现，令人可以想见师弟之间的学习生活情趣。
对孔子与为政者之间的交往礼聘，子路会直言不讳地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会对夫子表示“不悦”甚至发怒，这极大地丰富了二人的师生关系。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悦”，因为去见有淫行的南子会对孔子的名声有损害。而孔子却知道想要在卫国实现政治理想，则非见当时实际的掌权人物南子不可。对子路的不理解，孔子一改往日不厌其烦解释的温和做法，甚至有些激动地对天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自己并没有做不合礼数的事情，否则的话，就让上天也厌弃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在政治立场方面，子路是非分明，毫不含糊。《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意欲将孔子召到自己的政治集团中，孔子有些动心，欲往。子路再次表示“不悦”。同样的记载还有孔子欲往佛肸之召。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弗扰，季氏宰。与阳货共执桓子，据邑以叛。”公山弗扰和佛肸并非“德善”之辈，而孔子却有借助这样的力量实现自己“兴周之梦”的想法。孔子之所以退而求其次想借助于这些并不“德善”的势力，一则因为时不我待，逝者如斯；二者则是相信自己化善的能力，“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然而在子路看来，加入不德善的队伍会给孔子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孔子最终也未去亲就公山弗扰或佛肸，或许与子路的劝阻有关。 终其一生，子路保持了质朴勇敢的本性。他不为贫富而动心，其贤远过常人，孔子夸奖他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者，其由也与？”并引用《诗经·卫风·雄雉》中的诗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来表达真诚的赞美。但当子路由此而沾沾自喜而“终身诵之”时，孔子却又说：“是道也，何足以臧？”这本来就是有道之士所应该做到的，又有什么值得洋洋得意的呢？以此来提醒子路不可因此而过于自我感觉良好。子路的勇敢，也多次获得了老师的认可。众弟子侍于侧，孔子看到他们各自特性不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满足感油然而生：“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行行”音hàng hàng，是形容子路刚强的样子。但夫子随即又意识到子路之刚强也许会是他的必死之由，于是说子路或许会“不得其死然”，以此戒之。
孔子晚年曾慨叹“道”之不行，理想无法施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勇于义，故夫子谓其能从己，这既表现了对子路的信任，也肯定了子路的勇敢。子路以此认为夫子偏爱于己，“闻之喜”。但孔子立即又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言下之意即讽子路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孔子曾夸奖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則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听到老师对颜回的高度赞扬，子路有些不服气地问道：“子行三军，则谁与？”意思是说，如果要上战场，他才是那个能够保护老师的最勇敢的那个人。但孔子回答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里需要注意孔子对子路问话的反应，说明子路之勇仍未摆脱“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刚暴层面。孔子了解子路在“勇”上的激进，所以时刻教育，希望他能不要滥用他的“勇”，而要成为有勇有谋之人。当子路问夫子“君子尚勇乎”时，孔子回答说：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即便是品质高尚的君子，如果不以道义来约束自己的勇力，同样会使自己变成乱国乱政之人；而小人不以道义来约束勇力的结果，则容易使自己成为强梁之人。简言之，“勇”应以“义”作为行为裁夺的标准。君子以义为尚，因此其勇也大，子路好勇，故夫子言此以救其失。胡寅认为这句话有可能是子路初见孔子时的问答，这一推测极有道理。
二、“礼”对子路的匡正与改造
如果对孔子与子路之间互动的内容稍加检视，就可以看出，孔子对子路的教育主要体现在以“礼”对子路个性的匡正与改造上。
孔子十分向往周代盛世时的礼乐秩序，他一生最崇拜的人即是传说“制礼作乐”的周公。他曾感慨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曾对理想中的文化秩序进行了描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将两种社会形态加以对照，所要重点突出的当然是后者——道德、文化的秩序得以重建，社会就会达到和谐发展。对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则是第二义的。为达到这一目标，孔子提出人须“仁”，“仁者，爱人也”，“克己复礼为仁”。简单来说，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基础，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发自内心的仁爱之情须以“礼”的适当形式表达出来。“礼”是一种象征；而“仁”则是“礼”的超越根据；如果离开了“仁”，“礼”也便失去了象征的意义了。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孔子在古代礼乐的废墟上创建了儒教。“礼”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如此重要，因此他在培养和教育子弟时，同样也贯穿了对“礼”的阐释与教诲。试看孔子关于“礼”的观点：
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雍也》）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人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君子应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即便具有“恭”“慎”“勇”“直”诸多良好的品质，没有“礼”的规范，同样也不能达到相应的愿望。对于政治来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同样凸显了“礼”的重要性。《论语》中这类例子很多，不必一一举出来。以“礼”“乐”传统为依据，孔子衍生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孔子时时提醒学生：君子的举止言行，应符合“礼”的规范，无论是生活细事，还是于政事国家。
孔子晚年重病卧床，《论语》记载了两则孔子重病时子路的表现。试看其中一则记载：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
子路以为夫子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提前预备，指使门徒充当治丧之“臣”。这与当时的礼法有违。按照礼的规定，当时诸侯才有资格有“臣”，以便在其死前着手安排其衣衾、手足、剪须等事。虽有些卿大夫也会“僭”行此礼，但对于十分看重“礼”的孔子来说，这样做无疑违背了他一生的执守。因此孔子恢复健康后很生气地训斥了子路，认为这种“无臣而为有臣”的行为是“欺天”之行。朱熹说子路的尊师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尊，因而导致了孔子生气。
子路曾问孔子倘若到卫国为政，须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须先“正名”。这当然是就卫国政治的混乱而发。范祖禹释曰：
事得其序谓之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
事得其序、物得其和方能兴礼乐，方能使行政的效果持久绵延，“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简言之，“礼”才是使一个国家或人民有所树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如果孔子为政，必将具其事情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可正，天理可得，名正言顺而事可成。然而子路却只觉得夫子太迂阔了，不能立即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因此孔子批评他“野”，谓其鄙俗，责其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虽然孔子解释得如此详细，但子路却一直也未能很明白，这也就最终导致了他在卫国死难的最终结局。“徒知食正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胡寅的这句话，真是诛心之论！ 《阳货》篇中，子贡和孔子师徒二人谈及厌恶哪种类型的人，都提及一类“勇”者，即孔子所厌恶的那些勇敢却不懂礼节的人，以及子贡所憎恶的毫不谦虚却自以为很勇敢的人。对照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子路早年的“勇”的个性同样也具备这些缺陷。圣人莫能加于礼，“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学“礼”的目的是养成反求诸己、注重内在修养的品格，也是养成“君子”的必由之路。孔子对子路的为政能力极为肯定，认为让子路在一个千乘之国“治其赋”完全能够胜任。朱熹《集注》释“赋”曰：“赋，兵也。古者以田赋出兵，故谓兵为赋，《春秋传》所谓‘悉索敝赋’是也。”由此可知子路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他的军事才干方面。当子路出任蒲国大夫，向孔子辞行时，孔子送给他几句话：“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无论“恭敬”，还是“宽正”，还是“恭静”，所表达的都是为政的态度。当孔子问及弟子们未来的理想时，子路“率而对”，说出了自己为政的志向，“夫子哂之”。孔子并不赞成当时诸侯国家以武力吞并的举措，认为治理国家应以礼乐为本，讲求礼让。孔子也并没有否认子路的政治才能，他所“哂”的，乃是其“为国以礼，其言不让”的不逊态度，而“君子”则应具有礼让与谦和的品德。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d，其“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也勇”；君子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君子“不忧不惧”，文质兼具。这恰如荀子在《劝学》中所概括的：“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君子具有坚定的意志，不会轻易为外物所干扰，不盲从，专心于学，坚持操守。唯其如此，方能成就更大的道德与事功。而想要成为“君子”“成人”，则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达致。《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专门教诲子路“六言”“六蔽”之事：
子曰：“由，女闻六言、六蔽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仁、智、信、直、勇、刚皆是美德，然而如果不通过学习来明其理，则会产生“无学”之蔽，从而走向它的反面——“愚”“荡”“贼”“绞”“乱”“狂”。就子路而言，直率而不至于粗率，勇敢而不至于捣乱闯祸，刚强而不至于胆大妄为，这是孔子对他的期望和规诫。而对“贼”的阐释，管同《四书纪闻》中说得最确：“大人之所以不必信者，惟其为学而知义之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学，则惟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非，谨厚者则硁硁为小人；苟又挟以刚勇之气，必如周汉刺客游俠，轻身殉人，扞文网而犯公义。自圣贤观之，非贼而何？”e唯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礼”“义”之所在，也才能规范自己的品德行为，更加向“君子”的人格靠近。
子路对君子的人格非常向往，他很认真地问老师：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首先说到“敬”的品德。程颐说这是夫子阐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的道理，并进一步强调了为宋代理学家反复推求的“持敬”的观点：“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向帝。”程子将“敬”提高到化育宇宙万物的高度，从内在精神上说与孔子的观点是一致的。孔子认为“敬”不仅可以让自己成为君子，还可以“安人”“安百姓”，进而达到“圣贤”的境界。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质朴的本质与得体的文采相匹配，才能成就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然而子路的“质”始终是他个性中的典型特征。《论语》记载，子路曾问孔子：听到了好的建议或主张，是否该立即就去践行？孔子说既然有父亲兄长在，何不请教一下他们的意见呢？而当在一旁的冉有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告诉冉有说当然是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为之困惑。孔子解释说，子路勇于作为，胆量有两个人的大，让他征求别人的意见，是为了让他谨慎小心少出错误啊！这当然也希望子路能够养成虚己下人的君子作风，坦荡、勇敢、正直而知礼义。
子路遇荷蓧丈人，向其打听夫子的去向，结果被丈人给奚落了一顿。然而看子路评价荷蓧丈人一类隐者的话，就能知道子路的精神境界已向孔子看齐：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面对礼义崩颓的现世社会，子路像其老师一样，无悔地选择了勇于担当，为重建道德秩序的社会而努力。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正是儒家最为可贵的道德传承吗？！
在孔子的教育下，子路的“勇”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子路之死践行了“重死而持义不挠”的原则，最终真正实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体现了孔子对其教育的成功改造。如果说颜回贯彻了孔子“仁”的思想，那么子路就以自己的方式贯彻了孔子对于义和勇的思想，甚至用生命来捍卫了此种道义。
通过子路这一个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弟子思想成长与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从悍赣好斗的“小人之勇”，到不轻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的“士君子之勇”，这既是一个孔子持续以“礼”“义”对子路进行教化疏导匡正改造的过程，也是子路逐步变成一个“被文学、服礼义”能为“天下列士”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子路闻过则喜的好学品格，唯其如此，孔子的教育理念和道德教化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从而使子路也成为继夫子之后为人尊崇的“百世之师”。
a 涉及子贡之处有三十八章，涉及颜回之处有二十一章，而关涉子路的，则多达四十一章。
b 〔西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铟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1页。
c 此说载于《列子·说符》篇中。
d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41页。
e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注5转引。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司马迁著，裴铟集解.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 者： 顾瑞雪，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科举文化与文学；文杰，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