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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法国当代久负盛名的作家，杜拉斯以强烈的自我意识、高超的叙事技巧、思辨性的叙述语言、独到的感知视角，对世俗生活中的沧桑、不幸、贫困、毁誉、失去与分离等命题进行了思辨性的审视与重构，以消极性的主体呈现、私语式的言说姿态，抵抗岁月的流逝，消解成长的阵痛。《情人》不仅是一段情爱书写，而且是一座充满悖论格局与实验色彩的语言乌托邦；是一场通过情话载体，实现自我完成、自我象征、自我宣泄与自我释义的文字符码狂欢；是杜拉斯融入个体生命体验的底色，重新发掘成长意义与自我意识的创造性过程；是其对存在命题的解答，也是与生命和解的仪式。
关键词：悖论格局 言说姿态 情话载体 自我意识
对于法国当代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国内学界的研究多从女权主义、殖民话语、译介接受等角度着手论述，即使有注意到小说中存在的人物设置上的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现象，认识也大多停留在其服务于构建内容、表现张力等叙述形式的层面上，而未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开掘。实际上，在《情人》的文本中，杜拉斯设置了大量的悖论话语与情境落差，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的开放状态。杜拉斯深受“新感觉”派的影响，《情人》带有浓郁的实验色彩。小说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变幻的叙述视角，起伏不定的叙述节奏，大致根据时间和空间布局历史事件，又随意地按照主观意图分割与拆解的叙述手段……诸多实验色彩浓厚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可《情人》自问世以来，不仅于1984年在法国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使该作品蜚声海内外；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译介至中国，就迅速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并据此引发中国作家的“个人书写”热潮。这种文学现象彰显了一种罕见的悖论格局——即先锋实验/通俗流行、个人书写/大众经验等诸多先在矛盾的概念在这部作品中被统一了起来。杜拉斯何以突破悖论格局而达至言说的最佳临界点？这与杜拉斯在文本中的姿态有关，也与文本内容，即“情话”的载体有关。
一、言说姿态的悖论——已经“老了”的“少女”
开篇第一句即“我已经老了”，奠定了全篇回忆性的基调。对自己少女时代爱情故事的言说，杜拉斯没有理想的激情与浪漫的幻想，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历经世事的老人，而对往昔的情人与少女时代的故事，采取了一种世故老成的言说姿态。杜拉斯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反崇高的。所谓崇高，是古希腊悲剧所建构的一种英雄气质，它呈现了人与命运抗争但最终败北的结局，却着力渲染在抗争过程中人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美好希冀、坚定信仰与不懈决心。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功用在于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情感，使这种感情得到宣泄（或净化）”a。自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彼特拉克以来，将爱情崇高化的文艺传统与诠释模式，便被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家们竞相搬弄敷衍。杜拉斯则一反传统基调，建构反崇高的爱情。她对爱情不再抱有热烈而单纯的幻想，而是用枯冷的笔调诉说往事，带着思辨性的观察潜入回忆，以绝对化的视角分割“自我”与“爱情”的概念，使其获得新的内涵与外延。
将爱情非崇高化的倾向，既是一种独特的叙述策略，也是一种利用消极性创造文本的写作风格。“消极主体”b的概念，自19世纪以来，于波德莱尔的文本中大量出现而备受关注，并不断为后世的写作者们激活、延续和改造。《情人》中的“我”，在回忆有关家庭、成长与感情的故事中，不断穿插对于“写作”“个人历史”“身体”“欲望”“死亡”等主题的探讨。在这里，“我”的“消极性”表现在一种宿命式的言说姿态，比如“我”认为“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c；对于自己的情人，“我”知道，他的命运会落入“我”的手中；而对于室友海伦，“我”以欲望之眼观看她近乎完美的身体曲线，可“我”的悲凉和无奈，来自海伦对于自己美而不自知的懵懂状态。
杜拉斯在《情人》中的身份角色，是一个世故老成的少女，其言说姿态带有宿命式的消极色彩。可在“消极”的表层叙述下，一个鲜活的“主体”却呼之欲出。“我”这个现实生活中、家庭成長过程中、琐碎日常生活中的受难者，却依旧保持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以特立独行的方式默默观想和揣度周遭的一切，投射出一个全新的“自我”世界。在这个“自我”世界中，“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遭际，并认为每一个不可选择之选择的毫无预兆的发生，其实都是“我”内在本来具有的、注定要经历和体验的部分。杜拉斯将世俗生活中的沧桑、不幸、贫困、毁誉、失去与分离进行了思辨性的重构，也以消极性的私语式诉说抵抗与消解成长的阵痛。迟暮之年的杜拉斯虽然容颜衰老，但她的自我意识无疑已在蹉跎的岁月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杜拉斯对《情人》的意义赋值也不仅仅是一段偶发的情爱书写，更是她重新发掘成长意义与自我意识的创造性过程，是她与生命和解的仪式。
二、“情”与“人”的分离——反爱情的爱情话语
杜拉斯在叙述的内容与形式上，都穿插了大量的悖论格局。如果说以世故老人的姿态言说少女往事给这个故事注入了强烈的思辨性和自我意识，也让言说方式焕然一新，那么，内容上的“反爱情”基调，也同样使这个故事脱颖而出，耐人寻味。
《情人》中的“我”强调跟情人在一起，并非出于“爱情”，仅仅出于“好奇”和“欲望”。这样的自白，显露了“情”与“人”的分离。“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到她的手中。”d在“我”平静的口吻中，“情人”的整体意象被虚化为“无情之人”，“我”失去了爱的对象。“我”遵循自我意识觉醒的指引，通过体验（experiment），来探寻自己身体与内心的真相。“情人”不再指代一种世俗语境下，以爱情为主导的情感体验模式，也不再形成任何一种以爱情维系和延伸的社会性关系。杜拉斯赋予“情人”独特的个人审美价值，将其转化为一种不落窠臼的“杜拉斯式”的成长体验方式。“情人”的子虚乌有（不在），恰恰显示了“自我”的在场。在与情人的互动里，“我想”“我要”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叙述空间，“我”在这个虚拟的“情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多重面相，获得了全新的自我感知与体认。 杜拉斯独特的爱情观，铸就了《情人》的情爱话语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寡淡无味的、庸常僵化的，而是复杂多变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多声部的。《情人》也不是一个精心建构、首尾相顾、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杜拉斯的爱情话语是不连贯的，她更像是在倾吐一段情绪、唤起几段思绪、勾勒诸般情境。在自我选择的独特爱情中体验被爱的感觉，用自我体验的快乐铸就一个私密的乐园，“我”在与情人幽会的公寓中体会到了与世隔绝的宁静、弃绝尘世烦恼的超然与忘却世俗生活琐碎的解脱感。
“爱情”“亲情”“自我”“欲望”“衰老”“死亡”等主题，是贯穿《情人》全篇的言说对象。这些命题恰恰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之河里的漩涡与暗礁，是成长中不可分割与无法回避的部分，是我们通向构建内在主体性道路上必将遭遇的“应许之地”。如果说，《情人》中湄公河彼岸的公寓是“我”可以忘却家庭暴力与成长创痛的情感乌托邦，那这部小说本身，則是杜拉斯用独特的自我意识建构起的一座诠释与对抗世俗生活命题的语言乌托邦。中国当代小说家苏童认为，小说家应该能让人们“顺从地被他们所牵引，常常忘记牵引我们的是一种个人的创造力，我们进入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天地，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亦真亦幻，人类的家园和归宿在曙色熹微之间，同样亦真亦幻。我们就是这样被牵引，就这样，一个人瞬间的独语成为别人生活的经典，一个人原本孤立无援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字覆盖了成千上万个心灵。这就是虚构的魅力，说到底，这也是小说的魅力”e。杜拉斯将我们从存在的应许之地带入她所构建的乌有之乡。这份独到的生命体验与热烈的想象既是个人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是世界的。
a 罗念生：《古希腊罗马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页。
b 罗纲：《浪漫主义哲学的力度与限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
cd 〔法〕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第43页。
e 苏童：《八百米故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8页。
参考文献：
[1] 罗念生.古希腊罗马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 罗纲.浪漫主义哲学的力度与限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3] 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苏童.八百米故乡[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批准号：20AZW015）中期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项目批准号：16JJD750019）中期成果
作 者： 张欣，南京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西方文艺理论。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悖论格局 言说姿态 情话载体 自我意识
对于法国当代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国内学界的研究多从女权主义、殖民话语、译介接受等角度着手论述，即使有注意到小说中存在的人物设置上的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现象，认识也大多停留在其服务于构建内容、表现张力等叙述形式的层面上，而未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开掘。实际上，在《情人》的文本中，杜拉斯设置了大量的悖论话语与情境落差，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的开放状态。杜拉斯深受“新感觉”派的影响，《情人》带有浓郁的实验色彩。小说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变幻的叙述视角，起伏不定的叙述节奏，大致根据时间和空间布局历史事件，又随意地按照主观意图分割与拆解的叙述手段……诸多实验色彩浓厚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可《情人》自问世以来，不仅于1984年在法国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使该作品蜚声海内外；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译介至中国，就迅速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并据此引发中国作家的“个人书写”热潮。这种文学现象彰显了一种罕见的悖论格局——即先锋实验/通俗流行、个人书写/大众经验等诸多先在矛盾的概念在这部作品中被统一了起来。杜拉斯何以突破悖论格局而达至言说的最佳临界点？这与杜拉斯在文本中的姿态有关，也与文本内容，即“情话”的载体有关。
一、言说姿态的悖论——已经“老了”的“少女”
开篇第一句即“我已经老了”，奠定了全篇回忆性的基调。对自己少女时代爱情故事的言说，杜拉斯没有理想的激情与浪漫的幻想，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历经世事的老人，而对往昔的情人与少女时代的故事，采取了一种世故老成的言说姿态。杜拉斯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反崇高的。所谓崇高，是古希腊悲剧所建构的一种英雄气质，它呈现了人与命运抗争但最终败北的结局，却着力渲染在抗争过程中人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美好希冀、坚定信仰与不懈决心。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功用在于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情感，使这种感情得到宣泄（或净化）”a。自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彼特拉克以来，将爱情崇高化的文艺传统与诠释模式，便被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家们竞相搬弄敷衍。杜拉斯则一反传统基调，建构反崇高的爱情。她对爱情不再抱有热烈而单纯的幻想，而是用枯冷的笔调诉说往事，带着思辨性的观察潜入回忆，以绝对化的视角分割“自我”与“爱情”的概念，使其获得新的内涵与外延。
将爱情非崇高化的倾向，既是一种独特的叙述策略，也是一种利用消极性创造文本的写作风格。“消极主体”b的概念，自19世纪以来，于波德莱尔的文本中大量出现而备受关注，并不断为后世的写作者们激活、延续和改造。《情人》中的“我”，在回忆有关家庭、成长与感情的故事中，不断穿插对于“写作”“个人历史”“身体”“欲望”“死亡”等主题的探讨。在这里，“我”的“消极性”表现在一种宿命式的言说姿态，比如“我”认为“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c；对于自己的情人，“我”知道，他的命运会落入“我”的手中；而对于室友海伦，“我”以欲望之眼观看她近乎完美的身体曲线，可“我”的悲凉和无奈，来自海伦对于自己美而不自知的懵懂状态。
杜拉斯在《情人》中的身份角色，是一个世故老成的少女，其言说姿态带有宿命式的消极色彩。可在“消极”的表层叙述下，一个鲜活的“主体”却呼之欲出。“我”这个现实生活中、家庭成長过程中、琐碎日常生活中的受难者，却依旧保持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以特立独行的方式默默观想和揣度周遭的一切，投射出一个全新的“自我”世界。在这个“自我”世界中，“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遭际，并认为每一个不可选择之选择的毫无预兆的发生，其实都是“我”内在本来具有的、注定要经历和体验的部分。杜拉斯将世俗生活中的沧桑、不幸、贫困、毁誉、失去与分离进行了思辨性的重构，也以消极性的私语式诉说抵抗与消解成长的阵痛。迟暮之年的杜拉斯虽然容颜衰老，但她的自我意识无疑已在蹉跎的岁月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杜拉斯对《情人》的意义赋值也不仅仅是一段偶发的情爱书写，更是她重新发掘成长意义与自我意识的创造性过程，是她与生命和解的仪式。
二、“情”与“人”的分离——反爱情的爱情话语
杜拉斯在叙述的内容与形式上，都穿插了大量的悖论格局。如果说以世故老人的姿态言说少女往事给这个故事注入了强烈的思辨性和自我意识，也让言说方式焕然一新，那么，内容上的“反爱情”基调，也同样使这个故事脱颖而出，耐人寻味。
《情人》中的“我”强调跟情人在一起，并非出于“爱情”，仅仅出于“好奇”和“欲望”。这样的自白，显露了“情”与“人”的分离。“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到她的手中。”d在“我”平静的口吻中，“情人”的整体意象被虚化为“无情之人”，“我”失去了爱的对象。“我”遵循自我意识觉醒的指引，通过体验（experiment），来探寻自己身体与内心的真相。“情人”不再指代一种世俗语境下，以爱情为主导的情感体验模式，也不再形成任何一种以爱情维系和延伸的社会性关系。杜拉斯赋予“情人”独特的个人审美价值，将其转化为一种不落窠臼的“杜拉斯式”的成长体验方式。“情人”的子虚乌有（不在），恰恰显示了“自我”的在场。在与情人的互动里，“我想”“我要”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叙述空间，“我”在这个虚拟的“情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多重面相，获得了全新的自我感知与体认。 杜拉斯独特的爱情观，铸就了《情人》的情爱话语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寡淡无味的、庸常僵化的，而是复杂多变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多声部的。《情人》也不是一个精心建构、首尾相顾、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杜拉斯的爱情话语是不连贯的，她更像是在倾吐一段情绪、唤起几段思绪、勾勒诸般情境。在自我选择的独特爱情中体验被爱的感觉，用自我体验的快乐铸就一个私密的乐园，“我”在与情人幽会的公寓中体会到了与世隔绝的宁静、弃绝尘世烦恼的超然与忘却世俗生活琐碎的解脱感。
“爱情”“亲情”“自我”“欲望”“衰老”“死亡”等主题，是贯穿《情人》全篇的言说对象。这些命题恰恰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之河里的漩涡与暗礁，是成长中不可分割与无法回避的部分，是我们通向构建内在主体性道路上必将遭遇的“应许之地”。如果说，《情人》中湄公河彼岸的公寓是“我”可以忘却家庭暴力与成长创痛的情感乌托邦，那这部小说本身，則是杜拉斯用独特的自我意识建构起的一座诠释与对抗世俗生活命题的语言乌托邦。中国当代小说家苏童认为，小说家应该能让人们“顺从地被他们所牵引，常常忘记牵引我们的是一种个人的创造力，我们进入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天地，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亦真亦幻，人类的家园和归宿在曙色熹微之间，同样亦真亦幻。我们就是这样被牵引，就这样，一个人瞬间的独语成为别人生活的经典，一个人原本孤立无援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字覆盖了成千上万个心灵。这就是虚构的魅力，说到底，这也是小说的魅力”e。杜拉斯将我们从存在的应许之地带入她所构建的乌有之乡。这份独到的生命体验与热烈的想象既是个人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是世界的。
a 罗念生：《古希腊罗马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页。
b 罗纲：《浪漫主义哲学的力度与限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
cd 〔法〕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第43页。
e 苏童：《八百米故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8页。
参考文献：
[1] 罗念生.古希腊罗马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 罗纲.浪漫主义哲学的力度与限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3] 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苏童.八百米故乡[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批准号：20AZW015）中期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项目批准号：16JJD750019）中期成果
作 者： 张欣，南京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西方文艺理论。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