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理的旅程就像一次回溯。
　　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远门，坐了36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从江苏到云南，第二天又花36元钱从昆明到了大理。
　　当时整个世界对我而言都非常新颖，住青旅、和一帮刚认识的人围炉聊天，唱歌，说脏话，我欣赏那种背离主流价值的生活态度，觉得功名利禄那套俗透了。
　　几年后，我的生活迁移到香港，在一家氛围极其保守的新媒体公司写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每日朝九晚五，过得压抑。
　　入职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要坐班这件事，于是跑到九龍塘地铁站看人。
　　我站在那里，看到这座城市99%的人都穿得克制、体面，蹬着高跟鞋或者夹着公文包从身边走过的时候，所有人都面无表情。
　　我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绝望，没有思维乐趣，没有身心自由，被生活规劝，成了那99%当中的一员。
　　2015年3月，已经辞职的我再次来到云南，目的地是梅里雪山，途经大理，就绕到洱海边住几天。五年前留下深刻印象的双廊变得很发达，我站在街道上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产生出和九龙塘地铁站相似的恐惧。人们密集又踊跃地生长，最后却都没有了自己的面孔，我很快逃离大理，一天时间就赶到了偏僻的德钦县。
　　2017年4月，我第三次来到大理。因为采访的压力，我像一个背负了重壳的人，在别人眼里有着和大理非常格格不入的满面愁容。采访结束之后的深夜，我都会在古城的人民路上来回晃荡。有一些人，2010年的我会相拥喝酒，有一些人，2015年的我会害怕见到，2017年的我呢？觉得自己成了大理的陌生人，既不能苟同“必须在大城市买房”的取向，也无法理解“生命就该被美好地浪费掉”这样的论调。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是给予我相当程度时间自由和思维乐趣的记者职业，它让我观察到人们在这两岸之间的巨大漂泊，但也让我在内心分娩出更大的冷漠：在必须遵从大城市逻辑和隐身于乡野情怀之间，就真的没有第三种路了吗？
　　在香港，我看到过很多“积极的不自由”，人们在社会秩序极其稳定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角色分配毫无力量地生活；很多次旅途中，我也看到过很多“消极的自由”，很多年轻人举着手机在荒野之地碌碌无为，眼神空洞乏味，谈吐毫无色彩。但事实上这两种生活方式有区别吗？
　　在大理人民路踱步的深夜，我看见街边举着酒瓶三五成群起哄的年轻人，听见从酒吧里飘出的歌词大意是“我很失败但我很牛逼”的所谓民谣，会有些微小的慶幸。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然后通过痛苦的试验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最终没有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也让我不必游离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离开大理的那两天，天空不断下雨。于我，大理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时间名词，从一种纯粹的向往变成了一个包含警惕的复杂体。飞机离开地面，我想起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句子：“如果自由感不备于我的话，那么它将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