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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热衷于研究“金融脱媒”，后来又高谈“互联网金融”，但中国经济真正要应对的问题却是“金融脱实”。当金融业只是追逐资产的膨胀和利润的倍增，而资金对实体经济毫无兴趣，企业和个人都热衷于“炒钱”之时，这个世界上对GDP增长最具推动力的金融体系无疑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刻。
官方正在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今年初开始，中国货币政策的“官方口径”正从“适度宽松”转变到“定向宽松”，对实体经济“定向放水”成为各项金融新政的主要目的。看起来，饱受诟病的“货币超发”有望得以缓解，而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更会久旱逢甘霖。
而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金融体系中，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影子银行”体系早已构建了一个顽固而强大的“虚拟经济系统”，这里的利息是普通存款的数倍，所有的资金都无法抗拒。唯有这里，足以支撑着中国人的财富保值愿望，并且让每一名家庭主妇都过一把金融家的“瘾”。
但是，这种“金融脱实”的格局正在严重削弱中国的金融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金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努力，其效果难言乐观。因此，必须对“金融脱实”加以矫正，否则它将稀释任何改变中国经济旧有发展路径的可能，也将瓦解我们对个人财富的一切美好期待。
企业变得和热衷“理财”的家庭主妇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企业财务管理能力的提高，而是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上市公司首先掀起了这一轮中国企业的理财狂潮。《南风窗》特约记者在上交所网站检索发现，仅2014年8月，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就近60条，涉及的上市公司更是涵盖基建、汽车和公共服务“支柱型”行业。在公告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关键词，多数公司都特别强调“不会影响本集团主营业务发展”。
不论企业如何说明理财的“正当性”，大量资金不再用于再生产已是事实。其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购买金额都在5亿以上，不少更超过10亿。以长城汽车为例，其公告称，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而这个资金规模已占该公司去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14.28%。重庆水务也出手不凡，出资12亿购买了一款净年化收益率为5%的产品，这个收益率让人想起了每个月底和季末都会在网上关注银行理财产品的家庭主妇。
除“支柱型”企业外，另一个行业的加入更引人注目。从今年初开始，白酒行业开始在理财领域大显身手。8月初，洋河股份发布了全资子公司出资1亿元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并给出不超过15亿元的投资额度。此外，青青稞酒、今世缘、酒鬼酒等企业也纷纷拿出数亿资金加入了理财大军。白酒企业的出手比“支柱型”企业更狠。
中国企业最近的一次理财狂潮出现在次贷危机爆发和2008年“4万亿”推出之间的时间段。当时，外销受阻，投资乏力，包括家电在内的很多制造业企业纷纷拿出闲散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一时间引发了不小的市场震动。本轮理财狂潮中，制造业企业同样表现突出。
“上市公司可以算是优等生，它们都热衷于炒钱，这是危险的信号。”上交所咨询专家、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企业投资愿望不足，说明了实体经济的低迷，国家必须引起重视。
“这几年来，一直是银行求着企业贷款。”一位长三角城商行的企业业务经理对《南风窗》特约记者说，有时候，企业闲置资金很多，但银行客户经理却有完成贷款的任务，企业财务人员有时会抱怨，“管钱比借钱还要压力山大”。该经理还说，除了投资环境不佳之外，地方反腐愈演愈烈，很多地方国企的负责人在这个时点不敢花钱，不敢投资，最后发现在银行买理财产品最安全。
除了企业之外，个人“炒钱”大军的热情从未衰减。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第三方理财公司、私募基金和信托公司的“专员”和银行客户经理们一起，组成了庞大的资金产品销售团队。“专员”们很多都入世未深，也缺乏投资常识，一个月前可能还在地产中介上班，但这不影响他们的理财产品销售业绩。
因为对个人投资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收益，而不是其他。广东一家第三方理财机构的销售人员刘宇对《南风窗》特约记者说，一款理财产品刚一推出，便卖了6000万，年化收益为12%，相当于同期银行存款的3至4倍。“客户关心的是收益，其次才是安全。”刘宇说。
“理财产品”是个模糊的定义，但简单来说，就是个资金通道。比如内地一家煤矿和房地产项目需要融资，便会找到东部的一家机构，比如私募基金和信托公司，然后该机构会制作一个融资计划，然后把融资计划切割成理财产品，由刘宇所在的这种理财公司代销，最终卖给普通投资者，而投资者通过购买这个产品也等于实现了对这家煤矿或地产项目的投资。
融资的过程简单，但不简单之处在于机构和监管的博弈。比如，我国的金融法律要求信托投资门槛是100万，但一些机构会把门槛降低，以扩大销售面。但这却违背了监管部门希望把信托风险控制在小规模“富人”之中的立法目的，因而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但如今，对隐患和风险的担忧已让位于对收益和佣金的渴望，投资者和中介结构共同助推着这一轮理财狂潮。
理财的资金去了哪里？答案并没有变。刘宇所在的理财机构曾为贵州、山西等地煤矿的融资产品进行代销。目前，煤炭价格下滑，加之主要产煤地政局动荡，资金投向只剩下了房地产。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刘宇甚至还极力推荐记者购买一款30万起售的理财产品，投资标的是深圳北部的商业物业。
“我们投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并购基金，并购的都是最具升值潜力的商业物业。”因高强度的电话营销，刘宇喉咙沙哑，说出这段自相矛盾的话，他不以为然。 王涛是东部沿海一家私募基金的董事，他曾在四大行工作，当年打下的人脉资源大大增加了王涛公司的募资便捷度。目前，王涛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熟识的银行，一部分来自于自己认识的企业家。如果有内地的项目要融资，王涛的私募公司会立即做一个方案，然后银行的资金和企业家的钱都会进来。公司成立不到半年，已帮人募资近亿。
王涛公司操作的内地项目绝大多数都是房地产。王涛举了一个例子，中部某地级市风景秀美，曾希望打造一个休闲保健产业园区。当地招商时，曾有沿海的药业公司希望拿地搞项目。尽管药业公司的真实目的也是炒地皮，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因为他们到了当地发现，已先期入住的企业主要是沐足和桑拿，下一步要炒概念都炒不了。“产业升级是个筐，什么都乱装，最后都是房地产。”王涛说。
此外，《南风窗》特约记者也从一些私募机构了解到，尽管公司很多项目都和房地产有关，但在给媒体的宣传稿和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材料之中，绝对不能提到“房地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在口径上从未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在推广和宣传上要有所考虑；另一方面，用“新兴产业园区”和“内需”等对项目进行包装，甚至打出“扶植中小微企业”和“产业升级”的旗号，更会增大获得相关牌照的可能。
但是，一个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这里的项目一定不能碰，除了泡沫，什么都没有。”从西南某中心城市回来，王涛松了一口气。他所指的泡沫并不是房地产，而是金融业。他解释，这座城市曾以负债高企而著称，在这里，担保公司众多，很多公职人员会介入债务纠纷。一些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费已高达10个点，而全国平均水平不过3个点。10%的担保费，加上8%至10%的贷款利率，意味着贷款成本为18%以上，要么是资金已经对实体企业失去最后的兴趣，要么是当地的灰色金融病入膏肓。这样的情况，谁敢进？
可以说，作为资金“终端消化器”的房地产行业已严重过载，危险的信号正在释放。当长袖善舞的民间金融家开始对“暴利”裹足不前的时候，击鼓传花的房地产融资游戏，可能面临终结。
“房地产已经掏空了中国经济。”董登新毫不讳言。
在国家层面，改变的信号正在被释放。从今年开始，从国务院到各个金融管理部门，谈得最多的内容便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扶植中小微企业，并降低它们的融资成本。在货币政策上，“风向”已明显改变，金融官员对媒体热衷于谈论“定向宽松”，而不是2013年以前的“适度宽松”。
所谓“定向宽松”，关键在于“定向”，即针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开闸放水”。今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这些更加靠近“中小微”的基层中小银行可以减少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而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中小微企业。继该次 “定向降准”之后，央行又多次利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实体部门的融资。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真正进入了“定向宽松”的通道。
不过，业界对“定向宽松”的效果看法不一。实际上，中国货币政策的“软肋”不能被忽略，即在利率“双轨制”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会被严重削弱。简单理解，即在金融机构没有实现多元化和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特权贷款者有“政府关系”或者政府信用的担保，它们更容易贷款，也更能以低利率贷款。而真实的市场利率却很高，普通企业需承担很高的融资成本，它们拿到的贷款已是被层层加价的“二传手”。因此，通过“定向宽松”释放的资金同样可能进入这个“双轨”渠道，而不是直接流向终端，最终政策效果也被大打折扣。
抛开因特权而生的利率“双轨制”，即便从“钱之常情”来说，“定向宽松”的效果同样值得商榷。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机构经济学家对《南风窗》特约记者说，钱都是朝利率高的领域走，这个普遍规律，不会因政策而改变。“三农”相关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利润本来就很低，能给出的利率远不如房地产，那么可以肯定只要房地产行业还能继续运转，这些“定向宽松”而释放的钱，不少都会通过隐秘渠道进入地产行业。“解决之道是让这些企业过得更好，能赚更多钱，更高的利润，那么银行自然会求着它们要贷款。”
一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已从商品蜕变为了投资品，这个行业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虚拟部门。可以说，这个行业是中国“金融脱实”机制得以运行的发动机。但除了重视这个虚拟经济部门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之外，“坏的实体经济”同样不容忽视，它们会对 “好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融资挤压效应。
董登新表示，以银行贷款为例，综合统计数据和业界估算，目前中国银行业大约有20%的贷款是作为个人购房贷款沉淀在房地产之中，这些贷款主要都在15年以上。而最大的份额，即至少有50%的银行贷款主要贷给了国有企业，这些贷款的期限同样很长，很多只要求如期付息，而还本则遥遥无期，因此贷款“被沉淀”严重。这些国企相当多的都是过剩产能，属于“坏的实体经济”。“除开房地产和国企，中国的银行贷给从事实业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能只有总贷款量的10%。”董登新说。
“金融脱实”的危害迫在眉睫，而改变“虚拟部门”和“坏的实体经济”更阻力重重。金融改革，需要的恐怕不再是具体政策的修补，而是重新组合旧有的利益格局和重构体系的框架。
（文中王涛、刘宇为化名）。
官方正在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今年初开始，中国货币政策的“官方口径”正从“适度宽松”转变到“定向宽松”，对实体经济“定向放水”成为各项金融新政的主要目的。看起来，饱受诟病的“货币超发”有望得以缓解，而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更会久旱逢甘霖。
而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金融体系中，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影子银行”体系早已构建了一个顽固而强大的“虚拟经济系统”，这里的利息是普通存款的数倍，所有的资金都无法抗拒。唯有这里，足以支撑着中国人的财富保值愿望，并且让每一名家庭主妇都过一把金融家的“瘾”。
但是，这种“金融脱实”的格局正在严重削弱中国的金融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金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努力，其效果难言乐观。因此，必须对“金融脱实”加以矫正，否则它将稀释任何改变中国经济旧有发展路径的可能，也将瓦解我们对个人财富的一切美好期待。
“炒钱”大跃进
企业变得和热衷“理财”的家庭主妇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企业财务管理能力的提高，而是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上市公司首先掀起了这一轮中国企业的理财狂潮。《南风窗》特约记者在上交所网站检索发现，仅2014年8月，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就近60条，涉及的上市公司更是涵盖基建、汽车和公共服务“支柱型”行业。在公告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关键词，多数公司都特别强调“不会影响本集团主营业务发展”。
不论企业如何说明理财的“正当性”，大量资金不再用于再生产已是事实。其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购买金额都在5亿以上，不少更超过10亿。以长城汽车为例，其公告称，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而这个资金规模已占该公司去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14.28%。重庆水务也出手不凡，出资12亿购买了一款净年化收益率为5%的产品，这个收益率让人想起了每个月底和季末都会在网上关注银行理财产品的家庭主妇。
除“支柱型”企业外，另一个行业的加入更引人注目。从今年初开始，白酒行业开始在理财领域大显身手。8月初，洋河股份发布了全资子公司出资1亿元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并给出不超过15亿元的投资额度。此外，青青稞酒、今世缘、酒鬼酒等企业也纷纷拿出数亿资金加入了理财大军。白酒企业的出手比“支柱型”企业更狠。
中国企业最近的一次理财狂潮出现在次贷危机爆发和2008年“4万亿”推出之间的时间段。当时，外销受阻，投资乏力，包括家电在内的很多制造业企业纷纷拿出闲散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一时间引发了不小的市场震动。本轮理财狂潮中，制造业企业同样表现突出。
“上市公司可以算是优等生，它们都热衷于炒钱，这是危险的信号。”上交所咨询专家、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企业投资愿望不足，说明了实体经济的低迷，国家必须引起重视。
“这几年来，一直是银行求着企业贷款。”一位长三角城商行的企业业务经理对《南风窗》特约记者说，有时候，企业闲置资金很多，但银行客户经理却有完成贷款的任务，企业财务人员有时会抱怨，“管钱比借钱还要压力山大”。该经理还说，除了投资环境不佳之外，地方反腐愈演愈烈，很多地方国企的负责人在这个时点不敢花钱，不敢投资，最后发现在银行买理财产品最安全。
除了企业之外，个人“炒钱”大军的热情从未衰减。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第三方理财公司、私募基金和信托公司的“专员”和银行客户经理们一起，组成了庞大的资金产品销售团队。“专员”们很多都入世未深，也缺乏投资常识，一个月前可能还在地产中介上班，但这不影响他们的理财产品销售业绩。
因为对个人投资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收益，而不是其他。广东一家第三方理财机构的销售人员刘宇对《南风窗》特约记者说，一款理财产品刚一推出，便卖了6000万，年化收益为12%，相当于同期银行存款的3至4倍。“客户关心的是收益，其次才是安全。”刘宇说。
作为资金“终端消化器”的房地产行业已严重过载，危险的信号正在释放。当长袖善舞的民间金融家开始对“暴利”裹足不前的时候，击鼓传花的房地产融资游戏，可能面临终结。
“理财产品”是个模糊的定义，但简单来说，就是个资金通道。比如内地一家煤矿和房地产项目需要融资，便会找到东部的一家机构，比如私募基金和信托公司，然后该机构会制作一个融资计划，然后把融资计划切割成理财产品，由刘宇所在的这种理财公司代销，最终卖给普通投资者，而投资者通过购买这个产品也等于实现了对这家煤矿或地产项目的投资。
融资的过程简单，但不简单之处在于机构和监管的博弈。比如，我国的金融法律要求信托投资门槛是100万，但一些机构会把门槛降低，以扩大销售面。但这却违背了监管部门希望把信托风险控制在小规模“富人”之中的立法目的，因而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但如今，对隐患和风险的担忧已让位于对收益和佣金的渴望，投资者和中介结构共同助推着这一轮理财狂潮。
都去房地产
理财的资金去了哪里？答案并没有变。刘宇所在的理财机构曾为贵州、山西等地煤矿的融资产品进行代销。目前，煤炭价格下滑，加之主要产煤地政局动荡，资金投向只剩下了房地产。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刘宇甚至还极力推荐记者购买一款30万起售的理财产品，投资标的是深圳北部的商业物业。
“我们投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并购基金，并购的都是最具升值潜力的商业物业。”因高强度的电话营销，刘宇喉咙沙哑，说出这段自相矛盾的话，他不以为然。 王涛是东部沿海一家私募基金的董事，他曾在四大行工作，当年打下的人脉资源大大增加了王涛公司的募资便捷度。目前，王涛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熟识的银行，一部分来自于自己认识的企业家。如果有内地的项目要融资，王涛的私募公司会立即做一个方案，然后银行的资金和企业家的钱都会进来。公司成立不到半年，已帮人募资近亿。
王涛公司操作的内地项目绝大多数都是房地产。王涛举了一个例子，中部某地级市风景秀美，曾希望打造一个休闲保健产业园区。当地招商时，曾有沿海的药业公司希望拿地搞项目。尽管药业公司的真实目的也是炒地皮，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因为他们到了当地发现，已先期入住的企业主要是沐足和桑拿，下一步要炒概念都炒不了。“产业升级是个筐，什么都乱装，最后都是房地产。”王涛说。
此外，《南风窗》特约记者也从一些私募机构了解到，尽管公司很多项目都和房地产有关，但在给媒体的宣传稿和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材料之中，绝对不能提到“房地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在口径上从未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在推广和宣传上要有所考虑；另一方面，用“新兴产业园区”和“内需”等对项目进行包装，甚至打出“扶植中小微企业”和“产业升级”的旗号，更会增大获得相关牌照的可能。
“金融脱实”的危害迫在眉睫，而改变“虚拟部门”和“坏的实体经济”更阻力重重。
但是，一个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这里的项目一定不能碰，除了泡沫，什么都没有。”从西南某中心城市回来，王涛松了一口气。他所指的泡沫并不是房地产，而是金融业。他解释，这座城市曾以负债高企而著称，在这里，担保公司众多，很多公职人员会介入债务纠纷。一些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费已高达10个点，而全国平均水平不过3个点。10%的担保费，加上8%至10%的贷款利率，意味着贷款成本为18%以上，要么是资金已经对实体企业失去最后的兴趣，要么是当地的灰色金融病入膏肓。这样的情况，谁敢进？
可以说，作为资金“终端消化器”的房地产行业已严重过载，危险的信号正在释放。当长袖善舞的民间金融家开始对“暴利”裹足不前的时候，击鼓传花的房地产融资游戏，可能面临终结。
“房地产已经掏空了中国经济。”董登新毫不讳言。
坏的实体经济
在国家层面，改变的信号正在被释放。从今年开始，从国务院到各个金融管理部门，谈得最多的内容便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扶植中小微企业，并降低它们的融资成本。在货币政策上，“风向”已明显改变，金融官员对媒体热衷于谈论“定向宽松”，而不是2013年以前的“适度宽松”。
所谓“定向宽松”，关键在于“定向”，即针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开闸放水”。今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这些更加靠近“中小微”的基层中小银行可以减少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而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中小微企业。继该次 “定向降准”之后，央行又多次利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实体部门的融资。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真正进入了“定向宽松”的通道。
不过，业界对“定向宽松”的效果看法不一。实际上，中国货币政策的“软肋”不能被忽略，即在利率“双轨制”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会被严重削弱。简单理解，即在金融机构没有实现多元化和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特权贷款者有“政府关系”或者政府信用的担保，它们更容易贷款，也更能以低利率贷款。而真实的市场利率却很高，普通企业需承担很高的融资成本，它们拿到的贷款已是被层层加价的“二传手”。因此，通过“定向宽松”释放的资金同样可能进入这个“双轨”渠道，而不是直接流向终端，最终政策效果也被大打折扣。
抛开因特权而生的利率“双轨制”，即便从“钱之常情”来说，“定向宽松”的效果同样值得商榷。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机构经济学家对《南风窗》特约记者说，钱都是朝利率高的领域走，这个普遍规律，不会因政策而改变。“三农”相关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利润本来就很低，能给出的利率远不如房地产，那么可以肯定只要房地产行业还能继续运转，这些“定向宽松”而释放的钱，不少都会通过隐秘渠道进入地产行业。“解决之道是让这些企业过得更好，能赚更多钱，更高的利润，那么银行自然会求着它们要贷款。”
一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已从商品蜕变为了投资品，这个行业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虚拟部门。可以说，这个行业是中国“金融脱实”机制得以运行的发动机。但除了重视这个虚拟经济部门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之外，“坏的实体经济”同样不容忽视，它们会对 “好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融资挤压效应。
董登新表示，以银行贷款为例，综合统计数据和业界估算，目前中国银行业大约有20%的贷款是作为个人购房贷款沉淀在房地产之中，这些贷款主要都在15年以上。而最大的份额，即至少有50%的银行贷款主要贷给了国有企业，这些贷款的期限同样很长，很多只要求如期付息，而还本则遥遥无期，因此贷款“被沉淀”严重。这些国企相当多的都是过剩产能，属于“坏的实体经济”。“除开房地产和国企，中国的银行贷给从事实业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能只有总贷款量的10%。”董登新说。
“金融脱实”的危害迫在眉睫，而改变“虚拟部门”和“坏的实体经济”更阻力重重。金融改革，需要的恐怕不再是具体政策的修补，而是重新组合旧有的利益格局和重构体系的框架。
（文中王涛、刘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