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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及其应征作品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前小说理论和创作的一次重要探索。活动从甲午战后时势出发，明确要求作品关注鸦片、缠足、时文等社会弊病。格致散人及其《达观道人闲游记》为应征者中翘楚。格致散人参与了格致书院考课、广学会五省征文、傅兰雅小说征文等一系列征文活动，多获佳绩；其作品在叙事时间、叙事视角、情节结构与内容、先在文本运用等方面亦有创新。但小说观念与创作未脱与传统系连，革命有待来者。
关键词：傅兰雅；储桂山；时新小说；格致书院；南洋公学
光绪二十一年（1895）5月至9月，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在《申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和《教务杂志》等刊物发起“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征求揭露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且提出救治良方之时新小说的有奖竞赛。此次竞赛在甲午战后，人心求变革、维新思潮风起之时发动，接续上海格致书院考课和传教士征文，尤其是广学会五省征文之传统，颇受时人关注。共有逾150位应征者递交了162种作品，可谓规模较大的共时性、同主题的小说创作。最终，20种作品及其作者获得名次与奖金。该活动应征作者与作品的研究，因傅兰雅当时出版计划的搁置，手稿的“散佚”，曾一度缺位。2006年，应征作品手稿在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重现。2011年，结为14册《清末时新小说集》出版，收录作品150种（含获奖作品15种）。《清末时新小说集》为原稿影印，巨细靡遗，保留了所有稿件的原始状态，为今人了解这批征文参与者的情况提供了可贵信息。
该批应征者的特殊之处在于多为浸润西学的普通读书人。这些从传统小说读者转换而来的作者，在过去的小说史中自不会被注意，却倚赖傅氏的征文而得到价值重估，为彼时普通读书人的小说理解与写作保留了历史样本。而以该次征文作者为代表的普通读书人，极可能正是其后“新小说”的重要读者。其写作呈现的对小说写作传统和小说功能认识的深化或突破，部分反映了“新小说”的社会基础，预示着“新小说”成功的可能。
可惜的是，真正能被查考到的作者数量与资讯甚为有限。下层而非精英，识字但籍籍无名，是该批应征者的重要特征。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因当年傅兰雅的征文、今日《小说集》的出版，几乎不会被后人知道其曾经存在过，曾经以相当的热情对其所处社会发声，曾经以独特的写作承载过对文学、对小说的理解。不过，其中也有为数不多却雁过留声者，第七名作品《达观道人闲游记》作者格致散人便名列其中。
《达观道人闲游记》上下两卷共十四回，上卷自署为“寄居雉水格致散人”，下卷文前题有“扬州府泰州学优行生储桂山著，号馨远，外号格致散人，寄居如皋县北门丁家巷”。可知作者真实姓名为储桂山。
储桂山，字馨远，号格致散人，后更名丙鹑，字星远，江苏泰州人。道光《扬州府志》、《民国续纂泰州志》、《民国泰县志稿》无传。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亦甚零散。储桂山曾是格致书院课艺、广学会五省征文的榜上人，应征作品又获傅兰雅肯定。参与征文后，其经历多涉西学时政。此人及其小说作品，可谓该批应征者中文人群体考察的良好范本，颇见彼时普通读书人涉猎中西之学，参与时务，经世致用之深心。而其小说征文作品，又呈现出古今中西拘牵、交织之情实，可视为应征作品的典型面目。故笔者勉力追踪，撰为考述。
一、参与征文与发表论说
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储桂山就学于上海格致书院，热衷参与征文活动，并于报章发表论说。
上海格致书院为传教士麦都思之子麦华陀于同治十三年（1874）创设，其性质介于传统书院与教会学校之间，由西人董事与华人董事共同执掌院务。光绪十一年（1885），王韬受聘为该院监院，傅兰雅建议其创行士子从事西学新知之考课（包括季课和特课），“促使中国知识分子（Chinese literati）基于实用目的学习西方各种知识”，故与传统书院以科举考试的时文诗赋内容为考课主旨有别。傅兰雅与王韬虽采取了考课的固有形式，却遍请中国懂得或热心科学和时务的大员（南洋大臣、北洋大臣、按察使、道台等）与士绅命题、阅卷和奖励优胜者，课题诱导新知识之讨论与理解，时务局势之分析与批评。至于奖项设置，则将事实上的一等、二等、三等，略一更名而称超等、特等、一等，以慰勉得奖者，增加吸引力。
光绪十二年（1886）起，该项举措为王、傅二人一力贯彻。每届课艺前后，课艺的题目与部分优胜文章均由书院刊登在《申报》、《字林西报》等当地报纸上。得益于考课者们的开放态度以及报刊襄助，格致书院考课名义上为一校之课艺，实“与海内人士结文字缘”，无院墙限制，类似面向社会的命题征文。一时间，应试之作纷至沓来。在王韬主持的1886至1894凡九年间，格致书院考课46次，出88题。即便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韬殁后，书院考课依然继续，转由赵元益监理。只不过1895年后的课卷未再结集。而在王韬主持考课的十二年间，刊出书院课艺十三册，保存了1886至1893年名列前茅之优秀课卷。光绪二十年（1894）的课艺则由赵元益编辑刊印。故此，后人论及格致书院课艺也多以此刊行者为依据。
自光绪十八年（1892）格致书院秋季特课起，储桂山在格致书院考课共得奖29次，其中，超等10次，特等11次，一等8次。浏览历年课题，可见储桂山得奖之课艺内容已涵盖天文、地理、文字、教育、人才、经济、社会、农业、医学、军事、法律等多方面，惜课卷多不传。1893年秋季正课，储桂山取得格致书院考课超等第三名。其获奖课卷有赖王韬编辑出版之《格致书院课艺》得以留存。该次课题为《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以俾国家商民均沾利益论》，命题人与阅卷人正是傅兰雅。
文中，储桂山（自署“扬州府泰州学优附生”）指出纱布之利乃中国本有，但纺织机粗陋，通商互市后，与西方比较，相形见绌。纺纱局、织布局虽设立十余年，而官商人股者未能获利，筹办之人反而贴补颇多。其原因在筹办不得法，仅仅袭用西人皮毛，而不知其根本。有鉴于此，储氏综括“近日纺织两端，其筹算之方，有急宜举办者六，必欲变更者四，力求相辅者三，果能如法施行，则有利益于国家者五，有利益于商民者十”，而条分缕析。其中所谓急宜举办的，有广植棉种、广用机器、广设分局、统算出入、讲求新法、立票营运；所谓必欲变更的，有减轻货税、联络官商、考试匠工、严修火政；所谓力求相辅的，则是添制造局、开煤炭矿、广营运路。在达成上述诸项后，则国家、官商以及百姓皆可获益。其立论背景是中西经营法之互较，却非发诸空言。如阐述防弊防火之重要，引入发生于不久前的上海织布局大火事；说明广设纺纱织布局对吸收社会闲散劳动力的好处时，又云“不至以旧金山等处为乐土”，与彼时甚兴的在美华工淘金事作比较。 此文有理有据，文质兼重，傅兰雅评日“虑周藻密，题蕴毕宣”，定为该期“探花”。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忠倚将之题名《纺织二十五策》，收入所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六“户政三理财下”，列于格致书院吴佐清同题课卷与梁启超《说橙》之间，又可谓时人对储氏课艺文质的再度认可。
又据前述可知，格致书院课艺超出了某一教学机构课程考核的范围，而成为当时西学传播、普及甚至上层精英与普通学子互动的重要平台，造成了颇为积极正面的社会和舆论影响。影响之一，便是启发了广学会五省征文。
光绪二十年七月（1894年8月），李提摩太接手广学会事务三年后，在《万国公报》第67卷刊登《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进行五省征文。此活动发生在傅氏征文前半年多，与格致书院的考课有关联，对傅兰雅组织的竞赛别具意义。
征文启事详细交代了李提摩太此次征文活动的缘起、目的。正是格致书院考课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李提摩太，他在阅读选刊的格致书院课卷后，叹服“所命题目，或关时事，或采西书，诸宪达变通权，良可钦佩”，故“益信华士多才，鼓舞而裁成之，有不可限量者也”。因此，当恩科之年，踵武书院考课，进行了这次旨在推广新学的征文。
五省征文大致延续了考课的思路。鉴于“夫士习随大吏之提倡为转移。农工商贾之流，又视读书明理者之向背以为标准”的基本判断，将征文的需求与合理性的论述集中在呼吁士人的社会责任上。这不但契合李提摩太期待的应征者身份，也透露出与书院考课类似的、通过征文借鉴各国良法，裨补时政，为上层建言献策的目的。该目的在五省征文启事中并未直接点明，而在《开筑铁路，鼓铸银钱，整顿邮政，为振兴中国之大纲论》、《维持丝茶议》、《江海新关考》、《禁烟檄》、《中西敦睦策》等五题及其附注中则得到凸显。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万国公报》第74卷《广学题名》中，按照次序刊登了各省前十四名，共五十名获奖作者。此名录亦见于当年2月5日的《申报》。比照《格致书院课艺》目录作者与此名录，重合者计十一人。储桂山同样表现不俗，获江苏省第四名。尽管其文未见流传。不过，相对格致书院每届课考相对单一的主题、可有选择地写作，五省征文要求上述五题全做，总计四五千字，突出了论题的多样性、综合性，对应征者的西学素养、识见以及现实关注之广度深度有更高要求。储桂山有此斩获，足见功底扎实。
同年，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储桂山一举摘得第七，排名仍旧靠前。故就目前考察结果，储桂山是唯一一个在格致书院课艺、广学会五省征文和傅兰雅小说征文这一系列有承继关系的征文中皆位居高榜者。
实际上，在与上述征文差不多时段，储桂山至少还参与了宁波辨志精舍（又称辨志文会、辨志书院）考课8次，于天文、算学、史学、舆地等科目获得佳绩；投入上海求志书院考课9次，在掌故、词章等科皆有上佳表现，1894年夏季且同时获得掌故超等与词章一等。
因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十余年间，储氏不仅精研格致之学，亦涉猎天算、史学、词章等传统学术，至少获得过考课征文奖项46次，且多列高等，过关斩将，实非偶然。
积极用心参与社会各种形式征文之外，储桂山也于新式报刊、尤其是格致新学刊物如《格致新报》上立论发言。《格致新报》于1898年3月13日创刊（旬刊），同年8月停办，共出16期。该刊通过翻译《美国学问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报》、《法文博学报》等报章上的文章，向中国及时报道西方各国的科技发展动态和最新成就。该刊第14册（1898年7月19日）载有储桂山《论专习算学之弊》，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西学格致诸门，必须兼通浅近算理，非谓算学精通即可以该格致诸学。”近世老师宿儒因迫于时势不得不学西学，却又掩耳盗铃，认为“西学实本于算学，算学实本于中国”，于是言西学者“皆以算学为急务，一若天文地质电光化气，以及制造诸学，皆由此出焉”。储桂山批判此等迷思，强调重视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参阅傅兰雅《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对算学的一段评价：
诸学以算学为起首工夫，违此则不能前进，盖算学为各学之根本，算学不明，则诸理难解，故不可不先习也。算学又以数学为首，明乎数学，始可进习代数、几何、三角、八线诸算学。是学算宜以数学为先也。算为中国古学，六艺之中，数居其一。今之科场，亦以考取算学为重，人亦何惮而不学耶？且算之为学，节节可以致用。非若他学，必待学全而始有用。……或以为算学与格致似居两途，不学算亦可径习他学。殊不知格物务在明理，格物之理，多赖算学证明。不明算即不明理，学之能无疑义乎？……夫西人肄业以三事为不可少：一、识字读书，一、写字作文，一、熟练数学。三事精通，始可进习他学。华人肄业，亦宜仿行此意，毋以涉猎为也。
储桂山对算学的理解可谓在跟乃师唱对台戏，其思辨的能力和勇气，以及对西学认识与接受的自觉与宏观，都令人印象深刻。
同时，作为《格致新报》“答问”栏目的拥趸，储桂山在第2册（3月22日）、第10册（6月9日）、第11册（6月19日）、第12册（6月29日）各发数问，贡献了所有242问中的19问，涉及生物、物理、军事、天文、医学、应用科学等多门西学知识。其问题中尚包括“犬有鼻何以甘食人粪”、“相面之法有无道理”、“西方有无此法”、“西人如何测量脑门知人聪明与否”、“空中挂龙（或指龙卷风）与吸水的关系”等颇具生活气息的有趣问题。从这些话题又可管窥储桂山不唯学习西方格致之学，且学以致用，以之观察、思考与解释日常生活的积极态度。
二、求学特班与编述新知
基于上述治学趋向，也就不难理解储桂山之所以成功报考南洋公学特班并就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推行新政，恢复戊戌政变后罢废的经济特科。南洋公学添设特班，经盛宣怀允准，“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梁栋之材”，旨在“以待成才之彦士有志西学”，其中特别优秀者，即可保送经济特科。盛宣怀寄望其“专志政学，不兼涉艺学，尤以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器识以正谊明道为宗，志趣以遗大投艰为事，经济以旷世济物为怀，文章以切理餍心为贵”，“学成之后，能如曾（曾国藩）、李（李鸿章）二星”。正是在“为将来造就桢干大才之用”的培养目标下，该班生源要求严格，“所取必须品学合格”，“断不稍涉泛滥”。1901年5、6月，特班进行了两次招考，经过初试、复试；口试、笔试，国文、策论的层层考核，储桂山等42人被录取。 1901年夏，储桂山入读南洋公学特班。特班课程分前后两期，初级功课为英文、算学、格致化学；高级功课还包括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该班总教习为蔡元培。蔡氏为学生开列了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文学、伦理、论理等科目，由学生自行选择一二门后，为学生制定必读书目与阅读顺序。学生据此日课，写笔记交蔡氏批阅。此外尚有月课，如九月、十一月所出为“论秦汉重农抑商”、“论刑逼招供之非理”、“论法人占土耳其弥低偏海岛”、“说恕”、“拟中国地方自治之制”、“论绅权之关系”、“欲以孔子之说组织一祖先教试条其大义”、“论小学校当注重理科”等课题，涉及法律、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等多领域。固定课程、课外阅读与考课，多头并进，特班课业并不轻松。
求学过程中，储桂山与邵闻泰（力子）、黄炎培（任之）、李广平（叔同）、谢澄（无量）、林大同（同庄）、郭弼（奇远）等同学往还。储桂山为年最长者，但颇勤奋。
谢无量曾回忆：
奇远及泰州储馨远据余之东室，林同庄、李叔同据余之西室，日相见也，夜相闻也。余齿视诸子为少，惟馨远年最长。同庄则奇远之里人，悦达贯时务。叔同攻文艺、篆印，后忽出家为僧，当世所称弘一大师者也。每中夜，同舍皆酣睡，奇远犹与馨远讽外国书，声琅琅彻垣。居平考校百家然否，著书不能自休。
就月课成绩而言，储桂山处特班中等。但特班教育中西并重，蔡元培还鼓励学生阅读外文书籍，与储氏前此对格致之学的关注及思辨甚是契合。储氏求知若渴，讽诵外国书至中夜，便在情理中。
1902年11月，“墨水瓶事件”引发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特班14位学生集体退学，追随蔡元培进入爱国学社，特班也随之停办。储桂山虽未退学，但风潮中，南洋公学除师范及附属小学外，各班学生同时因事散学。但其后散学之各班学生，除特班外均归校。储桂山也应曾离校，之后是否以特班生毕业便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储桂山已以南洋公学国文教员兼任该校斋务长。推测其当在南洋公学有年，或完成学业后即留校也未可知。至于储氏在南洋公学任职年限暂不可考，但起码民国六年（1917），《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册刊发，储丙鹑之名已见于“退任职员姓氏录”，则能侦知至少此年，储氏已离校。至于所谓“退任”是退休、离职抑或其他，则无法臆断。
然储桂山今世留名，主要因其扩展经世文编，辑《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又名《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三十卷，有光绪廿八年（1902）义记书局石印本；撰《新时务通考》四卷，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富强斋书局石印本。二书皆传世。
其实，在教科书编撰上，储桂山亦曾颇为用力。二十世纪初，储桂山大致编纂过以下数种中小学教材：《理学教科书·普通问答教科书四种》，有南洋公学1902年本；《掌故时务教科书》六卷，三十六章，二百四十课，有光绪三十年（1904）印本；《（初等小学）乡土地理模范教科书》，有震东学社1906年本。此外，储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编写《初等小学文法》，呈学部审定，惜未获通过，原书发还。不过，上述著述署名已皆为“储丙鹑”，故后世多不与储桂山系连。
《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又名《续经世文新编》）三十卷，张謇《序》指出，由于麦氏《新编》刊行已五载，“识时俊杰之议论渐积成帙，充满于案头，而纷乱不可检读者，指不胜屈”，因此储桂山“与同门友续辑是编……体例与新编异，而命之续集者，便旧名也”。既有同门，则编纂之时，储桂山应尚在特班学中。是书30门，参酌西方学术分科与纲目，大约难免受到格致书院考课、南洋公学特班教育背景之影响。
同时，南洋公学特班教学中，蔡元培于1901年11月28日曾定“特班编纂学科”，于30日又“以编纂例示诸生”。是年，南洋公学教员张相文（1866-1933）也出版了最早的、影响颇著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两种地理教材。则1902年储桂山之编成《理学教科书》与其后关注教科书的撰著，或肇始于特班学习，或为南洋公学教材编纂风气所笼罩。
《新时务通考》（一名《壬寅年新时务通考》）出版于1903年，已在特班解散后。是书搜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报章所载时事而成，分大事考、政治考、经济考、实事考四种。仿照纲目体例，按年月先后记述各国重大事件，及时局、内政、外交、文事、武备、理财、通论、史事等重要史实，并于《实事考》末附《辛丑和约》。考虑到1902年3月，特班学生开始学习和文汉读法。该月月课题且有“《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而“墨水瓶事件”之深层原因正是南洋公学国文教习郭镇瀛禁止学生阅读新书和《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而造成师生紧张关系。故征诸是书编纂渊源，也绕不过格致书院与南洋公学特班的日常训练。
但《新时务通考》之编辑，储桂山自有怀抱，其序言道：“今日之时务，即异日之掌故也。凡学问之尝贵古，而时务则贵新。经此由壬寅而癸卯而甲辰，进推而下，揆皆仿兹前例而行之，当不失时务之正轨。”则储氏关注、写作、编辑达于时事、经纶世务之论说，实有为当世资治、为后世通鉴之衷阃。即今返观，储桂山瞩目实学，经世济用之心也早露端倪，且一以贯之。上述自叙对学问古今新旧的认识，何尝不见于其征文与报章论说？储氏于二十世纪初编纂书籍之侧重，又未尝不是19世纪末求知与写作轨迹的某种延续。
三、古今交融的“道人闲游”
对实学研究目的、学问知识新旧认识的高度自觉，同样见于储桂山的“时新小说”应征作品。尽管与储氏前后的写作相较，《达观道人闲游记》是文体相对特殊的文本。至少，笔者尚未发现储桂山其他的小说写作。
《达观道人闲游记》十四回，上下卷。就体例而言，以浅文言写就，有七言对句回目，每回前皆有“歌日”领起篇首，并以“却说”开头、“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同时文中时见“正是”引起的联句、“有诗为证”等引出的韵语。可以说，该作较为严格地遵从了传统章回小说的体制。 是书主人公为王世英，外号达观道人，扬州府泰州白米镇人。王世英生于道光元年（1821）五月十七日，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深受父母钟爱。世英不喜时文，不爱缠足女子。父母双亡后，自称达观道人，出门云游。其问，因洪杨之乱，辗转江苏扬州、镇江、上海、天津、山东海州等地，一路于三弊之害多有见闻，如与文士舌战、闻满人缠足小妾为大妇虐待、自缢后魂游地府事，扬州府禁烟之官场舞弊事，隔板听烟馆众人自叙烟害事，读戒烟馆内戒烟日记，与同道论时文，闻杨秀清及其妻对缠足妇女之残暴事等。洪杨乱平后，达观道人返乡设立“实学义塾”，置办实学书籍，与乡里童子讲述治国齐家之道。又建成劝禁鸦片烟会，劝勿缠小足会。文末，乃以众乡贤为王世英祝七十大寿终。
作为应征作品，《达观道人闲游记》从形式到主旨，都比较符合傅兰雅的预设，也接近传统章回小说的写作。但该作品之所以值得注意，乃在储桂山全面开放的创作观念，及对启事所要求与传统之间有意无意的突破。
（一）通达的创作观
应征作者多以文言作序，作骈文者稀见。《达观道人闲游记》却有骈文小引：
粤自走马负图，史乘不矜小说；汗牛充栋，稗官特演章回。体格既殊，笔情亦异。书称才子，有鬼神莫测之机；语等齐东，侈孤鬼荒唐之说。下此者，绘声绘色，或为名臣肖子写其神；记事记言，或为思妇劳人昭其隐。把卷而消长夏，摧尽睡魔；挑灯而玩深宵，弥增吟兴。然而耻廉仁义，劝化者每慨雷同；节义
忠贞，习见者谁殷月旦。
欲救当时之弊，愧我无权；若求绝世之才，又将奚待？适阅申江日报，几同博古群书；仰钦英国大儒，饬著时新小说。具感人之雅意，三事皆宜；爰搜我之枯肠，一篇勉就。危词深警惕，嗟国俗之频仍；教化赖转移，惜民风之太弱。说尽寒儒潦倒，皆缘锦绣无凭：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鄙事未能尽革，当力劝以通其情；成规未必轻更，当积学以观其变。不必圣经贤传，见之而抚己怀惭：差同暮鼓晨钟，聆之而逢人称善。弊之深者言必悚，小足山非骇听闻；语之浅者意弥真，姚孝廉实成痰疾。惟冀情能遍喻，语言何惜万千；敢云力克挽回，划策亦征一二。借达观之游迹，粉饰何妨；偷诵习之余暇，描摹尽致。姑待哲人赏识，莫笑樗材；倘同佳话流传，盍遗梓氏。
观其笔意，约有数层。其一，是对传统小说地位、形式和功能的理解。即明晓小说之不入史乘，地位不高；清楚小说体式各异，与才情笔调系连，但以章回为典型；且知小说多为消闲把玩之作，即便有心劝惩，却多雷同习见，效果堪疑。其二。则言其应征乃因于傅氏征文心有戚戚。其三，略述小说内容与写作缘由。
相较其他作者，储氏之特别主要在于：一者，“欲救当时之弊”数语，可见其借助小说以救之意，虽是匹夫有责，亦未尝不以绝世英才自期。二者，“危词深警惕”一联将“国俗”与“民风”对举，强调“国”与“民”之系连，宣发了傅氏启事“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等语有涉却未达之隐。至于所谓“鄙事未能尽革，当力劝以通其情；成规未必轻更，当积学以观其变”，则已是对社会变革态度与方式的一种表达，尤其“积学”一说，实为储氏实践有年。这些观点，都不拘于小说或文学，乃是与社会现实对话，为其创作的观念基础。
（二）明晰的时间线
顾名思义，此作品以“闲游”名篇，自以达观的行迹作为叙事和连贯三弊的线索。这种借助空间的结构，在《四游记》等传统小说中并不少见，而储作中空间转换的区别其实不明显。达观道人虽然游历了扬州、镇江、上海、天津、海州等地，但线路的选择乃为洪杨之乱所逼迫，闲游其实不“闲”。
难得的是，储桂山将叙事时间引入，并进行了尽可能的强调。达观从出生到七十大寿的时间线甚为明晰，而与三弊相关的大事便在这条线上交替出现。对此，储桂山毫不吝惜笔墨，以近乎年鉴的方式记录了可能对达观人生造成影响的重要时间节点，如道光元年（1821）五月十七日酉时，出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初旬，因妻子去世萌生云游念头；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初二日，父母双亡后出游——这其实才是他游记行程的起点；十一月望日，在仙女镇听闻女童夜哭缠足之苦；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中旬，遇扬州府出示严禁鸦片；十月初一日，睹扬州府科场正试；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初旬，游玩镇江；咸丰三年（1853）因金陵失陷危及泰州，返乡不得而转途上海，后往天津，欲从河南、江西迂回；成丰十一年（1861）秋七月，因河南路荒乱，借道山东海州；同治元年（1862）四月六日，返回扬州，见昔日繁华之地颓废狼藉；同治五年（1866）五月，返乡；光绪六年（1880）正月，创建实学义塾；光绪十二年（1886），道人六十六岁，设立戒烟、戒缠足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十七日，七十大寿等等。这其中不难看到疏漏处，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时间错乱；如写“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道人恰逢六十岁之期”的年龄错误。但有个笔迹上的细节值得注意，便是这个“五月十七日”乃由“九月二十日”更改而来，以对应达观出生日期“道光元年五月十七日”的设置。可见作者对时间的意识还是比较自觉，并非信手写来不知所以。
对时间的强调既增强了作品叙事的真实性，以满足傅兰雅取事近今易有、免使惊心骇目的要求，又提升了作品的整体性与前后连贯的可能。作品的前后贯连看似简单，内中实对应着中国叙事传统对时间的忽视，习惯势力强大而难以出离的现状。见诸应征作品，便是鸦片、时文、缠足分块出现，每块结构往往便是讲述一个或一系列与某一弊病相关的故事，以揭发弊病，然后给出解决之道。此中当然有傅兰雅启事“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的影响，但也因合于传统章回缀段式的写作习惯，而被接受放大。于是，所谓结构成篇、前后贯连等，都被简化为三大块的刻板拼接，最多再加上一个因梦得书或梦中游历的大框架，与故事穿插相距甚远。而三弊之所以可以如此拼盘，自因其互相独立而无先后，有类似空间的分块而无时间上的系连。在时间纲目下，不太可能在某个时段，连续发生只与鸦片、时文、缠足关联的故事。正因如此，达观便得以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看到不同的三弊，可谓贯穿成部又不显得刻板。同时，储桂山对时间点的选择也令洪杨之乱被背景化，在故事后半部分，达观因之滞留，不得归家；同样也被情节化，杨秀清成为批判缠足故事的直接来源。 当然，储桂山叙事依然遵循自然时序，对时间线的强调只是令他在应征作品中显得特出，而与“新小说”中时有的打破情节时间的倒叙、插叙依然不同。
（三）限制叙事的努力
另一与“闲游”相关联的是叙事视角。虽然作品开篇即道“话说这部书，单表明达观道人，一身闲游所见所闻”，文中也时见以“正是”“话说”领起的联句韵语，未回避说书人声口，仍是第三人称叙事；但在达观道人闲游过程的叙事中，储桂山对于限制叙事、固定视点的努力依然明显。表达上的显著表征便是“听闻”，听专人重述及相似的设置来收束可能破坏限制叙事的情节，无论是先有达观的耳闻目见还是先将故事提出。如关于杨秀清及其夫人虐待缠足妇女、砍下小足以为小足山之事，达观不在金陵，自不能见，故让从金陵逃回的甲乙来向达观转述。储桂山时常不忘以类似的表达提点达观道人视角的唯一性。第六回有一段达观在客栈“旁听”隔壁鸦片馆情状的叙述，就很值得注意：
听得烟馆中有一人大呼曰：“快拿灯来，
快拿灯来！”连呼三声，灯仍未至。其人大怒曰：“你家走堂者何在？”烟馆主人曰：“来了，来了。”又越一刻，始听一人曰：“灯来矣，请大爷用烟。”其人怒谓曰：“如此服侍人，到也调停。”送灯者曰：“大爷不必如此，说些酸话冷语。我当日亦尝向人如此，不料今日听人用也。”旁边又有一个人，似年老的口气，向送灯者曰：“尔姓甚名谁？”送灯者曰：“我姓汤名保三，向住西门旗杆巷。你老人家总该认得。”那年老者沉吟半晌曰：“莫非是汤百万家的子孙？尔父亲在日，尚有八九万的家业，尔胡为即贫得如此模样？”保三叹曰：“即此鸦片害我也。”老人曰：“尔一日能吃几何？竞至一贫如洗。”……（保三叙吃烟败家缘由，从略）老人叹曰：“可惜可惜！”彼呼拿灯者，闻此一番言语，不觉醒然悟曰：“吾从此改悔，不复再吃烟矣。”遂轩然长扬而去。老人曰：“此人尚有自新之意。”正是：酸言换得艮言去，不必三香买戒丸。
……忽又闻来了甲乙二人。甲呼：“拿灯！”乙曰：“尔一人食之，吾敬谢不敏。”甲曰：“恐我有耽误，何不暂吃一口，提提精神。难不成一口即上瘾么？”乙曰：“人之食此物者，前头走，后头即有人指曰：‘此鸦片烟鬼儿也。’倘若衣裳破败，则又曰：‘此鸦片烟贼也。’即衣裳翩翩，素非下贱之人，亦不过曰：‘鸦片烟先生。’从未闻有人称为‘鸦片烟老爷’、‘鸦片烟大人’也”。甲曰：“如此说来，你背后呼我甚么？”乙曰：“鸦片烟朋友耳。”甲笑曰：“此仍粉饰语，恐不免有鸦片烟贼之患。”乙曰：“尔既疑之，何不改悔？”二人于是兴尽而去。正是：称呼一一都卑鄙，始信良朋金石言。
道人听罢，叹息一番，然后就寝。
“隔墙有耳”式的写作，令故事情节活泼许多。也可以看到，储桂山很努力地描述着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场景，比如“又越一刻，始听一人”说话，该时间点前，因达观未听见其他，故便不叙及。比如对话人的年纪，也是凭借达观“似年老的口气”的推测。这些当然是达观的视角。但是，不可否认，由于说书人或外部叙事人的存在，写作便时不时会溢出限制叙事，而露出全知的痕迹。如写“呼拿灯者，闻此一番言语，不觉醒然悟”，“轩然长扬而去”，写甲和乙“兴尽而去”，都涉情态描写，非不在场的达观所能知晓。更别说插入的两句“正是”领起的对句了。
（四）近于“新小说”的情节结构
与叙事视角相关的，还有作品的情节结构。达观所知毕竟有限，即便闲游有空间变化，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地，经历各种堕落生活，于是便需要达观以一人之身，与各地人物相遇。故事情节便多依赖其他角色的讲述。而这些角色实际上只具有讲述见闻的功能，故事结束，此人即可隐退，个人面貌几乎可以忽略。即使是达观，厌恶时文缠足、正视鸦片危害的思想是有的，但性格却不鲜明立体。其情节结构，近于“新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社会小说；甚至在内容上，也触及了“社会小说”的内涵。如作品第三、四回，写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中旬，扬州府出示严禁鸦片，雷声颇大。其间，赵公馆主人赵有标遣家丁偷偷购置烟土，为漕关巡丁贾六侦知。贾六欲借机勒索，被赵有标打出。贾六不忿，阴告关局委员。委员见事有油水，捉走赵有标后，收到数百两贿银，即将赵释放，并将贾六斥革。类似官吏衙门借禁烟为取利之方、生财之道的不在少数，因储氏写作独特，故不避冗长，兹录数段：
（达观道人）听人纷纷议论，以为此次禁烟，严厉非常。某日流芳巷庄姓，私在家中煮烟，忘却将门紧闭。忽有二巡快行走巷内，闻得鸦片之味扑鼻，遂破扉直入。庄姓主人正在指点仆人拨火添炭，巡快乃大呼曰：“好事好事！尊府胆大。请问此土由何人买来？”口中说尚未了，即将烟锅用脚一踢，火炭满地，青烟四散。正是：满炉方把仙丹炼，顷刻盈庭泼紫霞。主人急止之日：“公等勿怒，敝处烟土，那未禁之前，友人所赠，虽同尔至官衙中无畏也。惟尊驾等既来之，则安之，聊备菲敬，以为诸君寿，可乎？”巡快二人即变笑脸曰：“早说，我等亦不至冒昧，将尔锅踢去也。”正是：吓诈之中存骗者，有钱便把笑颜开。
又一日闻云：有一人姓从，名小山。素有食烟之僻，路人皆知之。目前见事关紧要，自知防备。食毕之后，即将烟具纳入墙壁之中。故屡次巡丁稽查，皆兴尽而去。后数日，忽有委员一人，带巡快多名，特至其家搜索。初亦未得真据。孰料某巡快心怀叵测，身边带烟枪一支，烟盘烟灯各一具，巡至主人床下，伪云：“在此在此，机关已被吾破却矣。”主人不信，上前视之，则俨然烟具也。有口难分，吓得面如土色。即不由分说，被委员带去。巡快之心，何一毒至此。正是：烟差捉得烟徒去，俱是吞云吐雾人。
后闻此事，亦以孔方兄了结。凡人家有钱者，只要不惜小费，皆可以无事。惟贫困者，经此一番整顿，十中已戒去其六。设使官长认真，不收贿赂，亦何至难绝根株哉！两个查烟片段，寥寥几笔，便将吃烟人之伶牙俐齿、见风使舵与诡诈，巡快之耀武扬威、徇私狡猾写出。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曾指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形极相，振厉末俗。”其中观点或受傅氏征文影响，宦途一道，却是傅氏未及。就应征作品而言，鸦片主题叙写，多限于就事论事，从鸦片出产交易入，从提供戒烟之法，或官府禁令鸦片出。储桂山则由鸦片弊病而及鸦片查禁，进而述官场贪渎。思路之开阔，确是少见。 实际上，储氏将鸦片为害、痼疾难愈之主因归于国家，又屡见新思，是其他作品较难想望的。对官吏禁烟态度之重要，储氏一再强调，第九回又云：
禁烟之道，亦何难之有哉？在我看来，不必与泰西争论烟土来华与否，我惟禁我民之吃，则与交邦之道，毫无妨碍。倘使认真欲禁，则当自官场始。凡有私食者，一概勒令休致，允不准复用，则官场中断无吃烟者矣。然后再下令于国……
虽说不必与西方争论鸦片贸易的观点有失偏颇，却有别于世人成说。这些，或正符合储桂山不拘泥、喜独造的性格。
（五）先在文本的合式运用
对鸦片危害的别样解读与开阔的创作思路，亦见于储桂山对先在文本进行的合于小说叙事的改造。
《达观道人闲游记》第十回“旱荒灾状图中绘学堂空名纸上谈”叙达观道人滞留天津时，听闻河南路因罂粟栽种与天时不利造成奇荒，并在赈济河南捐局门首见到河南旱荒灾难图八幅，诗八首，希冀“诸仁人善士，解囊助赈，集腋成裘，以苟延残喘。早送一时，即多活一命；多送一文，即多活一日”。是处，储桂山誊写各诗，并详细描摹了各图内容，将图意引入小说，增加了叙事形式的多样性。不过，考察可知，储桂山此段写作极可能是借鉴了彼时绘画灾民图的募赈类善书。
光绪初年，灾荒频仍。绅商主导的义赈机构顺时而起，以组织各地善堂赈灾。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等人皆曾创办筹赈公所或义赈公所，赈济山西、河南、直隶等地灾荒。以办理赈务、宣传赈灾为内容的善书也应运而生。但是，“自各省水旱以来，劝捐之启，劝赈之文虽不为少，然必须识字通文者始能阅之”，而图像却可令“野老村夫妇人孺子无不能阅，阅之亦必有因之感动者，其于赈捐必大有裨益”。故此，产生了自余治刊刻于道光二十九年（1894）的《水淹铁泪图》，刊刻于同治十年（1870）的《江南铁泪图》，至余治弟子谢家福及其苏州同人刊刻于光绪四年（1878）的《河南奇荒铁泪图》等一系列借助绘图小册子以劝捐的善书，并启发和影响了其后一系列善书的写作。
时隔十数年，不排除储桂山1895年的写作另有所本，但就绘图内容而言，其文字或近于《河南奇荒铁泪图》，可惜此书笔者未见。考虑到该书对以《江南铁泪图》为代表的江南善书传统的承继，则对照储氏写作与《江南铁泪图》之内容，也大致可窥得其中关连。
如《江南铁泪图》第二十九图有“剜肉补创破屋拆卖”，绘数人趴在房顶拆卸瓦片屋椽，数人捧着木材沿街叫卖。其词日：
仰屋空嗟穷饿，阮囊苦乏分文。终朝枵腹惨难禁，当卖可怜净尽。幸有敝庐无恙，拆来且度朝昏。误他燕子旧巢寻，为道主人重命。
注文云：
大兵克复后，逃散难民复归故里。萧然四壁，无以为生。往往将破屋拆卖，聊易豆升以延残喘。祖宗痛恨于九原，妻子啼号而露处，不及顾也忆（？）。《达观道人闲游记》中，达观道人所见第二图即是：
房屋十余间，上出绝卖之帖，皆无人顾问。至万不得已，将砖瓦拆卖，一间房屋，只卖得八九百文，所有木料，皆劈碎为薪，负向街头唤卖，以度时日。贫者尚深妒之并有诗曰：
画栋雕梁本祖传，可怜有产命难全。劈成薪木沿途卖，不要安居只要钱。
如《江南铁泪图》第二十四图为“草根挑尽树皮劘光”，有词曰：
怪底荒凉一片，四乡烟火多稀。野无青草树无皮，残喘苟延幸矣。大地已成焦土，此间何处生机。赈钱给米望云霓，倘有仁人群起。
注文云：
难民无所得食，往往掘草根剥树皮略充一饱。而地荒力尽，周济无人。欲求一糠糊而不可得。逢严寒酷暑，光景尤不堪设想。如力不能煮米粥以济人，即糠糊粥、荳渣饼亦可。力不能制绵衣恤寒，即草衣浦包亦可。得救一人，且救一人。幸勿以善门难开，错过积德机会也。
相似情状于储氏作品作第四图，所绘为树木数十株，民人争相剥皮掘根，和草食之。有稍富者，负归家中，磨成薄屑，煮熟啖之，人人面上皆有菜色。并有诗曰：
五谷而今一粒无，人人捧腹向天呼。犹欣古树滋腴足，磨粉熬煎口暂糊。
然而，推陈书而出新，储桂山小说裁剪善书及赈捐素材为我所用的意识仍可得见。就静态绘图而言，场景呈现为其长处，情感、思想传递多赖接受者理解转化。储氏写达观看图，能看出图中房屋仅售出八九百文，能读到贫人的嫉妒之情，则达观道人眼中之图实已含有达观的主观好恶。即便此处储氏是完全袭用前人善书成图，也已有一定成分的独创。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储桂山借达观道人之口道出河南饥荒，人祸胜于天灾，可谓发挥了1878年《申报》所载《阅（河南奇荒铁泪图）书后》“今时之灾，由于天数，然又不能尽委之于天数”的观点。不是一般性地描绘饥荒苦况，也非沿用《江南铁泪图》之抨击太平天国乱象，而将人祸明确指向鸦片批判，切入角度与前人图意有别，而与小说写作主旨契合。
同时，储桂山也巧借赈捐一事发议论。于小说特地设置一情节，叙达观道人向赈局捐款后，一位清高自负的读书人质疑其小赈捐不足以解大困苦，怜恤灾民反是助长罂粟种植之风。达观与之论辩，表示赈捐乃是君子周急，见义而为，亦强调并非所有灾民皆为烟害之罪魁。何况国家准行罂粟栽种而令小民见利忘义，大责在国家，故读书人更当怜悯贫民。此一节，不唯认可赈捐的意义，也照应了本文前段所述之官场批判。
可以说，借助可能的先在绘图文本，储桂山尝试作出符合小说情节叙事的写作努力。且因其所“绘”为时事，切近实际，虽然警戒意味远大于欣赏价值，却有助其小说烟弊批判功用的实现，足证储氏小说写作的较高自觉。
（六）新学新思与行述痕迹
征文活动评论中，傅兰雅曾批评部分应征作品“立意偏畸，说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但在储桂山处，写烟弊自有重墨，说文弊亦不浅淡，且将八股完全置于实学之对立面加以批驳。此是西学荡激之结果，与储氏教育经历更可互相参证。
如第二回写王世英与先生之对话： 先生日：“世英今日何以不读文章？”世英曰：“先生教我单读时文，先生抑知时文者，乃时下之文乎？时文中包罗古史，自不必说。而尤必按切时事立言。倘拘拘于一字半解，何处为题界，何处宜逆入，何处宜顺说。则迂儒之所为，门生不敢也。”（因出言得罪先生，为父母责怪。）世英曰：“儿非固执，实因性质所近，志不在功名而在实学。”
第十一回写众人围观一沦落的读书人，道人慨叹以时文取士不得其人，枉令读书人浮沉一世，不合情理。有一老人曰：“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就要自己明白，跳出圈子，方不至终身受累。”渔樵耕三闲人嘲笑读书之人，道人曰：“尔等不必笑读书不好。读书之人，本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此种书痴，乃为时文所误耳。”第五回道人谈道：“文章自古无凭据，不特阅者无凭据，即作者亦无凭据也。曷若实学之道，进求一分，即得一分，如俗所谓硬功夫乎？”凡此皆可视为储桂山弃时文而就实学的夫子自道。
至于写达观教授侄子们的科目专重经济，次则是天文、舆地、古史、书法、兵略、书学等事，多少有储桂山所重所善的学问影子。不过，彼时作品中，储桂山所叙达观道人侄子分别报考算学和时务两门而为宗师赏识，两者兼重。但到了1898年，储桂山对待算学与时务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变化。
此外，小说最后一回“祝寿遥传沪上情”，通过上海来的刘冠卿褒扬达观所作所为，与“目前上海之事暗合”，将“并未以西学为名，而竟能开风气之先”引入时事，并宣说道：
西人自进中国以来，首先创立教堂，单传彼国圣教，与政治无涉，此事可不必细论。教堂之外，更设中西、华美各书院，以及广学会、万国公报等馆，以为中国人习西学事之楷模。更念中国书院，单课时文，因与中国绅士，合设一格致书院，请中国大员课试策论各题，以觇士人趋向。且于广学会中，损赀刊刻，劝化中国更改一切政治，以图富强。又偶然添出新学诸题，厚予花红，劝人力学。诸如此类，内地皆未周知，而敝镇居然设立实学义塾，岂非与西人有同心乎？
至于鸦片烟一事……英国之民，相率联一禁烟会，报名造册，已有九千数百人之多。
若缠足一事，……特立天足会以为之劝。……且于立会之后，征文考义，出有告白，请我华人做《缠足考》一篇，述明缠足原始，以及流传弊端，或何处盛行，或何国曾经劝戒，兼论及中国出洋妇女，今日缠足与否。西人之心，诚足嘉赏。
所述历历，正是储桂山于小说征文前所参与之事。以评介西人时务经营作为作品结尾，既巧妙给出傅兰雅所要求的解决三弊之方案，又由古及今，照应时事以应“时新”，同时，不露痕迹地向傅氏等西人致敬。储桂山于应征一道，显然颇知策略。
约括言之，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倚赖多年对中西学之关注与积累，数十次与西学相关的论说成文，储桂山已具备写作含新意境之小说的实力，并在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视角、情节结构与内容等方面有所突破。但正如其近文言的语体，以别号“格致散人”为笔名参赛，虽有“格致”之新，却仍存“散人”之旧。其小说观与小说体制也依然摆脱不了与传统的深刻系连，冠以“时新”却当不得真“新”。这确是傅兰雅小说应征作品的常态，即部分应征作品虽已在某些方面指出小说承载“大道”之可能，创作实绩却未及此。故只能说，“时新小说”已趋临界点却未突破，革命且有待后之来者。【责任编辑 郑慧霞】
关键词：傅兰雅；储桂山；时新小说；格致书院；南洋公学
光绪二十一年（1895）5月至9月，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在《申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和《教务杂志》等刊物发起“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征求揭露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且提出救治良方之时新小说的有奖竞赛。此次竞赛在甲午战后，人心求变革、维新思潮风起之时发动，接续上海格致书院考课和传教士征文，尤其是广学会五省征文之传统，颇受时人关注。共有逾150位应征者递交了162种作品，可谓规模较大的共时性、同主题的小说创作。最终，20种作品及其作者获得名次与奖金。该活动应征作者与作品的研究，因傅兰雅当时出版计划的搁置，手稿的“散佚”，曾一度缺位。2006年，应征作品手稿在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重现。2011年，结为14册《清末时新小说集》出版，收录作品150种（含获奖作品15种）。《清末时新小说集》为原稿影印，巨细靡遗，保留了所有稿件的原始状态，为今人了解这批征文参与者的情况提供了可贵信息。
该批应征者的特殊之处在于多为浸润西学的普通读书人。这些从传统小说读者转换而来的作者，在过去的小说史中自不会被注意，却倚赖傅氏的征文而得到价值重估，为彼时普通读书人的小说理解与写作保留了历史样本。而以该次征文作者为代表的普通读书人，极可能正是其后“新小说”的重要读者。其写作呈现的对小说写作传统和小说功能认识的深化或突破，部分反映了“新小说”的社会基础，预示着“新小说”成功的可能。
可惜的是，真正能被查考到的作者数量与资讯甚为有限。下层而非精英，识字但籍籍无名，是该批应征者的重要特征。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因当年傅兰雅的征文、今日《小说集》的出版，几乎不会被后人知道其曾经存在过，曾经以相当的热情对其所处社会发声，曾经以独特的写作承载过对文学、对小说的理解。不过，其中也有为数不多却雁过留声者，第七名作品《达观道人闲游记》作者格致散人便名列其中。
《达观道人闲游记》上下两卷共十四回，上卷自署为“寄居雉水格致散人”，下卷文前题有“扬州府泰州学优行生储桂山著，号馨远，外号格致散人，寄居如皋县北门丁家巷”。可知作者真实姓名为储桂山。
储桂山，字馨远，号格致散人，后更名丙鹑，字星远，江苏泰州人。道光《扬州府志》、《民国续纂泰州志》、《民国泰县志稿》无传。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亦甚零散。储桂山曾是格致书院课艺、广学会五省征文的榜上人，应征作品又获傅兰雅肯定。参与征文后，其经历多涉西学时政。此人及其小说作品，可谓该批应征者中文人群体考察的良好范本，颇见彼时普通读书人涉猎中西之学，参与时务，经世致用之深心。而其小说征文作品，又呈现出古今中西拘牵、交织之情实，可视为应征作品的典型面目。故笔者勉力追踪，撰为考述。
一、参与征文与发表论说
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储桂山就学于上海格致书院，热衷参与征文活动，并于报章发表论说。
上海格致书院为传教士麦都思之子麦华陀于同治十三年（1874）创设，其性质介于传统书院与教会学校之间，由西人董事与华人董事共同执掌院务。光绪十一年（1885），王韬受聘为该院监院，傅兰雅建议其创行士子从事西学新知之考课（包括季课和特课），“促使中国知识分子（Chinese literati）基于实用目的学习西方各种知识”，故与传统书院以科举考试的时文诗赋内容为考课主旨有别。傅兰雅与王韬虽采取了考课的固有形式，却遍请中国懂得或热心科学和时务的大员（南洋大臣、北洋大臣、按察使、道台等）与士绅命题、阅卷和奖励优胜者，课题诱导新知识之讨论与理解，时务局势之分析与批评。至于奖项设置，则将事实上的一等、二等、三等，略一更名而称超等、特等、一等，以慰勉得奖者，增加吸引力。
光绪十二年（1886）起，该项举措为王、傅二人一力贯彻。每届课艺前后，课艺的题目与部分优胜文章均由书院刊登在《申报》、《字林西报》等当地报纸上。得益于考课者们的开放态度以及报刊襄助，格致书院考课名义上为一校之课艺，实“与海内人士结文字缘”，无院墙限制，类似面向社会的命题征文。一时间，应试之作纷至沓来。在王韬主持的1886至1894凡九年间，格致书院考课46次，出88题。即便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韬殁后，书院考课依然继续，转由赵元益监理。只不过1895年后的课卷未再结集。而在王韬主持考课的十二年间，刊出书院课艺十三册，保存了1886至1893年名列前茅之优秀课卷。光绪二十年（1894）的课艺则由赵元益编辑刊印。故此，后人论及格致书院课艺也多以此刊行者为依据。
自光绪十八年（1892）格致书院秋季特课起，储桂山在格致书院考课共得奖29次，其中，超等10次，特等11次，一等8次。浏览历年课题，可见储桂山得奖之课艺内容已涵盖天文、地理、文字、教育、人才、经济、社会、农业、医学、军事、法律等多方面，惜课卷多不传。1893年秋季正课，储桂山取得格致书院考课超等第三名。其获奖课卷有赖王韬编辑出版之《格致书院课艺》得以留存。该次课题为《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以俾国家商民均沾利益论》，命题人与阅卷人正是傅兰雅。
文中，储桂山（自署“扬州府泰州学优附生”）指出纱布之利乃中国本有，但纺织机粗陋，通商互市后，与西方比较，相形见绌。纺纱局、织布局虽设立十余年，而官商人股者未能获利，筹办之人反而贴补颇多。其原因在筹办不得法，仅仅袭用西人皮毛，而不知其根本。有鉴于此，储氏综括“近日纺织两端，其筹算之方，有急宜举办者六，必欲变更者四，力求相辅者三，果能如法施行，则有利益于国家者五，有利益于商民者十”，而条分缕析。其中所谓急宜举办的，有广植棉种、广用机器、广设分局、统算出入、讲求新法、立票营运；所谓必欲变更的，有减轻货税、联络官商、考试匠工、严修火政；所谓力求相辅的，则是添制造局、开煤炭矿、广营运路。在达成上述诸项后，则国家、官商以及百姓皆可获益。其立论背景是中西经营法之互较，却非发诸空言。如阐述防弊防火之重要，引入发生于不久前的上海织布局大火事；说明广设纺纱织布局对吸收社会闲散劳动力的好处时，又云“不至以旧金山等处为乐土”，与彼时甚兴的在美华工淘金事作比较。 此文有理有据，文质兼重，傅兰雅评日“虑周藻密，题蕴毕宣”，定为该期“探花”。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忠倚将之题名《纺织二十五策》，收入所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六“户政三理财下”，列于格致书院吴佐清同题课卷与梁启超《说橙》之间，又可谓时人对储氏课艺文质的再度认可。
又据前述可知，格致书院课艺超出了某一教学机构课程考核的范围，而成为当时西学传播、普及甚至上层精英与普通学子互动的重要平台，造成了颇为积极正面的社会和舆论影响。影响之一，便是启发了广学会五省征文。
光绪二十年七月（1894年8月），李提摩太接手广学会事务三年后，在《万国公报》第67卷刊登《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进行五省征文。此活动发生在傅氏征文前半年多，与格致书院的考课有关联，对傅兰雅组织的竞赛别具意义。
征文启事详细交代了李提摩太此次征文活动的缘起、目的。正是格致书院考课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李提摩太，他在阅读选刊的格致书院课卷后，叹服“所命题目，或关时事，或采西书，诸宪达变通权，良可钦佩”，故“益信华士多才，鼓舞而裁成之，有不可限量者也”。因此，当恩科之年，踵武书院考课，进行了这次旨在推广新学的征文。
五省征文大致延续了考课的思路。鉴于“夫士习随大吏之提倡为转移。农工商贾之流，又视读书明理者之向背以为标准”的基本判断，将征文的需求与合理性的论述集中在呼吁士人的社会责任上。这不但契合李提摩太期待的应征者身份，也透露出与书院考课类似的、通过征文借鉴各国良法，裨补时政，为上层建言献策的目的。该目的在五省征文启事中并未直接点明，而在《开筑铁路，鼓铸银钱，整顿邮政，为振兴中国之大纲论》、《维持丝茶议》、《江海新关考》、《禁烟檄》、《中西敦睦策》等五题及其附注中则得到凸显。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万国公报》第74卷《广学题名》中，按照次序刊登了各省前十四名，共五十名获奖作者。此名录亦见于当年2月5日的《申报》。比照《格致书院课艺》目录作者与此名录，重合者计十一人。储桂山同样表现不俗，获江苏省第四名。尽管其文未见流传。不过，相对格致书院每届课考相对单一的主题、可有选择地写作，五省征文要求上述五题全做，总计四五千字，突出了论题的多样性、综合性，对应征者的西学素养、识见以及现实关注之广度深度有更高要求。储桂山有此斩获，足见功底扎实。
同年，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储桂山一举摘得第七，排名仍旧靠前。故就目前考察结果，储桂山是唯一一个在格致书院课艺、广学会五省征文和傅兰雅小说征文这一系列有承继关系的征文中皆位居高榜者。
实际上，在与上述征文差不多时段，储桂山至少还参与了宁波辨志精舍（又称辨志文会、辨志书院）考课8次，于天文、算学、史学、舆地等科目获得佳绩；投入上海求志书院考课9次，在掌故、词章等科皆有上佳表现，1894年夏季且同时获得掌故超等与词章一等。
因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十余年间，储氏不仅精研格致之学，亦涉猎天算、史学、词章等传统学术，至少获得过考课征文奖项46次，且多列高等，过关斩将，实非偶然。
积极用心参与社会各种形式征文之外，储桂山也于新式报刊、尤其是格致新学刊物如《格致新报》上立论发言。《格致新报》于1898年3月13日创刊（旬刊），同年8月停办，共出16期。该刊通过翻译《美国学问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报》、《法文博学报》等报章上的文章，向中国及时报道西方各国的科技发展动态和最新成就。该刊第14册（1898年7月19日）载有储桂山《论专习算学之弊》，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西学格致诸门，必须兼通浅近算理，非谓算学精通即可以该格致诸学。”近世老师宿儒因迫于时势不得不学西学，却又掩耳盗铃，认为“西学实本于算学，算学实本于中国”，于是言西学者“皆以算学为急务，一若天文地质电光化气，以及制造诸学，皆由此出焉”。储桂山批判此等迷思，强调重视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参阅傅兰雅《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对算学的一段评价：
诸学以算学为起首工夫，违此则不能前进，盖算学为各学之根本，算学不明，则诸理难解，故不可不先习也。算学又以数学为首，明乎数学，始可进习代数、几何、三角、八线诸算学。是学算宜以数学为先也。算为中国古学，六艺之中，数居其一。今之科场，亦以考取算学为重，人亦何惮而不学耶？且算之为学，节节可以致用。非若他学，必待学全而始有用。……或以为算学与格致似居两途，不学算亦可径习他学。殊不知格物务在明理，格物之理，多赖算学证明。不明算即不明理，学之能无疑义乎？……夫西人肄业以三事为不可少：一、识字读书，一、写字作文，一、熟练数学。三事精通，始可进习他学。华人肄业，亦宜仿行此意，毋以涉猎为也。
储桂山对算学的理解可谓在跟乃师唱对台戏，其思辨的能力和勇气，以及对西学认识与接受的自觉与宏观，都令人印象深刻。
同时，作为《格致新报》“答问”栏目的拥趸，储桂山在第2册（3月22日）、第10册（6月9日）、第11册（6月19日）、第12册（6月29日）各发数问，贡献了所有242问中的19问，涉及生物、物理、军事、天文、医学、应用科学等多门西学知识。其问题中尚包括“犬有鼻何以甘食人粪”、“相面之法有无道理”、“西方有无此法”、“西人如何测量脑门知人聪明与否”、“空中挂龙（或指龙卷风）与吸水的关系”等颇具生活气息的有趣问题。从这些话题又可管窥储桂山不唯学习西方格致之学，且学以致用，以之观察、思考与解释日常生活的积极态度。
二、求学特班与编述新知
基于上述治学趋向，也就不难理解储桂山之所以成功报考南洋公学特班并就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推行新政，恢复戊戌政变后罢废的经济特科。南洋公学添设特班，经盛宣怀允准，“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梁栋之材”，旨在“以待成才之彦士有志西学”，其中特别优秀者，即可保送经济特科。盛宣怀寄望其“专志政学，不兼涉艺学，尤以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器识以正谊明道为宗，志趣以遗大投艰为事，经济以旷世济物为怀，文章以切理餍心为贵”，“学成之后，能如曾（曾国藩）、李（李鸿章）二星”。正是在“为将来造就桢干大才之用”的培养目标下，该班生源要求严格，“所取必须品学合格”，“断不稍涉泛滥”。1901年5、6月，特班进行了两次招考，经过初试、复试；口试、笔试，国文、策论的层层考核，储桂山等42人被录取。 1901年夏，储桂山入读南洋公学特班。特班课程分前后两期，初级功课为英文、算学、格致化学；高级功课还包括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该班总教习为蔡元培。蔡氏为学生开列了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文学、伦理、论理等科目，由学生自行选择一二门后，为学生制定必读书目与阅读顺序。学生据此日课，写笔记交蔡氏批阅。此外尚有月课，如九月、十一月所出为“论秦汉重农抑商”、“论刑逼招供之非理”、“论法人占土耳其弥低偏海岛”、“说恕”、“拟中国地方自治之制”、“论绅权之关系”、“欲以孔子之说组织一祖先教试条其大义”、“论小学校当注重理科”等课题，涉及法律、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等多领域。固定课程、课外阅读与考课，多头并进，特班课业并不轻松。
求学过程中，储桂山与邵闻泰（力子）、黄炎培（任之）、李广平（叔同）、谢澄（无量）、林大同（同庄）、郭弼（奇远）等同学往还。储桂山为年最长者，但颇勤奋。
谢无量曾回忆：
奇远及泰州储馨远据余之东室，林同庄、李叔同据余之西室，日相见也，夜相闻也。余齿视诸子为少，惟馨远年最长。同庄则奇远之里人，悦达贯时务。叔同攻文艺、篆印，后忽出家为僧，当世所称弘一大师者也。每中夜，同舍皆酣睡，奇远犹与馨远讽外国书，声琅琅彻垣。居平考校百家然否，著书不能自休。
就月课成绩而言，储桂山处特班中等。但特班教育中西并重，蔡元培还鼓励学生阅读外文书籍，与储氏前此对格致之学的关注及思辨甚是契合。储氏求知若渴，讽诵外国书至中夜，便在情理中。
1902年11月，“墨水瓶事件”引发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特班14位学生集体退学，追随蔡元培进入爱国学社，特班也随之停办。储桂山虽未退学，但风潮中，南洋公学除师范及附属小学外，各班学生同时因事散学。但其后散学之各班学生，除特班外均归校。储桂山也应曾离校，之后是否以特班生毕业便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储桂山已以南洋公学国文教员兼任该校斋务长。推测其当在南洋公学有年，或完成学业后即留校也未可知。至于储氏在南洋公学任职年限暂不可考，但起码民国六年（1917），《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册刊发，储丙鹑之名已见于“退任职员姓氏录”，则能侦知至少此年，储氏已离校。至于所谓“退任”是退休、离职抑或其他，则无法臆断。
然储桂山今世留名，主要因其扩展经世文编，辑《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又名《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三十卷，有光绪廿八年（1902）义记书局石印本；撰《新时务通考》四卷，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富强斋书局石印本。二书皆传世。
其实，在教科书编撰上，储桂山亦曾颇为用力。二十世纪初，储桂山大致编纂过以下数种中小学教材：《理学教科书·普通问答教科书四种》，有南洋公学1902年本；《掌故时务教科书》六卷，三十六章，二百四十课，有光绪三十年（1904）印本；《（初等小学）乡土地理模范教科书》，有震东学社1906年本。此外，储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编写《初等小学文法》，呈学部审定，惜未获通过，原书发还。不过，上述著述署名已皆为“储丙鹑”，故后世多不与储桂山系连。
《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又名《续经世文新编》）三十卷，张謇《序》指出，由于麦氏《新编》刊行已五载，“识时俊杰之议论渐积成帙，充满于案头，而纷乱不可检读者，指不胜屈”，因此储桂山“与同门友续辑是编……体例与新编异，而命之续集者，便旧名也”。既有同门，则编纂之时，储桂山应尚在特班学中。是书30门，参酌西方学术分科与纲目，大约难免受到格致书院考课、南洋公学特班教育背景之影响。
同时，南洋公学特班教学中，蔡元培于1901年11月28日曾定“特班编纂学科”，于30日又“以编纂例示诸生”。是年，南洋公学教员张相文（1866-1933）也出版了最早的、影响颇著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两种地理教材。则1902年储桂山之编成《理学教科书》与其后关注教科书的撰著，或肇始于特班学习，或为南洋公学教材编纂风气所笼罩。
《新时务通考》（一名《壬寅年新时务通考》）出版于1903年，已在特班解散后。是书搜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报章所载时事而成，分大事考、政治考、经济考、实事考四种。仿照纲目体例，按年月先后记述各国重大事件，及时局、内政、外交、文事、武备、理财、通论、史事等重要史实，并于《实事考》末附《辛丑和约》。考虑到1902年3月，特班学生开始学习和文汉读法。该月月课题且有“《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而“墨水瓶事件”之深层原因正是南洋公学国文教习郭镇瀛禁止学生阅读新书和《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而造成师生紧张关系。故征诸是书编纂渊源，也绕不过格致书院与南洋公学特班的日常训练。
但《新时务通考》之编辑，储桂山自有怀抱，其序言道：“今日之时务，即异日之掌故也。凡学问之尝贵古，而时务则贵新。经此由壬寅而癸卯而甲辰，进推而下，揆皆仿兹前例而行之，当不失时务之正轨。”则储氏关注、写作、编辑达于时事、经纶世务之论说，实有为当世资治、为后世通鉴之衷阃。即今返观，储桂山瞩目实学，经世济用之心也早露端倪，且一以贯之。上述自叙对学问古今新旧的认识，何尝不见于其征文与报章论说？储氏于二十世纪初编纂书籍之侧重，又未尝不是19世纪末求知与写作轨迹的某种延续。
三、古今交融的“道人闲游”
对实学研究目的、学问知识新旧认识的高度自觉，同样见于储桂山的“时新小说”应征作品。尽管与储氏前后的写作相较，《达观道人闲游记》是文体相对特殊的文本。至少，笔者尚未发现储桂山其他的小说写作。
《达观道人闲游记》十四回，上下卷。就体例而言，以浅文言写就，有七言对句回目，每回前皆有“歌日”领起篇首，并以“却说”开头、“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同时文中时见“正是”引起的联句、“有诗为证”等引出的韵语。可以说，该作较为严格地遵从了传统章回小说的体制。 是书主人公为王世英，外号达观道人，扬州府泰州白米镇人。王世英生于道光元年（1821）五月十七日，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深受父母钟爱。世英不喜时文，不爱缠足女子。父母双亡后，自称达观道人，出门云游。其问，因洪杨之乱，辗转江苏扬州、镇江、上海、天津、山东海州等地，一路于三弊之害多有见闻，如与文士舌战、闻满人缠足小妾为大妇虐待、自缢后魂游地府事，扬州府禁烟之官场舞弊事，隔板听烟馆众人自叙烟害事，读戒烟馆内戒烟日记，与同道论时文，闻杨秀清及其妻对缠足妇女之残暴事等。洪杨乱平后，达观道人返乡设立“实学义塾”，置办实学书籍，与乡里童子讲述治国齐家之道。又建成劝禁鸦片烟会，劝勿缠小足会。文末，乃以众乡贤为王世英祝七十大寿终。
作为应征作品，《达观道人闲游记》从形式到主旨，都比较符合傅兰雅的预设，也接近传统章回小说的写作。但该作品之所以值得注意，乃在储桂山全面开放的创作观念，及对启事所要求与传统之间有意无意的突破。
（一）通达的创作观
应征作者多以文言作序，作骈文者稀见。《达观道人闲游记》却有骈文小引：
粤自走马负图，史乘不矜小说；汗牛充栋，稗官特演章回。体格既殊，笔情亦异。书称才子，有鬼神莫测之机；语等齐东，侈孤鬼荒唐之说。下此者，绘声绘色，或为名臣肖子写其神；记事记言，或为思妇劳人昭其隐。把卷而消长夏，摧尽睡魔；挑灯而玩深宵，弥增吟兴。然而耻廉仁义，劝化者每慨雷同；节义
忠贞，习见者谁殷月旦。
欲救当时之弊，愧我无权；若求绝世之才，又将奚待？适阅申江日报，几同博古群书；仰钦英国大儒，饬著时新小说。具感人之雅意，三事皆宜；爰搜我之枯肠，一篇勉就。危词深警惕，嗟国俗之频仍；教化赖转移，惜民风之太弱。说尽寒儒潦倒，皆缘锦绣无凭：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鄙事未能尽革，当力劝以通其情；成规未必轻更，当积学以观其变。不必圣经贤传，见之而抚己怀惭：差同暮鼓晨钟，聆之而逢人称善。弊之深者言必悚，小足山非骇听闻；语之浅者意弥真，姚孝廉实成痰疾。惟冀情能遍喻，语言何惜万千；敢云力克挽回，划策亦征一二。借达观之游迹，粉饰何妨；偷诵习之余暇，描摹尽致。姑待哲人赏识，莫笑樗材；倘同佳话流传，盍遗梓氏。
观其笔意，约有数层。其一，是对传统小说地位、形式和功能的理解。即明晓小说之不入史乘，地位不高；清楚小说体式各异，与才情笔调系连，但以章回为典型；且知小说多为消闲把玩之作，即便有心劝惩，却多雷同习见，效果堪疑。其二。则言其应征乃因于傅氏征文心有戚戚。其三，略述小说内容与写作缘由。
相较其他作者，储氏之特别主要在于：一者，“欲救当时之弊”数语，可见其借助小说以救之意，虽是匹夫有责，亦未尝不以绝世英才自期。二者，“危词深警惕”一联将“国俗”与“民风”对举，强调“国”与“民”之系连，宣发了傅氏启事“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等语有涉却未达之隐。至于所谓“鄙事未能尽革，当力劝以通其情；成规未必轻更，当积学以观其变”，则已是对社会变革态度与方式的一种表达，尤其“积学”一说，实为储氏实践有年。这些观点，都不拘于小说或文学，乃是与社会现实对话，为其创作的观念基础。
（二）明晰的时间线
顾名思义，此作品以“闲游”名篇，自以达观的行迹作为叙事和连贯三弊的线索。这种借助空间的结构，在《四游记》等传统小说中并不少见，而储作中空间转换的区别其实不明显。达观道人虽然游历了扬州、镇江、上海、天津、海州等地，但线路的选择乃为洪杨之乱所逼迫，闲游其实不“闲”。
难得的是，储桂山将叙事时间引入，并进行了尽可能的强调。达观从出生到七十大寿的时间线甚为明晰，而与三弊相关的大事便在这条线上交替出现。对此，储桂山毫不吝惜笔墨，以近乎年鉴的方式记录了可能对达观人生造成影响的重要时间节点，如道光元年（1821）五月十七日酉时，出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初旬，因妻子去世萌生云游念头；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初二日，父母双亡后出游——这其实才是他游记行程的起点；十一月望日，在仙女镇听闻女童夜哭缠足之苦；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中旬，遇扬州府出示严禁鸦片；十月初一日，睹扬州府科场正试；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初旬，游玩镇江；咸丰三年（1853）因金陵失陷危及泰州，返乡不得而转途上海，后往天津，欲从河南、江西迂回；成丰十一年（1861）秋七月，因河南路荒乱，借道山东海州；同治元年（1862）四月六日，返回扬州，见昔日繁华之地颓废狼藉；同治五年（1866）五月，返乡；光绪六年（1880）正月，创建实学义塾；光绪十二年（1886），道人六十六岁，设立戒烟、戒缠足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十七日，七十大寿等等。这其中不难看到疏漏处，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时间错乱；如写“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道人恰逢六十岁之期”的年龄错误。但有个笔迹上的细节值得注意，便是这个“五月十七日”乃由“九月二十日”更改而来，以对应达观出生日期“道光元年五月十七日”的设置。可见作者对时间的意识还是比较自觉，并非信手写来不知所以。
对时间的强调既增强了作品叙事的真实性，以满足傅兰雅取事近今易有、免使惊心骇目的要求，又提升了作品的整体性与前后连贯的可能。作品的前后贯连看似简单，内中实对应着中国叙事传统对时间的忽视，习惯势力强大而难以出离的现状。见诸应征作品，便是鸦片、时文、缠足分块出现，每块结构往往便是讲述一个或一系列与某一弊病相关的故事，以揭发弊病，然后给出解决之道。此中当然有傅兰雅启事“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的影响，但也因合于传统章回缀段式的写作习惯，而被接受放大。于是，所谓结构成篇、前后贯连等，都被简化为三大块的刻板拼接，最多再加上一个因梦得书或梦中游历的大框架，与故事穿插相距甚远。而三弊之所以可以如此拼盘，自因其互相独立而无先后，有类似空间的分块而无时间上的系连。在时间纲目下，不太可能在某个时段，连续发生只与鸦片、时文、缠足关联的故事。正因如此，达观便得以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看到不同的三弊，可谓贯穿成部又不显得刻板。同时，储桂山对时间点的选择也令洪杨之乱被背景化，在故事后半部分，达观因之滞留，不得归家；同样也被情节化，杨秀清成为批判缠足故事的直接来源。 当然，储桂山叙事依然遵循自然时序，对时间线的强调只是令他在应征作品中显得特出，而与“新小说”中时有的打破情节时间的倒叙、插叙依然不同。
（三）限制叙事的努力
另一与“闲游”相关联的是叙事视角。虽然作品开篇即道“话说这部书，单表明达观道人，一身闲游所见所闻”，文中也时见以“正是”“话说”领起的联句韵语，未回避说书人声口，仍是第三人称叙事；但在达观道人闲游过程的叙事中，储桂山对于限制叙事、固定视点的努力依然明显。表达上的显著表征便是“听闻”，听专人重述及相似的设置来收束可能破坏限制叙事的情节，无论是先有达观的耳闻目见还是先将故事提出。如关于杨秀清及其夫人虐待缠足妇女、砍下小足以为小足山之事，达观不在金陵，自不能见，故让从金陵逃回的甲乙来向达观转述。储桂山时常不忘以类似的表达提点达观道人视角的唯一性。第六回有一段达观在客栈“旁听”隔壁鸦片馆情状的叙述，就很值得注意：
听得烟馆中有一人大呼曰：“快拿灯来，
快拿灯来！”连呼三声，灯仍未至。其人大怒曰：“你家走堂者何在？”烟馆主人曰：“来了，来了。”又越一刻，始听一人曰：“灯来矣，请大爷用烟。”其人怒谓曰：“如此服侍人，到也调停。”送灯者曰：“大爷不必如此，说些酸话冷语。我当日亦尝向人如此，不料今日听人用也。”旁边又有一个人，似年老的口气，向送灯者曰：“尔姓甚名谁？”送灯者曰：“我姓汤名保三，向住西门旗杆巷。你老人家总该认得。”那年老者沉吟半晌曰：“莫非是汤百万家的子孙？尔父亲在日，尚有八九万的家业，尔胡为即贫得如此模样？”保三叹曰：“即此鸦片害我也。”老人曰：“尔一日能吃几何？竞至一贫如洗。”……（保三叙吃烟败家缘由，从略）老人叹曰：“可惜可惜！”彼呼拿灯者，闻此一番言语，不觉醒然悟曰：“吾从此改悔，不复再吃烟矣。”遂轩然长扬而去。老人曰：“此人尚有自新之意。”正是：酸言换得艮言去，不必三香买戒丸。
……忽又闻来了甲乙二人。甲呼：“拿灯！”乙曰：“尔一人食之，吾敬谢不敏。”甲曰：“恐我有耽误，何不暂吃一口，提提精神。难不成一口即上瘾么？”乙曰：“人之食此物者，前头走，后头即有人指曰：‘此鸦片烟鬼儿也。’倘若衣裳破败，则又曰：‘此鸦片烟贼也。’即衣裳翩翩，素非下贱之人，亦不过曰：‘鸦片烟先生。’从未闻有人称为‘鸦片烟老爷’、‘鸦片烟大人’也”。甲曰：“如此说来，你背后呼我甚么？”乙曰：“鸦片烟朋友耳。”甲笑曰：“此仍粉饰语，恐不免有鸦片烟贼之患。”乙曰：“尔既疑之，何不改悔？”二人于是兴尽而去。正是：称呼一一都卑鄙，始信良朋金石言。
道人听罢，叹息一番，然后就寝。
“隔墙有耳”式的写作，令故事情节活泼许多。也可以看到，储桂山很努力地描述着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场景，比如“又越一刻，始听一人”说话，该时间点前，因达观未听见其他，故便不叙及。比如对话人的年纪，也是凭借达观“似年老的口气”的推测。这些当然是达观的视角。但是，不可否认，由于说书人或外部叙事人的存在，写作便时不时会溢出限制叙事，而露出全知的痕迹。如写“呼拿灯者，闻此一番言语，不觉醒然悟”，“轩然长扬而去”，写甲和乙“兴尽而去”，都涉情态描写，非不在场的达观所能知晓。更别说插入的两句“正是”领起的对句了。
（四）近于“新小说”的情节结构
与叙事视角相关的，还有作品的情节结构。达观所知毕竟有限，即便闲游有空间变化，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地，经历各种堕落生活，于是便需要达观以一人之身，与各地人物相遇。故事情节便多依赖其他角色的讲述。而这些角色实际上只具有讲述见闻的功能，故事结束，此人即可隐退，个人面貌几乎可以忽略。即使是达观，厌恶时文缠足、正视鸦片危害的思想是有的，但性格却不鲜明立体。其情节结构，近于“新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社会小说；甚至在内容上，也触及了“社会小说”的内涵。如作品第三、四回，写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中旬，扬州府出示严禁鸦片，雷声颇大。其间，赵公馆主人赵有标遣家丁偷偷购置烟土，为漕关巡丁贾六侦知。贾六欲借机勒索，被赵有标打出。贾六不忿，阴告关局委员。委员见事有油水，捉走赵有标后，收到数百两贿银，即将赵释放，并将贾六斥革。类似官吏衙门借禁烟为取利之方、生财之道的不在少数，因储氏写作独特，故不避冗长，兹录数段：
（达观道人）听人纷纷议论，以为此次禁烟，严厉非常。某日流芳巷庄姓，私在家中煮烟，忘却将门紧闭。忽有二巡快行走巷内，闻得鸦片之味扑鼻，遂破扉直入。庄姓主人正在指点仆人拨火添炭，巡快乃大呼曰：“好事好事！尊府胆大。请问此土由何人买来？”口中说尚未了，即将烟锅用脚一踢，火炭满地，青烟四散。正是：满炉方把仙丹炼，顷刻盈庭泼紫霞。主人急止之日：“公等勿怒，敝处烟土，那未禁之前，友人所赠，虽同尔至官衙中无畏也。惟尊驾等既来之，则安之，聊备菲敬，以为诸君寿，可乎？”巡快二人即变笑脸曰：“早说，我等亦不至冒昧，将尔锅踢去也。”正是：吓诈之中存骗者，有钱便把笑颜开。
又一日闻云：有一人姓从，名小山。素有食烟之僻，路人皆知之。目前见事关紧要，自知防备。食毕之后，即将烟具纳入墙壁之中。故屡次巡丁稽查，皆兴尽而去。后数日，忽有委员一人，带巡快多名，特至其家搜索。初亦未得真据。孰料某巡快心怀叵测，身边带烟枪一支，烟盘烟灯各一具，巡至主人床下，伪云：“在此在此，机关已被吾破却矣。”主人不信，上前视之，则俨然烟具也。有口难分，吓得面如土色。即不由分说，被委员带去。巡快之心，何一毒至此。正是：烟差捉得烟徒去，俱是吞云吐雾人。
后闻此事，亦以孔方兄了结。凡人家有钱者，只要不惜小费，皆可以无事。惟贫困者，经此一番整顿，十中已戒去其六。设使官长认真，不收贿赂，亦何至难绝根株哉！两个查烟片段，寥寥几笔，便将吃烟人之伶牙俐齿、见风使舵与诡诈，巡快之耀武扬威、徇私狡猾写出。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曾指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形极相，振厉末俗。”其中观点或受傅氏征文影响，宦途一道，却是傅氏未及。就应征作品而言，鸦片主题叙写，多限于就事论事，从鸦片出产交易入，从提供戒烟之法，或官府禁令鸦片出。储桂山则由鸦片弊病而及鸦片查禁，进而述官场贪渎。思路之开阔，确是少见。 实际上，储氏将鸦片为害、痼疾难愈之主因归于国家，又屡见新思，是其他作品较难想望的。对官吏禁烟态度之重要，储氏一再强调，第九回又云：
禁烟之道，亦何难之有哉？在我看来，不必与泰西争论烟土来华与否，我惟禁我民之吃，则与交邦之道，毫无妨碍。倘使认真欲禁，则当自官场始。凡有私食者，一概勒令休致，允不准复用，则官场中断无吃烟者矣。然后再下令于国……
虽说不必与西方争论鸦片贸易的观点有失偏颇，却有别于世人成说。这些，或正符合储桂山不拘泥、喜独造的性格。
（五）先在文本的合式运用
对鸦片危害的别样解读与开阔的创作思路，亦见于储桂山对先在文本进行的合于小说叙事的改造。
《达观道人闲游记》第十回“旱荒灾状图中绘学堂空名纸上谈”叙达观道人滞留天津时，听闻河南路因罂粟栽种与天时不利造成奇荒，并在赈济河南捐局门首见到河南旱荒灾难图八幅，诗八首，希冀“诸仁人善士，解囊助赈，集腋成裘，以苟延残喘。早送一时，即多活一命；多送一文，即多活一日”。是处，储桂山誊写各诗，并详细描摹了各图内容，将图意引入小说，增加了叙事形式的多样性。不过，考察可知，储桂山此段写作极可能是借鉴了彼时绘画灾民图的募赈类善书。
光绪初年，灾荒频仍。绅商主导的义赈机构顺时而起，以组织各地善堂赈灾。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等人皆曾创办筹赈公所或义赈公所，赈济山西、河南、直隶等地灾荒。以办理赈务、宣传赈灾为内容的善书也应运而生。但是，“自各省水旱以来，劝捐之启，劝赈之文虽不为少，然必须识字通文者始能阅之”，而图像却可令“野老村夫妇人孺子无不能阅，阅之亦必有因之感动者，其于赈捐必大有裨益”。故此，产生了自余治刊刻于道光二十九年（1894）的《水淹铁泪图》，刊刻于同治十年（1870）的《江南铁泪图》，至余治弟子谢家福及其苏州同人刊刻于光绪四年（1878）的《河南奇荒铁泪图》等一系列借助绘图小册子以劝捐的善书，并启发和影响了其后一系列善书的写作。
时隔十数年，不排除储桂山1895年的写作另有所本，但就绘图内容而言，其文字或近于《河南奇荒铁泪图》，可惜此书笔者未见。考虑到该书对以《江南铁泪图》为代表的江南善书传统的承继，则对照储氏写作与《江南铁泪图》之内容，也大致可窥得其中关连。
如《江南铁泪图》第二十九图有“剜肉补创破屋拆卖”，绘数人趴在房顶拆卸瓦片屋椽，数人捧着木材沿街叫卖。其词日：
仰屋空嗟穷饿，阮囊苦乏分文。终朝枵腹惨难禁，当卖可怜净尽。幸有敝庐无恙，拆来且度朝昏。误他燕子旧巢寻，为道主人重命。
注文云：
大兵克复后，逃散难民复归故里。萧然四壁，无以为生。往往将破屋拆卖，聊易豆升以延残喘。祖宗痛恨于九原，妻子啼号而露处，不及顾也忆（？）。《达观道人闲游记》中，达观道人所见第二图即是：
房屋十余间，上出绝卖之帖，皆无人顾问。至万不得已，将砖瓦拆卖，一间房屋，只卖得八九百文，所有木料，皆劈碎为薪，负向街头唤卖，以度时日。贫者尚深妒之并有诗曰：
画栋雕梁本祖传，可怜有产命难全。劈成薪木沿途卖，不要安居只要钱。
如《江南铁泪图》第二十四图为“草根挑尽树皮劘光”，有词曰：
怪底荒凉一片，四乡烟火多稀。野无青草树无皮，残喘苟延幸矣。大地已成焦土，此间何处生机。赈钱给米望云霓，倘有仁人群起。
注文云：
难民无所得食，往往掘草根剥树皮略充一饱。而地荒力尽，周济无人。欲求一糠糊而不可得。逢严寒酷暑，光景尤不堪设想。如力不能煮米粥以济人，即糠糊粥、荳渣饼亦可。力不能制绵衣恤寒，即草衣浦包亦可。得救一人，且救一人。幸勿以善门难开，错过积德机会也。
相似情状于储氏作品作第四图，所绘为树木数十株，民人争相剥皮掘根，和草食之。有稍富者，负归家中，磨成薄屑，煮熟啖之，人人面上皆有菜色。并有诗曰：
五谷而今一粒无，人人捧腹向天呼。犹欣古树滋腴足，磨粉熬煎口暂糊。
然而，推陈书而出新，储桂山小说裁剪善书及赈捐素材为我所用的意识仍可得见。就静态绘图而言，场景呈现为其长处，情感、思想传递多赖接受者理解转化。储氏写达观看图，能看出图中房屋仅售出八九百文，能读到贫人的嫉妒之情，则达观道人眼中之图实已含有达观的主观好恶。即便此处储氏是完全袭用前人善书成图，也已有一定成分的独创。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储桂山借达观道人之口道出河南饥荒，人祸胜于天灾，可谓发挥了1878年《申报》所载《阅（河南奇荒铁泪图）书后》“今时之灾，由于天数，然又不能尽委之于天数”的观点。不是一般性地描绘饥荒苦况，也非沿用《江南铁泪图》之抨击太平天国乱象，而将人祸明确指向鸦片批判，切入角度与前人图意有别，而与小说写作主旨契合。
同时，储桂山也巧借赈捐一事发议论。于小说特地设置一情节，叙达观道人向赈局捐款后，一位清高自负的读书人质疑其小赈捐不足以解大困苦，怜恤灾民反是助长罂粟种植之风。达观与之论辩，表示赈捐乃是君子周急，见义而为，亦强调并非所有灾民皆为烟害之罪魁。何况国家准行罂粟栽种而令小民见利忘义，大责在国家，故读书人更当怜悯贫民。此一节，不唯认可赈捐的意义，也照应了本文前段所述之官场批判。
可以说，借助可能的先在绘图文本，储桂山尝试作出符合小说情节叙事的写作努力。且因其所“绘”为时事，切近实际，虽然警戒意味远大于欣赏价值，却有助其小说烟弊批判功用的实现，足证储氏小说写作的较高自觉。
（六）新学新思与行述痕迹
征文活动评论中，傅兰雅曾批评部分应征作品“立意偏畸，说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但在储桂山处，写烟弊自有重墨，说文弊亦不浅淡，且将八股完全置于实学之对立面加以批驳。此是西学荡激之结果，与储氏教育经历更可互相参证。
如第二回写王世英与先生之对话： 先生日：“世英今日何以不读文章？”世英曰：“先生教我单读时文，先生抑知时文者，乃时下之文乎？时文中包罗古史，自不必说。而尤必按切时事立言。倘拘拘于一字半解，何处为题界，何处宜逆入，何处宜顺说。则迂儒之所为，门生不敢也。”（因出言得罪先生，为父母责怪。）世英曰：“儿非固执，实因性质所近，志不在功名而在实学。”
第十一回写众人围观一沦落的读书人，道人慨叹以时文取士不得其人，枉令读书人浮沉一世，不合情理。有一老人曰：“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就要自己明白，跳出圈子，方不至终身受累。”渔樵耕三闲人嘲笑读书之人，道人曰：“尔等不必笑读书不好。读书之人，本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此种书痴，乃为时文所误耳。”第五回道人谈道：“文章自古无凭据，不特阅者无凭据，即作者亦无凭据也。曷若实学之道，进求一分，即得一分，如俗所谓硬功夫乎？”凡此皆可视为储桂山弃时文而就实学的夫子自道。
至于写达观教授侄子们的科目专重经济，次则是天文、舆地、古史、书法、兵略、书学等事，多少有储桂山所重所善的学问影子。不过，彼时作品中，储桂山所叙达观道人侄子分别报考算学和时务两门而为宗师赏识，两者兼重。但到了1898年，储桂山对待算学与时务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变化。
此外，小说最后一回“祝寿遥传沪上情”，通过上海来的刘冠卿褒扬达观所作所为，与“目前上海之事暗合”，将“并未以西学为名，而竟能开风气之先”引入时事，并宣说道：
西人自进中国以来，首先创立教堂，单传彼国圣教，与政治无涉，此事可不必细论。教堂之外，更设中西、华美各书院，以及广学会、万国公报等馆，以为中国人习西学事之楷模。更念中国书院，单课时文，因与中国绅士，合设一格致书院，请中国大员课试策论各题，以觇士人趋向。且于广学会中，损赀刊刻，劝化中国更改一切政治，以图富强。又偶然添出新学诸题，厚予花红，劝人力学。诸如此类，内地皆未周知，而敝镇居然设立实学义塾，岂非与西人有同心乎？
至于鸦片烟一事……英国之民，相率联一禁烟会，报名造册，已有九千数百人之多。
若缠足一事，……特立天足会以为之劝。……且于立会之后，征文考义，出有告白，请我华人做《缠足考》一篇，述明缠足原始，以及流传弊端，或何处盛行，或何国曾经劝戒，兼论及中国出洋妇女，今日缠足与否。西人之心，诚足嘉赏。
所述历历，正是储桂山于小说征文前所参与之事。以评介西人时务经营作为作品结尾，既巧妙给出傅兰雅所要求的解决三弊之方案，又由古及今，照应时事以应“时新”，同时，不露痕迹地向傅氏等西人致敬。储桂山于应征一道，显然颇知策略。
约括言之，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倚赖多年对中西学之关注与积累，数十次与西学相关的论说成文，储桂山已具备写作含新意境之小说的实力，并在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视角、情节结构与内容等方面有所突破。但正如其近文言的语体，以别号“格致散人”为笔名参赛，虽有“格致”之新，却仍存“散人”之旧。其小说观与小说体制也依然摆脱不了与传统的深刻系连，冠以“时新”却当不得真“新”。这确是傅兰雅小说应征作品的常态，即部分应征作品虽已在某些方面指出小说承载“大道”之可能，创作实绩却未及此。故只能说，“时新小说”已趋临界点却未突破，革命且有待后之来者。【责任编辑 郑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