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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老公安阳红光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三部曲终于完成了。从第一部追寻因为各种原因而从人们视野里消隐的老红军战士并为他们造像，到第二部以情景再现的手法再现湖南公安民警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而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动人情景，再到此次展出的为因公牺牲或致残的公安民警们以及拍摄其家人的思念与伤残民警的现在状况的第三部，作为整体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以丰富的艺术手法讴歌公安干警为人民而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并且以对于他们的工作的饱含情感的深入刻划，体现了创作者也是他们的同事与战友的阳红光对于他们工作的赞美、感激与感恩。
《共和国不会忘记》三部曲始终贯穿的一个艺术志向是，努力寻找以最为适切的摄影的语言来弘扬公安民警的无私正气，以充沛的感情投入来歌颂湖南公安民警的献身情怀。
与前两部所分别采取的纪实肖像摄影与情景再现执导型的手法不同，《共和国不会忘记》第三部采取了照片并置的手法，通过主辅不同画面，将公安民警家人或伤残民警的生活情况与牺牲民警的遗物或致残民警的伤情报告和勋章等并置，构建叙说他们为保境安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多重视觉空间，充分展示摄影所特有的记录与记忆的强大力量。
在画面的安排中，阳红光以主图来记录当下情景，然后以辅图中的遗物、现场老照片、伤情X光照片、勋章等，作为一种对于当时情景的追诉与记忆，为将观众带回现场提供一系列的视觉线索，也引发情感的共鸣。以此结合了摄影的记录与记忆的手法，他积极探索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通过将照片并置而产生的图像间的对话并进而打动人心的可能性。
从并置画面的情感结构看，主图是有关牺牲民警家人或伤残民警的现状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贯穿画面的、具有主导性力量的是情感。他們或沉浸于对牺牲的家人的回忆中，或努力通过康复表达想要重回一线现场的意志与愿望。而辅图则是以静物摄影的手法，通过对于展示他们的事迹与生活方式的各种物件的深情凝视，将这些现在成为了寄托怀念思绪的对象的日常物件提升到可供追怀的人文高度。
《共和国不会忘记》三部曲，是一部集记录与记忆于一体的完整叙事。它告诉我们，作为老公安民警一员的阳红光，他通过不断地拍摄自己的同事与战友在不断地记着自己的同事与战友的贡献。在这里，“记着”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状态。“记着”，对于摄影这个观看手段来说，也是再也合适不过的功能了。他记着与他在一线现场一起奋斗的同事与战友的点点滴滴。但更重要的是，他记着他有责任与使命要将同事与战友的英雄事迹、奋勇精神以及现状记录并传播，使这种献身精神能够被新进民警与广大观众所传承与发扬光大。因此，阳红光以摄影的方式持续地记着，并且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不要遗忘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是作为老公安的阳红光赋予自己的神圣责任与使命。为履行这份责任与使命，他不辞辛劳反复多次返回到各种事件的现场，费时八年最终以摄影三部曲的方式，既向我们传达公安民警及家人们的贡献与现况，也传播与分享他这份深沉的情感与执着。
与将公安民警作为报道对象的拍摄不同，本人就是公安队伍一员的阳红光，他的拍摄从本质上说就是自己人拍摄自己人。因此，这是一部情感与主观性从来不曾离场的作品。传统纪实摄影以中立与客观为标榜，但其实这是无法做到的虚幻。阳红光的摄影三部曲，尤其是后两部以公安民警为主人公的作品，包含了他个人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自豪与尊敬。他从不讳言在拍摄时的情感投入与不断的感动。这是将真情表达与真相传达的有机结合，既有拍摄者的主观性在，也有因为摄影的媒介特性而致的客观性在的作品。这客观，是另外的一种客观，而主观，也是另外的一种主观。通过摄影而与被拍摄对象在精神上达成的一体化，所形成的相互融合的主客观，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是无从截然分开的。这既是记录，但又是主观的记录。如果没有这份主观在，他的记录就可能成为仅仅对于他人之事的旁观。而他的拍摄，既是一种摄影的旁观，也是一种主观的介入。而这可能是阳红光的摄影的最值得讨论、也是对于当下摄影创作最具现实意义的地方。
这是一份将共和国的宏大历史与投身到这份大历史中的个体的小历史两相结合的视觉叙事，而且通过有机结合了摄影所特有的各种手法而使得他的历史叙事具有特殊的质感。这是可感可触的历史，是有人、有事、有物的历史，也是有情有义的历史。
革命烈士：李科林（ 1959—1990 ）
李科林，男，1959年出生，1979年入伍，共产党员。生前系原长沙公安消防支队浏阳县消防中队中队长，上尉警衔。1990年5月19 日，在扑救浏阳县工人文化宫火灾战斗中，李科林先后两次不顾生命危险深入二楼着火部位侦察火情、指挥战斗。大火扑灭后，为防止“死灰复燃”，他第三次摸着滚烫的墙壁爬上二楼，因烟雾阻挡视线，不幸从二楼摔下，壮烈牺牲，时年31岁。同年，李科林被公安部追记一等功，武警总部追授其为“革命烈士”。
李科林牺牲时，其妻李正萍32岁，其子李胜5岁。29年来，李正萍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李正萍家里一切如昔，除客厅新添一套沙发外，其余都是她和李科林结婚时添置的，并按照丈夫生前时那样摆放。李科林的衣服依然整整齐齐叠放在柜子里。身高不到1.6米的李正萍，一根长辫超过1.4米。她说，丈夫最喜欢她的长发，所以一直留着。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卧室里对着丈夫的照片静静地梳理长发，她觉得，丈夫一定会看到的，会很高兴的。
《共和国不会忘记》三部曲始终贯穿的一个艺术志向是，努力寻找以最为适切的摄影的语言来弘扬公安民警的无私正气，以充沛的感情投入来歌颂湖南公安民警的献身情怀。
与前两部所分别采取的纪实肖像摄影与情景再现执导型的手法不同，《共和国不会忘记》第三部采取了照片并置的手法，通过主辅不同画面，将公安民警家人或伤残民警的生活情况与牺牲民警的遗物或致残民警的伤情报告和勋章等并置，构建叙说他们为保境安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多重视觉空间，充分展示摄影所特有的记录与记忆的强大力量。
在画面的安排中，阳红光以主图来记录当下情景，然后以辅图中的遗物、现场老照片、伤情X光照片、勋章等，作为一种对于当时情景的追诉与记忆，为将观众带回现场提供一系列的视觉线索，也引发情感的共鸣。以此结合了摄影的记录与记忆的手法，他积极探索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通过将照片并置而产生的图像间的对话并进而打动人心的可能性。
从并置画面的情感结构看，主图是有关牺牲民警家人或伤残民警的现状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贯穿画面的、具有主导性力量的是情感。他們或沉浸于对牺牲的家人的回忆中，或努力通过康复表达想要重回一线现场的意志与愿望。而辅图则是以静物摄影的手法，通过对于展示他们的事迹与生活方式的各种物件的深情凝视，将这些现在成为了寄托怀念思绪的对象的日常物件提升到可供追怀的人文高度。
《共和国不会忘记》三部曲，是一部集记录与记忆于一体的完整叙事。它告诉我们，作为老公安民警一员的阳红光，他通过不断地拍摄自己的同事与战友在不断地记着自己的同事与战友的贡献。在这里，“记着”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状态。“记着”，对于摄影这个观看手段来说，也是再也合适不过的功能了。他记着与他在一线现场一起奋斗的同事与战友的点点滴滴。但更重要的是，他记着他有责任与使命要将同事与战友的英雄事迹、奋勇精神以及现状记录并传播，使这种献身精神能够被新进民警与广大观众所传承与发扬光大。因此，阳红光以摄影的方式持续地记着，并且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不要遗忘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是作为老公安的阳红光赋予自己的神圣责任与使命。为履行这份责任与使命，他不辞辛劳反复多次返回到各种事件的现场，费时八年最终以摄影三部曲的方式，既向我们传达公安民警及家人们的贡献与现况，也传播与分享他这份深沉的情感与执着。
与将公安民警作为报道对象的拍摄不同，本人就是公安队伍一员的阳红光，他的拍摄从本质上说就是自己人拍摄自己人。因此，这是一部情感与主观性从来不曾离场的作品。传统纪实摄影以中立与客观为标榜，但其实这是无法做到的虚幻。阳红光的摄影三部曲，尤其是后两部以公安民警为主人公的作品，包含了他个人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自豪与尊敬。他从不讳言在拍摄时的情感投入与不断的感动。这是将真情表达与真相传达的有机结合，既有拍摄者的主观性在，也有因为摄影的媒介特性而致的客观性在的作品。这客观，是另外的一种客观，而主观，也是另外的一种主观。通过摄影而与被拍摄对象在精神上达成的一体化，所形成的相互融合的主客观，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是无从截然分开的。这既是记录，但又是主观的记录。如果没有这份主观在，他的记录就可能成为仅仅对于他人之事的旁观。而他的拍摄，既是一种摄影的旁观，也是一种主观的介入。而这可能是阳红光的摄影的最值得讨论、也是对于当下摄影创作最具现实意义的地方。
这是一份将共和国的宏大历史与投身到这份大历史中的个体的小历史两相结合的视觉叙事，而且通过有机结合了摄影所特有的各种手法而使得他的历史叙事具有特殊的质感。这是可感可触的历史，是有人、有事、有物的历史，也是有情有义的历史。
革命烈士：李科林（ 1959—1990 ）
李科林，男，1959年出生，1979年入伍，共产党员。生前系原长沙公安消防支队浏阳县消防中队中队长，上尉警衔。1990年5月19 日，在扑救浏阳县工人文化宫火灾战斗中，李科林先后两次不顾生命危险深入二楼着火部位侦察火情、指挥战斗。大火扑灭后，为防止“死灰复燃”，他第三次摸着滚烫的墙壁爬上二楼，因烟雾阻挡视线，不幸从二楼摔下，壮烈牺牲，时年31岁。同年，李科林被公安部追记一等功，武警总部追授其为“革命烈士”。
李科林牺牲时，其妻李正萍32岁，其子李胜5岁。29年来，李正萍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李正萍家里一切如昔，除客厅新添一套沙发外，其余都是她和李科林结婚时添置的，并按照丈夫生前时那样摆放。李科林的衣服依然整整齐齐叠放在柜子里。身高不到1.6米的李正萍，一根长辫超过1.4米。她说，丈夫最喜欢她的长发，所以一直留着。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卧室里对着丈夫的照片静静地梳理长发，她觉得，丈夫一定会看到的，会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