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中有“江湖”之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说：“居殿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所谓的“江湖”，显然是跟“朝廷”对立起来的一种比喻。
　　而这种比喻，到了明清时代，却开始变成一种实体。《水浒传》里，那些江湖好汉所生存的“江湖”所指的乃是官吏体系所挤压出来的边缘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好汉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而生存，好勇斗狠，喊打喊杀，自鸣正义，乃是他们的行为模式。一个政府如果有能力，它就可以整合出良好的社会，若政府无能，它就会析离出人们根据自己标准而为的社会。因此，所谓的“江湖”，乃是“边缘社会”。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理解，清代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满人极少，官吏对汉人民间社会缺少规范力和整合力，所以汉人民间社会遂根据自组织的方式形成秩序，各地社会最大的势力不是“青帮”，就是“洪门”，或者其他帮会，它就是清代广义的“江湖”。
　　几年前，我读到中国“江湖”大佬连阔如的遗作《江湖内幕》。他对清末到解放初期的“江湖”作了详细叙述。他特别说到，在人多集市的地点，各种“坑蒙拐骗”极为普遍，用假货假药骗人的，设计使人上当的，都司空见惯。他所谓的“江湖”，乃是现代市场形成前的“前市场”，大家都在这个“前市场”里各凭本领赚钱。能骗就骗，能诈就诈。“江湖”上的这种“坑蒙拐骗”现象，形成了中国人悠久的“骗子文化”。
　　前几年我读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文人张应俞所编著的《杜骗新书》，那是一本说骗的小型百科全书，它列举了24种骗术。他写书是为了杜绝骗术，但写作的方式却好像是在赞美那些骗子。那些骗子都鬼灵精怪、非常聪明，他们很擅于利用人们的轻信及盲点，诱人上当。人们谈问题，有时会有一种“指责受害者”（blame victims）的心态，好像受害者才是不对的一方。例如一个女子被施暴，是因为她的穿着太性感，勾起了别人的欲望；一个制度不好，人们被迫去送红包贿赂，遂有人认为“有贿始有贪”，贪污反而变成了被动一方。中国人谈到骗，都认为受害者“笨”，是“大头”、“冤大头”，甚至认为受害者“贪便宜”，才会上当受骗。
　　因此，或许我们可以大胆说，中国自古以来，即没有形成正式的商业管理及文化，虽然有商家在各凭良心做生意，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更多的商家，则是把前现代的市场视为“江湖”，大家都在各凭本事赚钱，“坑蒙拐骗”乃常事，而且习惯成自然，中国人社会的“骗子”文化因而根深蒂固。做生意的，就是要各凭本事，汉语中说“无商不奸”，就是商场如“江湖”所致。
　　一个合理的国家，必须有合理的政府，它必须有人，有设备，进行市场的管理，必须有能力去抓各种伪劣假冒的商品。如果政府抓到商家骗人，就应重罚；如果消费者上当受骗受害，就去打官司，官司的赔偿是可使一家公司、商家破产倒闭。但今天的华人社会则不然。在大陆方面，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乃是近30年来才有的事，所以政府的商业管理、商业检验也是新事。商品的外销因为有外国政府监督，大家相对不敢马虎，而商品的内销，则政府仍须努力。近年来，中国大陆有毒奶粉，老鼠肉冒充猪肉，月饼肉馅过了一年还卖等事件，可见还是有很多商人把市场当成是“江湖”在那里骗人。
　　至于台湾就更过分了。近年来，台湾各种食品危机不断，今年中秋节，甚至有馊水油风暴，商人把喂猪的馊水炼出油来给人食用，涉及的几乎包括了全部的大食品公司。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整个台湾已越来越是个大“江湖”，大家都在各凭本事赚钱，商品的伪劣毒假已成了常态，馊水油也波及大陆、香港和澳门，台湾这块招牌可说是毁了。一个社会应该妥善管理，不能成为“坑蒙拐骗”的大“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