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刚转过墙角，刘庆邦老师惯常平缓的语调就流出欢快。他说，二姐已经到了。我向车外看去，附近并无人走动。刘老师指着前方一辆三轮车说，那是二姐的车子。微笑，已经写在脸上。
　　随刘老师来到一座小院，低矮的门楼长满青苔，门上红漆斑驳，一簇簇竹子从院墙上探出头来，在寒风中摇曳。门前三轮车上，堆满农村烧“十来一儿纸”用的祭品、元宝和黄表纸，一切都透着古朴。
　　走进院子，一位老人正抡着大扫把扫着落叶。刘老师说：“这是二哥，农村常说的二姐夫。”老人憨厚一笑，继续扫地。灶屋里迎出来两位年愈七旬的老妇人，身高、样貌和刘老师相像，只是肤色稍黑，脸上多了些许沧桑。刘老师介绍说：“这是大姐、二姐。”大姐腼腆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二姐看着我们，说：“你们都来啦？”又对刘老师说，“不是说十点才到家吗？咋这么早？”刘老师说：“以为集上会堵车，起了个大早。今天不逢集，没堵车。”二姐搭着话就麻利地接过刘老师手里的箱子进屋。刘老师打开箱子，拿出最新一期《北京文学》，里面有他新的日记体散文《母亲最后的日子》，送给大姐二姐。
　　院子不大，很方正。靠西墙根就是竹园，因无人打理，茂密得有些杂乱无章，却也平添几分雅韵。又因不常有人居住，屋子有些潮湿。堂屋后墙上挂着一位老妇人的黑白照，深眼窝，高鼻梁，头发稍稍自然卷曲，正慈眉善目望着我们，宛若民国才女。这么漂亮的老人家！我脱口赞道。刘老师望着照片说：“这是我母亲。母亲娘家住在开封尉氏附近犹太人聚集地，她身上可能有犹太人血统，看她的深眼窝就知道。”刘老师从里屋柜顶上取下一只小而精巧的棕色牛皮箱子，透过灰尘，还能看出曾经的高贵与精致。刘老师说：“母亲以前随从军的我父亲当太太时，皮箱里放的都是母亲的首饰，后来放母亲的针线，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一声叹息，如这老屋般落寞。
　　院子里有人说话，是本家爷们儿，一兄一弟。刘老师安排堂弟把竹园子清理一下，把稠密的地方剔剔。然后和堂兄坐下说话，耐心听他讲自己的病情和烦恼。我走进灶屋，几番请求下，二姐递给我一把芹菜一把葱。蹲在墙根处择菜，听刘老师不时劝慰着堂兄。倘若这时有陌生人进来，断不会觉得这位和善的老人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获得者。
　　二姐烧好茶水。刘老师说：“你们在这儿喝点儿水，晒晒太阳，我们仨下地。”不一会儿刘老师他们就回来了，身后跟着很多乡亲。刘老师招呼大家在院子里坐下，大家七嘴八舌，热闹起来。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那棵皮实的石榴树，褪尽芳华，依旧尽心尽力地站在那儿。几只麻雀飞来，落到石榴树的枯枝上，凑着热闹，唱着欢快的歌。灶屋里飘出炊烟，烟火的味道笼罩着小院。刘老师静静地坐着，脸上的笑容一如此时的阳光。
　　太阳爬上树梢，村里飘出百家饭的香味儿。闻讯赶来的乡干部，掂着小菜也来了。院子里摆桌，摆凳，摆上菜，还摆上兆丰酒。刘老师说：“今天就喝咱们老家自己的酒，这兆丰酒还真不错。”刘老师边敬酒边对我说：“回老家我就喜欢在家吃饭。大姐二姐做的地锅馍，还有二姐做的红烧肉。二姐做红烧肉和别人不一样，她先把五花肉用小火炕得焦黄，再加上葱、姜上锅蒸，那真是一绝。”闻听此言，我停下筷子，暗想，得给红烧肉留个空儿。还有地锅馍，那可是刘老师笔下的“中原第一馍”。
　　酒过三巡，刘老师把酒壶交给二哥。他用小杯子倒了三杯酒，每杯约半两。他说：“我要和姐姐们喝杯酒，她们没酒量，一次只能喝这么多。”我心里一动，起身跟着，站在灶屋门外，远远看着。地锅里跳着红彤彤的火苗，缕缕烟雾从门里窗里挤出，裹着红烧肉和地锅馍的香味儿。低矮的小屋，三位老人站在灶前，低声细语。过了好一会儿，刘老师从灶屋出来，有些伤感。
　　我进到灶屋，大姐二姐赶忙用衣袖揩拭眼角。大姐递给我一个小板凳，二姐揉着微红的眼说：“庆邦心思重，想事周到，每次回来都要给大姐和我敬酒。人说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我说，有一个也是庆邦。庆邦对谁都好，无论家人还是朋友，最难得的是孝诚。这房子还是母亲病危时建的。母亲病重时说，家里的房子太旧了，我死了你们都不会回来了，房子会塌掉，就把我葬在院子里，我看着家。庆邦抱着母亲说，娘，您放心，我一定会每年两趟回来看您的。为了让母亲安心，庆邦决定建新房，新房刚建好，母亲就故去了。从那以后，庆邦每年清明节和十来一儿，都回来给母亲烧纸送钱，无论多忙，无论万水千山，十四年啊，从没食言。”
　　院子里气氛热烈，古法酿造的老酒散发出浓浓的窖香，不知不觉已喝了四瓶。酒的热烈拔高了大家的嗓门也映红了脸庞，一直沉静温和的刘老师，也多了些许兴奋，笑得开怀，但仍然谦虚儒雅，一如他的文字。大姐二姐蒸的地锅馍、红烧肉端上来了，还有热腾腾的羊肉面。它们不负刘老师的称赞，引得大家馋涎欲滴。这样一个冬日，这样一个小院，这样丰盛的家常菜，这样淳朴善良的一家人，不喝酒的我，只是这样坐着，亦是醉了。
　　喝酒的人陆续散去，只有二姐夫堆坐在椅子上，以手遮面，作瞌睡状。刘老师站在他面前，如一棵竹子般弯着腰，轻声细语地说：“别难过，很快就回来了，明年清明节又见面了啊！”任刘老师怎么劝，二哥坐成雕像般一动不动。二姐过来说：“别理他，又喝多了。”又对我说：“他和庆邦也是同学，每次回来都舍不得他走。”刘老师从箱子里拿出一条干净的布袋，大姐二姐分别把自家的蒸馍装进布袋里，装得满满的放进行李箱。又把剩下的馍给我们带上。大姐风趣地说：“给丽丽多拿几个，你们别提意见，我和丽丽是一个村儿的。”
　　想着刘老师连日奔波，我们几个商量好，回去的路上不要打扰，让他小憩一会儿。或许是家乡老酒的作用吧，刘老师精神很好，一路上和我们聊文学，聊创作，如涓涓细流，汩汩流淌。聊到文学的情感之美，又聊起家人。刘老师说：“我小时候和大姐二姐一起读书。二姐学习也很好，我们俩总是班里第一第二名。可惜家里太穷，她只读了三年书，就回乡参加劳动。二姐要强，在哪儿都是先进。务农不久，就是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早早地入了党，是公社有名的铁姑娘。若是有条件读书，二姐比我还有成就呢。”说至此，刘老师又伤感地叹口气。
　　不知不觉已到漯河高铁站。推着行李箱的小橹忍不住问刘老师：“这么多馍够你和阿姨吃多久？”刘老师满脸幸福地说：“这馍她舍不得吃，放在冰箱里凍上，留给我慢慢吃。”我好奇地问：“您夫人不会蒸馍吗？”刘老师略一思索说：“她也会。在北京也蒸过馍，但蒸不出这个味道。”又是一声叹息。
　　刘老师执意不让我们进站陪他。挥一挥手，道声再见，走进灯火通明的候车室。五湖四海的人，经万水千山，在此相聚又分开。没人注意这位普通的老人，也没人会想到他硕大的箱子里，装的只是最普通的地锅馍。我们就这样站着，目送他消失在人海里。
　　摘自《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