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了钱，就在广州安一个家，找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过日子。”
　　她来广州十年了，一直这么想。
　　十年来她做过保姆、宾馆服务员、工厂流水线工人、快餐店员工、餐厅主管、音像店店长，也经营过自己的快餐店。从打工妹到小老板，又从小老板到打工妹，似乎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但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这十年好像活了大半辈子。”我惊讶这是一位26岁的女子说出的话。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好几岁。
　　她叫皮新华，初见是在一家商场的音像店。她正向顾客介绍碟片，一举一动透露着成熟与老练。
　　我开始听她的故事，从她来广州开始。
　　1994年，我高中二年级没念完就来到广州，那时候只是想出来见见世面。干了一年多，厂子倒闭，我也回了湖南老家。
　　回到家就发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结伴去上海、福建、广东一些沿海城市。在家呆了一个多月，闷得慌，我感到已经不能再适应农村生活，就和隔壁家男孩又来了广州。那是96年的时候。
　　回到广州，我找到以前工作过的厂子寄宿。那个时候，找工作心切，每天看见有“招聘”的地方就盯上去，像没头苍蝇一样。早上出门到天黑回，饿了就买一个面包，也不觉得苦。这样沿着大街小巷找了20多天，带来的钱快花完了，还在大街上游荡，心里却不服气，总觉得自己能找到工作。
　　就在我打算回家的前一天，事情有了转机。
　　那天中午，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广州老城区的一条路上，想到要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心里有些失落。前面一位老太太提着菜篮，走走停停，很吃力的样子。我就跑去帮她提菜篮，送她回家。她留我喝茶，还问了我一些情况。过了几天，我去她家时，她说帮我找到了工作。
　　就这样，我在一家宾馆里做了服务员。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一个朴素的道理：有付出一定会有回报。(转下页)
　　就在这家宾馆，我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一个做厨师的湖南小伙子，老实，不滑头，让人放心。 1998年，我从宾馆辞职，与男友结了婚，然后回老家生孩子。8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广州。这次来广州，和从前相比，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家里多了个女儿，父母只养了我一个，丈夫一个人的收入不够开支，我必须找一份工作拼命干。
　　我找到一家叫大西豪的快餐店。一年时间里，我从店员竞争上岗到餐厅主管。这段工作经历让我了解了广州，并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从前在宾馆的工作则封闭得多。
　　我的广东话就是这个时候“逼”出来的。刚开始用普通话和顾客交流时，一些广东老太太经常喊我“捞妹”（粤语：打工妹），这让我很讨厌，就下定决心要学会广东话。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用蹩脚的广东话和别人交流，别人笑我，我还是坚持说。一回到家就放粤语电视，听粤语歌，在外面就有意识地默记广东人的对话，大概3个月之后，就发现没有老太太当面喊我“捞妹”了。
　　我抓住每一个机会提高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我以前爱“叽叽喳喳”，但现在不愿意和别人多说，因为我说话直率，经常得罪了人，老板经常收到对我的小报告。别人说我不行的，我会把它做得更好。
　　这一段时间，我和丈夫动了一个念头：开一家自己的快餐店。那时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经营快餐店的经验，我丈夫又是餐厅厨师，我们信心十足。
　　说干就干，我们投入了所有的打工积蓄，选址、装修、开业……每天从早上五六点忙到凌晨，一天下来休息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早点赚回投入的成本。
　　刚开始每天的收入都有两三百块钱，我们整天干得乐滋滋的。但很快隔壁的快餐店在一个月内就增加了四家。价钱低到3元一份，每天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税费，收入只能基本维持开支。到后来我们干脆就躲税，收税的人来了，我们就关门，等他们走了又营业。这样生意就更差了，五六个月后，我们关门了，半年的辛苦只留下一些桌椅和餐具。
　　再后来，她应聘到现在的音像店。
　　1996年春节和她一起到广州的男孩，已经和一位老乡结婚、生了小孩，在番禺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开了一家五金零售店。
　　皮新华笑着说，这就是她的奋斗目标，这些年来一路颠簸，有笑有泪，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下午，我陪她去总店拿CD，从小路步行来回大概一个小时，她不乘汽车，哪怕是公汽，為了省车费。
　　我们边走边聊。她和丈夫有空时会去看看楼盘，她想今年夏天租一个凉快点的房子，想把父母接过来住一段时间，她也想多认识几个朋友。
　　一路走一路聊，她的话题总离不开女儿。她觉得很愧对女儿，女儿呆在老家，从小就没有在自己身边。她更担心女儿的学习，女儿现在一年级“六七十分”的成绩，让她责怪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她曾几次想把女儿接到广州，因为“广州的小孩从小就有良好的学习条件”。
　　“对女儿，我只有一个希望”，皮新华说，“能多读些书，找一份稳定点的工作，至少要有一技之长，不能像我一样打工。”
　　回到音响店，整理完新拿回的碟，已经是晚上8点多，皮新华从抽屉里拿出两大盒从老家带来的饭菜，其中一份是给店里一个小女孩带的——跟她当年一样外出闯荡，“一个小女孩，在外面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