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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国财阀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并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在民主转型之前和初期因为独特的经济效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助推韩国政治向多元化发展，但其却在民主转型之后逐渐聚焦于家族垄断的优势地位而与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形成了扭曲的政商关系，成为韩国民主的阻碍。如今韩国在历经了朴槿惠的“干政门”之后，捍卫民主的热情日渐高涨。或许韩国财阀积弊在短时间内无法顺利解决，但社会多元力量的觉醒却是当下扫清民主障碍的最好保障，也是韩国政治制度发展完善进程中一个新的契机。
关键词：韩国财阀;政治腐败;民主;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6.013
自开启民主化道路以来，韩国历届总统几乎都卷入了舆论风波，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对企业经济的广泛干预，加上总统制下总统权力巨大，就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腐败行为。长此以往，韩国财阀不仅占据了韩国经济半壁江山，还受到政府的种种照顾和荫蔽，成为韩国民主政治前进之路上的积弊。直到2016年7月，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其好友崔顺实的“干政门”丑闻和逐渐浮出水面，激起了韩国民愤。自此之后，韩国财团企业仿佛逐渐陷入了泥潭之中。随着韩国各大财团接连出现问题，受经济影响的韩国政治前景也开始令人担忧。
事实上，韩国财阀与政治的纠葛由来已久。而解决根深蒂固的财阀政治问题也并非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如今，韩国又爆发了娱乐圈财团与政界官员勾结涉嫌黄、赌、毒的丑闻，而新一任总统文在寅则誓要清算财阀政治与腐败，这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必行之路，也是为扫清韩国民主政治障碍所要做的必要举措。
1 韩国财阀政治的起源与演变
韩国现今之所以出现财阀政治，与朴正熙的经济政策和之后其他总统的扶持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韩国的财阀政治是伴随着其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不断产生和演变的。1948年，李承晚就任韩国第一任总统，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下，韩国经济自1959年开始走向全面崩溃。而后的“过渡政府”对民主政治做出了尝试，但还是未能跳脱传统政治。直到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韩国借机抓住了国际市场的机会，政府开始对一些企业进行政策倾斜以扶持他们发展。而为了进一步获得政府特殊优惠政策，企业与政府相关机构和政府要员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密切接触，形成了“权钱交易”的现象，并在之后的各届政府愈演愈烈。到了上世纪80至90年代，韩国转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开始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此时财阀变得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左右政府决策，财阀企业甚至要求政府开展经济自由化，而政府也逐渐失去了对财阀的绝对控制。不仅如此，“官商勾结”的顽疾也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众对财阀的反感。虽然历届总统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改革成效一直不尽人意。
2 财阀对韩国民主化的功与过
2.1 韩国财阀对民主政治的促进
李普赛特曾就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进行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正相关的结论，而在韩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也正是在韩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一些快速发展起来的企业，成为“汉江奇迹”的主力军，也成了韩国民主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韩国财阀企业的发展为韩国带来经济财富的增加，从而为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即经济基础。不仅如此，企业带动的经济发展还引起了韩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带动公民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都有利于韩国市民阶层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新兴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财阀的规模不断积聚庞大，政府对财阀的依赖越来越大。到了卢泰愚政府时期，财阀开始尝试直接参与政治以求获得政治权力的保障。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主对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韩国财阀在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连带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例如，从朴正熙时期开始，韩国就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60年，韩国工业部门劳动者的数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为156万和76.4万;而到了1986年，两项数据分别增至529万和349.5万。同时，由于财阀不断扩张，政府开始制约财阀发展，以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如在1974年韩国制定了要求财阀企业开放股权法律，并明确规定大型私企应把一部分股份出售给社会，且本企业的工人具有对其的优先购买权。这样一来，财阀从社会攫取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又通过股权流回社会底层群众，有力地实现了拉近贫富差距的效果。
2.2 韩国财阀对民主政治的阻碍
韩国财阀不断发展和集聚，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经济发展体制，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更多帮扶政策，会与政府要员进行密切接触，甚至在政界培养自己的亲信来操纵政治，导致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开始对政权产生较大影响。长此以往，韩国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现象。这种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政治积弊便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政企之间关系便不再是纯粹的合作关系，而是相互勾结、利用的扭曲关系，阻碍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成为韩国政界腐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韩国财阀成为韩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一员，为政治多元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在此之前，韩国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政府一味地助推财阀发展，财阀通过政府力量压制了市民社会力量的发展。而當财阀的规模不断扩大之时，韩国商界和政界之间还开始利用联姻来保证家族势力对财阀企业和韩国经济的渗透和掌控来确保财阀的地位。而这种不断保持大财阀垄断地位的经济形势是不利于多元主体经济形成的，也就不利于为民主政治形成经济活力。
3 财阀积弊背后的民主政治隐患
韩国财阀发展至今日渐庞大，影响力也日渐加剧，而官商勾结的积弊背后也揭示了韩国民主转型以来的若干政治隐患，而这些隐患不仅包括政治制度上的，也包括政治文化上的。 韩国总统具备“帝王总统”的特征。这种集大权于一身的强总统制在虽然在经济发展时期有利于各方面的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提高行政效率，但长久来看却不利于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强总统制模式下，韩国总统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这给官商政治腐败留下了大量的可操控空间。而韩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形势也容易给财阀干政制造契机。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无法让群众真正看清总统候选人的真实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此外，韩国政坛派别较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韩国的选民越来越倾向选择“中间道路”，这也导致保守党和进步党在选举中所展示的政策也越来越雷同，最后影响选举结果的往往依靠其他的因素，如总统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媒体的舆论和财阀的资金支持等。以朴槿惠为例，其竞选时曾主打“经济民主改革”，但其成功上任后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反而与财阀企业相互勾结甚至被其操控。可以说这样的选举形势更容易给财阀干政留下后路。
近代以前，韩国长期作为中国附属国存在，因而其社会各方面也自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思想使得韩国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尊崇权力。也正是在这些观念的长期影响下，韩国有很大一部分阶层向往权力。而在经济财力上占有优势的财阀企业也受到这样的文化影响而倾向干预政治。此外，受到家族观和长幼尊卑的影响，韩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阶序文化。低阶层服从高阶层，领导人则像是整个韩国社会的“家长”，而低阶者要挑战高阶者，除了制度层面，还会在文化层面遭遇强大阻力。所以位处韩国上流社会阶层的财阀干政往往不会受到青瓦台等工作人员的质疑。并且在家族文化下，总统作为大家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独裁也较少受到文化上的谴责。这一系列韩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也是财阀政治背后的重要原因和民主政治的重要阻碍。
4 韩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
韩国财阀政治一直是积累已久的问题，若想民主政治得到长久安稳的发展，就必须对财阀问题进行本质上的解决。但解决财阀问题不是短时间的工程，而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付出长时间的共同努力。
首先，应该借助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的中坚力量去抨击对抗财阀腐败。韩国的知识分子被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所影响，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背景，他们都是推动韩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至于韩国媒体，一直以来都发挥着强大的监督作用，加之韩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先进水平，韩国民众对包括社会民主监督在内的政治参与具有高度的热情和使命感。由此可见媒体及文人是韩国政治制度之外强有力的监督推动力。
其次，可以进一步借助韩国的市民力量。近年来韩国民众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素养。如朴槿惠的“干政门”曝光后，韩国民众自发组织起烛光游行，从全国各地赶到青瓦台附近，展示了他们捍卫民主制度的熱情。而这样一种和平有序的游行示威活动也几乎成为韩国独有的政治文化活动。
最后，便是从政治制度方面解决财阀与政府勾结腐败的问题。这需要从政党制度和法律上出发，规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政党制度上，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政党制度，清扫政党体制窠臼，加强政党组织构建;在法律上，要推进宪政体制改革，平衡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改变行政组织任期;同时要通过高效的法治环境营造清正的政商关系，提高贪污犯罪成本、提高权利透明度、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化，从而遏制财阀的恶性扩张。但由于政府与财阀之间的纠葛庞大而复杂，想要从政治制度上根除财阀隐患并非易事。
5 结论
财阀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的政治效用。韩国财阀起初是为了帮扶韩国经济恢复与发展而产生，但是受社会现实和苏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财阀不断追求权力和垄断地位，而不断聚集射虎财富资金和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从而不利于社会多元经济的发展，并且由于政府过度依赖财阀的经济效力，而逐渐发展出扭曲的政商关系，甚至影响了社会市民力量的崛起壮大。起初作为民主进步力量的财阀逐渐成为韩国民主前进之路的障碍。当然，财阀在韩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证明了企业集团是一种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有活力的经济主体。韩国财阀经济的积弊也提醒着我们处理好企业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以及良好的政商关系，做到政企分开，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身份，厘清政府公共机构的身份。
参考文献
[1]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3]李龙.从韩国“干政门”事件看总统制危机[J].新西部（理论版），2017，（03）：69+63.
[4]韩国财阀跌落神坛[J].经济导刊，2016，（11）：11.
[5]刘永瑞，张云.韩国财阀体制的功与过[J].经济论坛，1997，（02）：44-45.
[6]林震.论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阀问题[J].亚太经济，2004，（02）：23-26.
关键词：韩国财阀;政治腐败;民主;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6.013
自开启民主化道路以来，韩国历届总统几乎都卷入了舆论风波，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对企业经济的广泛干预，加上总统制下总统权力巨大，就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腐败行为。长此以往，韩国财阀不仅占据了韩国经济半壁江山，还受到政府的种种照顾和荫蔽，成为韩国民主政治前进之路上的积弊。直到2016年7月，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其好友崔顺实的“干政门”丑闻和逐渐浮出水面，激起了韩国民愤。自此之后，韩国财团企业仿佛逐渐陷入了泥潭之中。随着韩国各大财团接连出现问题，受经济影响的韩国政治前景也开始令人担忧。
事实上，韩国财阀与政治的纠葛由来已久。而解决根深蒂固的财阀政治问题也并非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如今，韩国又爆发了娱乐圈财团与政界官员勾结涉嫌黄、赌、毒的丑闻，而新一任总统文在寅则誓要清算财阀政治与腐败，这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必行之路，也是为扫清韩国民主政治障碍所要做的必要举措。
1 韩国财阀政治的起源与演变
韩国现今之所以出现财阀政治，与朴正熙的经济政策和之后其他总统的扶持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韩国的财阀政治是伴随着其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不断产生和演变的。1948年，李承晚就任韩国第一任总统，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下，韩国经济自1959年开始走向全面崩溃。而后的“过渡政府”对民主政治做出了尝试，但还是未能跳脱传统政治。直到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韩国借机抓住了国际市场的机会，政府开始对一些企业进行政策倾斜以扶持他们发展。而为了进一步获得政府特殊优惠政策，企业与政府相关机构和政府要员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密切接触，形成了“权钱交易”的现象，并在之后的各届政府愈演愈烈。到了上世纪80至90年代，韩国转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开始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此时财阀变得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左右政府决策，财阀企业甚至要求政府开展经济自由化，而政府也逐渐失去了对财阀的绝对控制。不仅如此，“官商勾结”的顽疾也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众对财阀的反感。虽然历届总统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改革成效一直不尽人意。
2 财阀对韩国民主化的功与过
2.1 韩国财阀对民主政治的促进
李普赛特曾就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进行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正相关的结论，而在韩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也正是在韩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一些快速发展起来的企业，成为“汉江奇迹”的主力军，也成了韩国民主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韩国财阀企业的发展为韩国带来经济财富的增加，从而为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即经济基础。不仅如此，企业带动的经济发展还引起了韩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带动公民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些都有利于韩国市民阶层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新兴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财阀的规模不断积聚庞大，政府对财阀的依赖越来越大。到了卢泰愚政府时期，财阀开始尝试直接参与政治以求获得政治权力的保障。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主对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韩国财阀在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连带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例如，从朴正熙时期开始，韩国就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60年，韩国工业部门劳动者的数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为156万和76.4万;而到了1986年，两项数据分别增至529万和349.5万。同时，由于财阀不断扩张，政府开始制约财阀发展，以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如在1974年韩国制定了要求财阀企业开放股权法律，并明确规定大型私企应把一部分股份出售给社会，且本企业的工人具有对其的优先购买权。这样一来，财阀从社会攫取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又通过股权流回社会底层群众，有力地实现了拉近贫富差距的效果。
2.2 韩国财阀对民主政治的阻碍
韩国财阀不断发展和集聚，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经济发展体制，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更多帮扶政策，会与政府要员进行密切接触，甚至在政界培养自己的亲信来操纵政治，导致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开始对政权产生较大影响。长此以往，韩国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现象。这种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政治积弊便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政企之间关系便不再是纯粹的合作关系，而是相互勾结、利用的扭曲关系，阻碍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成为韩国政界腐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韩国财阀成为韩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一员，为政治多元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在此之前，韩国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政府一味地助推财阀发展，财阀通过政府力量压制了市民社会力量的发展。而當财阀的规模不断扩大之时，韩国商界和政界之间还开始利用联姻来保证家族势力对财阀企业和韩国经济的渗透和掌控来确保财阀的地位。而这种不断保持大财阀垄断地位的经济形势是不利于多元主体经济形成的，也就不利于为民主政治形成经济活力。
3 财阀积弊背后的民主政治隐患
韩国财阀发展至今日渐庞大，影响力也日渐加剧，而官商勾结的积弊背后也揭示了韩国民主转型以来的若干政治隐患，而这些隐患不仅包括政治制度上的，也包括政治文化上的。 韩国总统具备“帝王总统”的特征。这种集大权于一身的强总统制在虽然在经济发展时期有利于各方面的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提高行政效率，但长久来看却不利于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强总统制模式下，韩国总统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这给官商政治腐败留下了大量的可操控空间。而韩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形势也容易给财阀干政制造契机。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无法让群众真正看清总统候选人的真实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此外，韩国政坛派别较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韩国的选民越来越倾向选择“中间道路”，这也导致保守党和进步党在选举中所展示的政策也越来越雷同，最后影响选举结果的往往依靠其他的因素，如总统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媒体的舆论和财阀的资金支持等。以朴槿惠为例，其竞选时曾主打“经济民主改革”，但其成功上任后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反而与财阀企业相互勾结甚至被其操控。可以说这样的选举形势更容易给财阀干政留下后路。
近代以前，韩国长期作为中国附属国存在，因而其社会各方面也自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思想使得韩国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尊崇权力。也正是在这些观念的长期影响下，韩国有很大一部分阶层向往权力。而在经济财力上占有优势的财阀企业也受到这样的文化影响而倾向干预政治。此外，受到家族观和长幼尊卑的影响，韩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阶序文化。低阶层服从高阶层，领导人则像是整个韩国社会的“家长”，而低阶者要挑战高阶者，除了制度层面，还会在文化层面遭遇强大阻力。所以位处韩国上流社会阶层的财阀干政往往不会受到青瓦台等工作人员的质疑。并且在家族文化下，总统作为大家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独裁也较少受到文化上的谴责。这一系列韩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也是财阀政治背后的重要原因和民主政治的重要阻碍。
4 韩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
韩国财阀政治一直是积累已久的问题，若想民主政治得到长久安稳的发展，就必须对财阀问题进行本质上的解决。但解决财阀问题不是短时间的工程，而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付出长时间的共同努力。
首先，应该借助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的中坚力量去抨击对抗财阀腐败。韩国的知识分子被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所影响，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背景，他们都是推动韩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至于韩国媒体，一直以来都发挥着强大的监督作用，加之韩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先进水平，韩国民众对包括社会民主监督在内的政治参与具有高度的热情和使命感。由此可见媒体及文人是韩国政治制度之外强有力的监督推动力。
其次，可以进一步借助韩国的市民力量。近年来韩国民众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素养。如朴槿惠的“干政门”曝光后，韩国民众自发组织起烛光游行，从全国各地赶到青瓦台附近，展示了他们捍卫民主制度的熱情。而这样一种和平有序的游行示威活动也几乎成为韩国独有的政治文化活动。
最后，便是从政治制度方面解决财阀与政府勾结腐败的问题。这需要从政党制度和法律上出发，规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政党制度上，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政党制度，清扫政党体制窠臼，加强政党组织构建;在法律上，要推进宪政体制改革，平衡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改变行政组织任期;同时要通过高效的法治环境营造清正的政商关系，提高贪污犯罪成本、提高权利透明度、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化，从而遏制财阀的恶性扩张。但由于政府与财阀之间的纠葛庞大而复杂，想要从政治制度上根除财阀隐患并非易事。
5 结论
财阀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的政治效用。韩国财阀起初是为了帮扶韩国经济恢复与发展而产生，但是受社会现实和苏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财阀不断追求权力和垄断地位，而不断聚集射虎财富资金和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从而不利于社会多元经济的发展，并且由于政府过度依赖财阀的经济效力，而逐渐发展出扭曲的政商关系，甚至影响了社会市民力量的崛起壮大。起初作为民主进步力量的财阀逐渐成为韩国民主前进之路的障碍。当然，财阀在韩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证明了企业集团是一种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有活力的经济主体。韩国财阀经济的积弊也提醒着我们处理好企业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以及良好的政商关系，做到政企分开，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身份，厘清政府公共机构的身份。
参考文献
[1]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3]李龙.从韩国“干政门”事件看总统制危机[J].新西部（理论版），2017，（03）：69+63.
[4]韩国财阀跌落神坛[J].经济导刊，2016，（11）：11.
[5]刘永瑞，张云.韩国财阀体制的功与过[J].经济论坛，1997，（02）：44-45.
[6]林震.论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阀问题[J].亚太经济，2004，（02）：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