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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因堂说人，由远而近、纵论古今，文章虽有褒贬，却含着满满的善意，获人称赏，说是“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引起我的共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金圣叹深谙其中三昧，说：“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在金氏眼里文章就是一坛陈年老酒，酿久了才能有香洌的口感。一般人读书，如金氏所说，多属“混账过去”，“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无知……”（见金批《水浒》）读书人“混账过去”，领会不了文章精华，确是不该。但写文章的人，未能在金氏提到的这些关键处下功夫，文意未作提纯，表达不清不楚，下笔不能自休，不就是一堆骚扰人的文字垃圾吗？文章未得厚待，我看作者要多负一份责任。
评说文章自然要讲优劣，好的文章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写得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一类挖掘深，能够给人知性的启迪。“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闻一多：《唐诗札记》）学理文章写得诗一般动人，知音可寻，又何须孤芳自赏？文章阐发学理，明心见性，也不能只知抽象说教、行文晦涩为难读者。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悼亡之外包含对两位大人物的评骘。与人争辩不免有戾气，何况鲁迅论及的又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名人。作者绕了好大的弯子，以“武库”说事，含着笑谑描画了一座防人甚严、讳莫如深的武库，门禁森严，一搜寻，闭锁的大门上还贴着一张此地无银的“小纸条”，明告屋中绝无伤人的利器，画面滑稽，巧妙地曝光了人物难以测度的城府。幽默柔化了批评，当事人即有不满也不便有激烈的反应。周作人《蠕范》明说动物，暗讽人性，调侃中含着对世道的批判。文中“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嗓门不高、内涵极度文化的言辞中包含了无量的讽刺，可供回味的信息特别丰厚。“交尾期固然要闹上一场”这类俏皮话在文章中频频现身，插科打诨，读后想笑，但想到周作人说的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便又会浮起阵阵苦味，倒逼读者超越欣赏性阅读的层次，对自己尚未脱离动物本能的行为做认真的反思。
写文章要有点才气，但态度似更关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谈及作文经验时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卓然大家，作文的态度临深履薄，一般作者不是更应有认真的投入？写文章是有感而发，但能不能发出曼妙的声音，贡献动人的乐章，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与作者的写作态度、掌握技能的程度极有关系。张爱玲一生可议处较多，但她以写作为业，执笔必赴之全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寓生活记趣》叙事另类，视角十分独特。公寓中的水管经过了拟人化的处理，不仅“多心”，还会耍娇（发脾气）。热水龙头发出“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声”，张说这与香港沦陷时日军投弹轰炸的恐怖情景颇为相似。更使人胆寒的是，作者认定这声音来自“九泉之下”。在骇异、惊悚的瞬间，称热水管多心、发脾气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不过惊恐过了，从水管中滴下的那“几滴黄水”，才真的让人有了无奈、无语的感觉。读这样风趣的文字，笑过之后，必会对作者艰窘的处境予以同情的表示。
写文章投入极大，但不能因此高自标持，以为有等身著作必能进凌烟高阁。“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立言不朽，口口相传，古时文人终老书斋、焚膏继晷、爬罗剔抉，所求惟是留名。大概曹丕位高权重，置放案头、供其亲阅的文章都经过了文学侍从的精心挑拣，而平时有较多过从的文士也都是引领风骚的一代才俊，出手尽是绝唱。好文章确能使洛阳纸贵，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范仲淹《岳阳楼记》千载而下仍时时被人提起。但立言而求不朽，也仍是“有能有不能”，并非写了文章便可如愿。欧阳修修史，需要查找文献典籍，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条列了许多勤于著书的人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然而到了去唐不远的宋代，“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因有“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的感叹。在欧阳修眼里，不只“言不可恃”，经国与传世更无从说起。诗人杜甫曾称“文章千古事”，但他也有“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的警示。黄庭坚颠沛一生，深知读书人谋生不易，认定“文章最为儒者末事”。他生前批评许多文章尽是随时都会寂灭的寒蝉、候虫的发声（《胡宗元诗集序》），苦心孤诣写出的文章，其活性超不过一季，实在可悲。黄庭坚诗中还有“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的感喟，诗意所指不仅“排外”（喻人），也还“攘内”（讽己），文字中满蕴作者悲凉的感受。清人郑板桥久操笔政、阅历甚深，在给兄弟郑墨的书信里，特别提到欧阳修的观点，说：“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不待人烧，彼将自烧，板桥快人快语。辛辛苦苦写书，最终炮制出来的倘若只是一堆文化垃圾，不惟无益于人，也虚掷了作者自己极可宝贵的光阴。悖理伤道之书人人得而烧之，指望据以不朽，不啻是水中捞月。
当然，欧阳修的言不可恃也非全称判断，其中也含着区别对待的意思。但可恃之言有些什么特质，欧阳修没说，我们不妨帮着想想。古人说“有德者必有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欧阳修当日遍寻不获的文章，兴许是作者生平少有德行，发声不能服人，因而被人摒弃。古人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讲文章应是有感而发，自然而然，散亡的文章也许说的只是心口不一的假话、信口雌黄的胡话，或者曲学阿世、满纸谀辞，令人厌恶而被擲去。汤显祖讲昧了良心的文章，只能“昏夜为之”，但昏夜为之岂能心安？昏夜为之的文章又怎能拿到光天化日之下？由此推想，是人品、心地影响了文运。出于对作者苦心经营的理解与同情，前人对提升文章品位也给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理、言有据、言有情，这是讲内容;神完气足、刚柔相济、浓淡得当，这是讲文风;文字俭省，提倡精短文章，教人说理不可竭尽，这是讲形式。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笔下写的应是心里想的;梁启超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胡适强调持论要有证据，讲道理摆事实，不可有盛气凌人的霸气;周作人推崇平淡的文风，强调“立诚”。前人殷殷教诲，认真付诸实践，或能给文字传世带来一线希望。
平心而论，将写文章看成“名山事业”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迷思，刻意为文一多，便少了作文应有的自然而然。苏轼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摒绝功利意识是值得提倡的作文境界。写文章是有感而发，不矫情，不做作，用知识和情趣与读者进行有益的沟通与交流。倘如此，则“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便不会是八大家的专利。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金圣叹深谙其中三昧，说：“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在金氏眼里文章就是一坛陈年老酒，酿久了才能有香洌的口感。一般人读书，如金氏所说，多属“混账过去”，“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无知……”（见金批《水浒》）读书人“混账过去”，领会不了文章精华，确是不该。但写文章的人，未能在金氏提到的这些关键处下功夫，文意未作提纯，表达不清不楚，下笔不能自休，不就是一堆骚扰人的文字垃圾吗？文章未得厚待，我看作者要多负一份责任。
评说文章自然要讲优劣，好的文章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写得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一类挖掘深，能够给人知性的启迪。“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闻一多：《唐诗札记》）学理文章写得诗一般动人，知音可寻，又何须孤芳自赏？文章阐发学理，明心见性，也不能只知抽象说教、行文晦涩为难读者。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悼亡之外包含对两位大人物的评骘。与人争辩不免有戾气，何况鲁迅论及的又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名人。作者绕了好大的弯子，以“武库”说事，含着笑谑描画了一座防人甚严、讳莫如深的武库，门禁森严，一搜寻，闭锁的大门上还贴着一张此地无银的“小纸条”，明告屋中绝无伤人的利器，画面滑稽，巧妙地曝光了人物难以测度的城府。幽默柔化了批评，当事人即有不满也不便有激烈的反应。周作人《蠕范》明说动物，暗讽人性，调侃中含着对世道的批判。文中“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嗓门不高、内涵极度文化的言辞中包含了无量的讽刺，可供回味的信息特别丰厚。“交尾期固然要闹上一场”这类俏皮话在文章中频频现身，插科打诨，读后想笑，但想到周作人说的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便又会浮起阵阵苦味，倒逼读者超越欣赏性阅读的层次，对自己尚未脱离动物本能的行为做认真的反思。
写文章要有点才气，但态度似更关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谈及作文经验时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卓然大家，作文的态度临深履薄，一般作者不是更应有认真的投入？写文章是有感而发，但能不能发出曼妙的声音，贡献动人的乐章，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与作者的写作态度、掌握技能的程度极有关系。张爱玲一生可议处较多，但她以写作为业，执笔必赴之全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寓生活记趣》叙事另类，视角十分独特。公寓中的水管经过了拟人化的处理，不仅“多心”，还会耍娇（发脾气）。热水龙头发出“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声”，张说这与香港沦陷时日军投弹轰炸的恐怖情景颇为相似。更使人胆寒的是，作者认定这声音来自“九泉之下”。在骇异、惊悚的瞬间，称热水管多心、发脾气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不过惊恐过了，从水管中滴下的那“几滴黄水”，才真的让人有了无奈、无语的感觉。读这样风趣的文字，笑过之后，必会对作者艰窘的处境予以同情的表示。
写文章投入极大，但不能因此高自标持，以为有等身著作必能进凌烟高阁。“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立言不朽，口口相传，古时文人终老书斋、焚膏继晷、爬罗剔抉，所求惟是留名。大概曹丕位高权重，置放案头、供其亲阅的文章都经过了文学侍从的精心挑拣，而平时有较多过从的文士也都是引领风骚的一代才俊，出手尽是绝唱。好文章确能使洛阳纸贵，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范仲淹《岳阳楼记》千载而下仍时时被人提起。但立言而求不朽，也仍是“有能有不能”，并非写了文章便可如愿。欧阳修修史，需要查找文献典籍，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条列了许多勤于著书的人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然而到了去唐不远的宋代，“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因有“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的感叹。在欧阳修眼里，不只“言不可恃”，经国与传世更无从说起。诗人杜甫曾称“文章千古事”，但他也有“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的警示。黄庭坚颠沛一生，深知读书人谋生不易，认定“文章最为儒者末事”。他生前批评许多文章尽是随时都会寂灭的寒蝉、候虫的发声（《胡宗元诗集序》），苦心孤诣写出的文章，其活性超不过一季，实在可悲。黄庭坚诗中还有“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的感喟，诗意所指不仅“排外”（喻人），也还“攘内”（讽己），文字中满蕴作者悲凉的感受。清人郑板桥久操笔政、阅历甚深，在给兄弟郑墨的书信里，特别提到欧阳修的观点，说：“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不待人烧，彼将自烧，板桥快人快语。辛辛苦苦写书，最终炮制出来的倘若只是一堆文化垃圾，不惟无益于人，也虚掷了作者自己极可宝贵的光阴。悖理伤道之书人人得而烧之，指望据以不朽，不啻是水中捞月。
当然，欧阳修的言不可恃也非全称判断，其中也含着区别对待的意思。但可恃之言有些什么特质，欧阳修没说，我们不妨帮着想想。古人说“有德者必有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欧阳修当日遍寻不获的文章，兴许是作者生平少有德行，发声不能服人，因而被人摒弃。古人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讲文章应是有感而发，自然而然，散亡的文章也许说的只是心口不一的假话、信口雌黄的胡话，或者曲学阿世、满纸谀辞，令人厌恶而被擲去。汤显祖讲昧了良心的文章，只能“昏夜为之”，但昏夜为之岂能心安？昏夜为之的文章又怎能拿到光天化日之下？由此推想，是人品、心地影响了文运。出于对作者苦心经营的理解与同情，前人对提升文章品位也给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理、言有据、言有情，这是讲内容;神完气足、刚柔相济、浓淡得当，这是讲文风;文字俭省，提倡精短文章，教人说理不可竭尽，这是讲形式。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笔下写的应是心里想的;梁启超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胡适强调持论要有证据，讲道理摆事实，不可有盛气凌人的霸气;周作人推崇平淡的文风，强调“立诚”。前人殷殷教诲，认真付诸实践，或能给文字传世带来一线希望。
平心而论，将写文章看成“名山事业”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迷思，刻意为文一多，便少了作文应有的自然而然。苏轼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摒绝功利意识是值得提倡的作文境界。写文章是有感而发，不矫情，不做作，用知识和情趣与读者进行有益的沟通与交流。倘如此，则“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便不会是八大家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