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康庄辽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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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北京;大兴康庄;辽代墓葬;发掘
  【摘要】2009年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抢救发掘了北京大兴康庄墓葬一座,出土了瓷器、银器、铜器、木器等随葬品。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分析,该墓时代为辽代晚期。
  康庄辽墓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北部,东邻兴业大街,南邻清源西路,北为康庄子村(图一)。2009年9月,为配合北京市大兴区康庄项目经适房地块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墓葬为石板和青砖混合砌制的双室墓,方向为175°。土圹南北长2.44米,东西宽1.76米。墓口距地表深3.5米,墓底距墓口深1.26米(图二)。
  前室 位于后室的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09米,南北宽0.9米,高0.7米。墓室地面高于后室地面0.08米,墓室口距墓口深0.4米。东、西、南三壁均用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的青砖四平一竖砌制而成,北壁以后室椁板为间隔,底部用青砖南北向平铺两排。墓室南部放置一木桌,北部放置一小木椅。木桌上下及木椅周边地面上放置有瓷碟、瓷杯等器物。墓室口上部盖以石板,已残。石板残长0.97米,宽0.66~0.76米,厚0.04米。
  后室 位于前室的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34米,南北宽0.92米,高0.78米。后室地面低于前室地面0.08米,墓室口距墓口深0.32米。墓室四壁用石板构筑墓椁,南、北壁石板长1.34米,宽0.78米,厚0.08米;东、西壁石板长0.76米,宽0.78米,厚0.08米。铺地石板东西长1.18米,南北宽0.6米,厚0.08米。墓室中东部放置一东西向小木棺,棺盖已散落,棺长0.86米,宽0.35米,高0.28米,棺板厚0.02米。棺内放置一木雕像,高0.68米。棺上部倒置一长方形木桌。椁盖为长方形石板,长1.35米,宽0.86米,厚0.08米。石椁外侧东、西、北三面中部各立一直径0.12米的圆形木柱,木柱顶端高出椁盖板0.28~0.4米。石板上部用两根圆木呈“十”字形封顶,东西向圆木叠压在南北向圆木之上,圆木直径均为0.12米。东西向圆木与立柱相连接,立柱间距1.7米。南北向横木贯穿前后墓室。
  二、随葬器物
  该墓出土器物有瓷器、银器、铜器、石器、木器等共29件。
  1、瓷器
  三彩盘 1件。M1∶1,宽沿内斜,圆唇上翘,斜弧腹,矮圈足。内底中心饰菊花纹花蕊,外饰葵花纹花瓣,花瓣周边施白色釉,内施绿色釉。内底留有三支钉痕。轮制。通体施酱黄色釉。口径25.6厘米,足外径8.6厘米,通高6.6厘米(图三,1;封二,3)。
  杯 1件。M1∶2,直口,宽沿微内斜,尖圆唇,近直壁下部弧收,细矮柄,塔式杯座,起腰檐两层,檐上部起瓦棱,座内空无釉。底为宽沿,圆唇上翘。体施白釉闪青,杯座局部施黄釉为表釉。口径7.4厘米,底径5.4厘米,高8.3厘米(图三,2;封二,6)。
  灯座 1件。M1∶12,直口微敛,宽折沿,圆弧腹,细柄,喇叭状座。轮制,座外壁留有四道轮旋痕。施酱色釉,杯座下部及座内壁未施釉。口径6厘米,底径5.1厘米,通高6.8厘米(图三,3)。
  托盏 1件。M1∶23,直口,弧腹,宽托檐,葵形口,圈足。体施酱黄色釉,表面有褐色斑痕,杯内壁口沿以下及圈足内部无釉。杯口径6.6厘米,盘径12.3厘米,足外径4.3厘米,通高5.6厘米(图三,4;封二,4)。
  碟 10件。葵口,圆唇,斜壁微内弧,平底内凹。体施乳白色釉。标本M1∶6,口径9.4厘米,底径6.5厘米,高1.3厘米(图四,1)。
  盘 4件。葵口,圆唇,斜壁微外弧,矮圈足。圈足内无釉,内底留有一支钉痕。体施乳白色釉。标本M1∶19,口径13.9厘米,足外径4.4厘米,高2.1厘米(图四,2;封三,2)。
  洗子 1件。M1∶10,侈口,圆唇,腹微弧,平底。龙形单耳,龙口与口沿衔接。内底留有三支钉痕。体施黄釉,表面有竖向褐色斑痕。口径13.9厘米,底径7厘米,高5厘米(图四,6;封二,1)。
  盒 1件。M1∶11,盒盖直口微敛,腹微弧,平顶。盒微子口,稍敛,近直壁,下部弧收,平底内凹。整体呈瓜棱状。体施白色釉闪青,底部无釉。盒口径5.4厘米,底径4.7厘米;盒盖口径6厘米,顶径5.4厘米;通高4.1厘米(图四,4;封二,5)。
  碗 1件。M1∶22,敞口,尖圆唇,斜腹微弧,矮圈足。内底留有四支钉痕。体施白色釉,表面有淡黄色斑痕,内壁中部有褐色纹一道。口径10.4厘米,足外径3.3厘米,高3.3厘米(图四,5)。
  渣斗 1件。M1∶13,盘状口,圆唇,斜直壁,矮束颈,扁圆腹,圈足。体施酱黄色釉,表面有褐色斑痕,内底无釉。口径15.7厘米,底径5.7厘米,通高10厘米(图四,7;封二,2)。
  2、银器
  洗子 1件。M1∶8,葵口,腹微弧,平底。龙形单耳,龙唇与口沿衔接。口径9.5厘米,底径4.2厘米,高4厘米(图四,3;封三,1)。
  3、铜器
  挂镜 1件。M1∶25,圆形,截面呈扁条状。系近方形,中间有一圆孔。素面。直径5.4厘米,系孔径0.2厘米,厚0.2厘米(图三,6)。
  4、石器 1件。M1∶24,灰白色,体呈椭圆形。磨制。直径6厘米,厚3厘米(图三,5)。
  5、木器
  桌 2件。M1∶26,桌面呈长方形,方木包边,割角镶面,桌面下部有两道横托;桌腿截面呈长方形。桌面长87厘米,宽49厘米,包边厚度6厘米,桌面厚2厘米;桌腿长6厘米,宽3.5厘米,高16厘米;通高22厘米(图五,1)。M1∶28,桌面呈长方形,桌腿截面呈长方形,四条腿之间有横榫卯相接。桌面长58厘米,宽26厘米,厚2.5厘米;桌腿长3.5厘米,宽2.5厘米,高28.5厘米;通高31厘米(图五,3;封三,4)。   椅 1件。M1∶27,长方形座面;靠背微后斜,上部盖呈“弓”形,中部有横榫卯相接;方腿,四腿各有横榫卯相接。椅面长26厘米,宽20厘米,厚3厘米;椅腿截面为4×4厘米,前腿高20厘米;后腿及靠背通高44厘米(图五,2)。
  雕像 1件。M1∶29,免冠无发,眉目清秀,大耳垂轮,身着长袍,双手于胸前拢于袖内,背后有函,内存骨灰。高68厘米,宽19厘米,厚15.5厘米(图五,4;封三,3)。
  三、结 语
  石棺墓为北京辽代墓葬形制之一,在丰台镇桥南[1]、西城锦什坊街[2]曾有发现,此次发掘的墓葬为双室,与后两者为单室的形制略有不同。石板上部用两根圆木呈“十”字形封顶的形式,或为宗教葬俗。
  墓中出土的瓷盘、碗、碟、托盏、洗子为辽墓常见器形,其中黄釉带龙头耳洗子是辽墓中的典型器物,形制与西城锦什坊街出土的黄釉带龙头耳洗子相近;而与锦什坊街龙头耳洗子共出的黄釉鸡冠壶矮身圆体、环梁、壶身两面有皮带条装饰,从鸡冠壶的形制发展来看,应为辽代晚期器形。出土的瓷托盏与大兴马直温夫妻合葬墓[3]出土的影青瓷托盏形制相近,白瓷小碟形制亦与之相似。墓中出土的木桌、木椅,在北京房山辽代天开塔地宫[4]亦有出土。此外,该墓出土有三彩瓷盘,而三彩器在辽代出现的时间较晚。综上推断,此墓年代应为辽代晚期。
  在辽墓中发现有许多采用佛教火化的埋葬方式,较为典型的是真容骨灰葬,即墓葬中用木雕像做葬具,木像胸腹雕成匣状,内存骨灰,这种木雕像应为墓主人真容像。使用真容木雕像作为存贮骨灰的葬具在河北宣化张世卿墓[5]、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妻合葬墓已有发现,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洪智真容像[6],情形亦与此相似。从此墓出土的木雕像形态、服饰来看,墓主人的身份应为一僧侣。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因而佛教盛行并成为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在佛教思想影响下,辽代的火葬习俗逐渐流行,在其统治的广大区域内普遍发现火葬墓。北京发现的辽墓中,火葬墓亦占了较大比例。契丹人传统的火葬习俗与佛教“戒火自焚”的教义相结合,使得僧侣死后多火化其尸,将骨灰装入函内。该墓主人骨灰被存放在专门制作的真容木雕像体内,有研究者曾指出这种葬法实为西天荼毗礼俗,常为僧人和虔诚的佛教徒所使用,采用火葬的被葬者应多是受佛教信仰的驱使而为[7]。
  此前曾在康庄辽墓附近发现辽金时代塔林遗址[8],是否与该墓之间具有一定关系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康庄辽墓的发掘清理,为北京辽代墓葬及佛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绘图:郝红红
  摄影:王宇新、张智勇
  执笔:张智勇、郝红红
  [1][2]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3]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12期。
  [4]王武钰:《房山区辽代天开塔地宫出土珍贵文物》,《北京考古信息》1991年1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12期。
  [7] 刘耀辉:《北京辽墓初探》,《北京文博》1999年4期。
  [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大兴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大兴区辽金时代塔林考古发掘概况》,《北京文博》2009年1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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