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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陵是谁？在一大批书法爱好者中，能够确切知道他的人，只有少数“骨灰级”的研究者。看过《笑傲江湖》的人都知道，风清扬是华山剑派隐逸的高手。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更没有人知道他准确的行踪，他是武林的一个传说，更是武林的一个象征。
史陵，是李世民的书法导师，也是汉王李元昌的书法导师。在初唐楷书四大家中，褚遂良是他的嫡传弟子，虞世南、欧阳询，都受其深刻的影响，即使没有登堂受教，至少也跟他切磋过“武功”。可以说，史陵是当之无愧的“楷书之王”。
在隋末唐初的历史上，是否有这样一位牛人？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我们先看看“初唐楷书四杰”——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四人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欧阳询和褚遂良。从四个人的年龄来看，欧阳询、虞世南进入唐朝已经步入晚年，他们是同一代人。
褚遂良年长李世民三岁，他们属于同辈人，他的父亲褚亮和虞世南、欧阳询当属于同一代人。薛稷是魏征的外孙，初唐十八学士薛收的孙子，他的父亲是薛元超，在辈分上他比褚遂良晚一辈，并且还师承过褚遂良。
当然，初唐四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前三人历史地位已经确定，最后是那位留下《文赋》的陆柬之。陆柬之是虞世南的外孙，年龄比薛稷还小二十多岁，把他放在初唐四杰当中，是按王羲之笔法传承的角度说的。
本文说的是楷书问题，所以陆柬之被排除在外，想必读者不会有疑问吧？在初唐楷书四杰中，他们的楷书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书法的线条，都有“瘦硬古直”的特点。这和中唐颜真卿的雄壮、晚唐柳公权的粗砾楷书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初唐时代的楷书，在风格上都是骨感瘦弱的，在书法风格的传承影响上，受隋代书法风格的影响极深。虞世南、欧阳询自不用说，他们本就是隋朝人，文化血统自然也是隋朝的。而褚遂良、薛稷不同。褚遂良年轻时跟随父亲在薛举门下从事反隋大业，后来和父亲都被李世民收编，成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在十八学士中，褚遂良年龄最小，资历也最浅，是以一个政治见习者的角色出现的。褚遂良的书法受过虞世南的影响，但更多是观念上的，而非技法上的直接影响。在褚遂良传世的书帖中，我们很难找到他和虞世南有直接笔法传承的作品，这足以说明褚遂良和虞世南，没有嫡传的书法传承。
那么，为什么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三代人的楷书，却有共同的审美取向呢？那就是他们书法的直接渊源，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楷书大家，隋朝“楷书之王”史陵的直接影响。
隋朝的楷书，有两大巨头，四大流派，可以说高手林立。这里，只说隋朝楷书的两大巨头。
第一位是智永，王羲之五子王徽之的后人，在隋代出家的一位和尚。智永的楷书留有《真草千字文》一碑一帖，墨迹谷氏本现在日本，一碑现在西安碑林。智永的这两本《真草千字文》，我更喜欢宋拓的碑刻。
宋拓的关中本碑刻，其风格更接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智永的书法属于南派书法，他一生的书法实践，更多地在传承家族的书法传统。而虞世南曾经受教于智永，他的楷书《孔子庙堂碑》和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可以说是亦步亦趋，留下的痕迹也极为深刻。
隋朝楷书的第二位巨头，就是本文重点要说的史陵。
史陵是谁？我们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问题上，然而翻遍整个隋唐历史，我们竟然无法找到史陵这个人。在《隋史》、《旧唐书》、《新唐书》、《南史》、《北史》中，找不到一个叫史陵的书法家，一个堪称“隋朝楷书之王”的书法大家。
在笔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史陵。
第一个，汉代的史陵。当然，这位史陵同样没有传记，他只是留下一枚出土的汉印。在网络上，有这枚汉印的图片资料。“史陵之印”四个篆字极为精美，可说是汉印中之精品。笔者曾打电话给卖家，但这枚汉印已经出手。这种汉代制式的铜印，市价在五、六千元左右。
第二个，是在《余姚两城史氏大族》的论文中，史氏的家谱中发现一位史陵。这位史氏家族中的十二世史陵，官积射将军左中郎将、御史中丞、豫章太守。他的职位最高五品官，如果没有特殊贡献，一般不会留下他的传记的。根据他的父亲十一世史谅，这个史陵应该是西晋末期、东晋南渡时期的人，不可能穿越到隋唐。
第三个，是南宋的史陵，诞生在五百年后，这个就更不可能了。
在隋末唐初的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史陵存在。这位隋朝的“楷书之王”，简直就是一个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唐朝历史为什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呢？史陵只能是一个传说，但他确确实实是位高人：我虽然不在江湖，但江湖却留有我的传说。
在书法江湖的排行榜，李嗣真的《书后品 序》中记载：“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也。”
这段文字，向我们透露出这样几层信息：第一，唐太宗李世民、汉王李元昌，宰相褚遂良都曾受教于史陵;第二，褚遂良的书法传承，首先是虞世南，其次是史陵;第三，关于史陵和褚遂良的交往，有直接交往的语言证据。
褚遂良对史陵笔法顶礼膜拜，曾对史陵说：“此法更不可教人。”因为史陵的笔法确实奇妙。那么，褚遂良的这次见面，究竟在什么时间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能为我们提供史陵活动的第一手信息。
关于史陵的记载，还有以下几处记录：
——卢携在《临池诀》中说：“王叔明《书后品》又云虞、褚同师于史陵。陵盖隋人也。”在这里，唐人卢携《临池诀》中，他引用《后书品》的文字。“陵盖隋人也”，一句是他本人的推断。
——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五月立在越州，有跋云：“其文字磨灭十五六，而其末隐隐可辨，云‘会稽郡’……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当时名笔也。今此碑磨灭而仅存，世之藏书者皆未尝有，非余收录之富，则遂不复见于世矣。”《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记施宿当时尝令拓之，仅得二二四字。 赵明诚，是北宋金石学家，女诗人李清照的丈夫。在北宋时，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又一金石学研究大家。他曾收录过大业二年五月史陵书写的《隋禹庙碑》拓片，此碑立于越州。
这块曾经出现过的石碑，就是隋朝史陵活动过的唯一证据。越州，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改吴州置，治会稽县（浙江绍兴）。大业二年，被改为赵明诚所说的“会稽郡”。
笔者根据《隋禹王碑》立于隋朝越州这一事件推断，史陵很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过（古代碑刻石之前，要书写者亲自书丹）;或者他本人就是南方人，很可能就是浙江绍兴人;至于他是否出自余姚史氏一族，推测则缺乏足够的证据。
令人惋惜的是，赵明诚的《金石录》已经散失，《隋禹王碑》早已不复存在。但是，赵明诚在拓片题跋记载中，评价史陵的书法：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隋朝名笔也。赵明诚见识多广，他的“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八字的评价极高;他的书法至少和虞、欧二位的书法地位等量齐观。
张怀《书断》说史陵书法：“有骨直，伤于疏瘦也。”这为我们找史陵书法，又提供了一条有力的证据。再加上赵明诚的“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完全有可能在隋朝书法资料中，去寻找史陵存世的作品了。
明清以来，西安、洛阳一代大量墓志出土，隋代的墓志也在发现当中。据笔者目前掌握的信息，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存世有不少的隋代墓志。加上西安周边博物馆，各地出土的十二块佛舍利铭，其中绝对有符合张怀和赵明诚描述的墓志存在。
在笔者见过的墓志资料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隋代楷书墓志，当属陕西蒲城县博物馆收藏的《苏孝慈墓志》。《苏孝慈墓志》，正书，分布37行，满行37字，共1296字。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立，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陕西蒲城县出土。
《苏孝慈墓志》上楷书非常成熟，字体方正严谨，笔法精妙绝伦，无论结体还是用笔都一丝不苟，绝对可以对抗唐代任何楷书大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说：“《苏慈碑》以光绪十三年出土，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画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于是翰林之写白折者，举子之写大卷者，人购一本。期月而纸贵洛阳，信哉其足取也。”
康有为的说法有几处错误：《苏孝慈墓志》是墓穴中的墓志，不是立在地上的石碑;其二，出土时间是光绪十四年，不是光绪十三年;其三，苏孝慈墓志比欧体字易学，在笔者看来不仅其然。但是，康有为有一点说对了，《苏孝慈墓志》的楷书，非常适合于尺牍奏章。
从笔法上看，《苏孝慈墓志》笔法和唐楷截然不同，至少和明清时代理解的唐楷不同。首先，《苏孝慈墓志》的用笔，使用的是六朝的绞转笔法，而不是唐楷中惯有的顿挫。其二，隋炀帝时期秘书监流行的是“萧子云体”，“萧子云体”除了留下一块《出师颂》的碑刻，楷书墨迹荡然无存。但是，六朝萧子云的章草，使用的是绞转笔法，他的楷书或者正书，必然也是绞转笔法。书写墓志的笔法，看似带有魏碑迹象、隶书迹象的起笔收笔，非绞转无法完成。其三，《苏孝慈墓志》“多筋微骨”，有写字乍看受魏碑影响，实则是嫡传的篆隶笔法。
在字体的结构上，《苏孝慈墓志》没有陆柬之《文赋》字体的修长，也没有《兰亭》之类的辑侧避让。唐楷中非常忌讳的横划重复，在《苏孝慈墓志》中重复的横划，叠加在一起却是那样的宁静安享。可以说，在唐楷中的几大家，无论是欧、虞、褚、薛，还是颜真卿、柳公权，在楷书的结体上，都借鉴过《苏孝慈墓志》的写法，称《苏孝慈墓志》的书法，为“楷书之王”绝不为过。
也正因为如此，李世民、李元昌的楷书学习史陵，褚遂良让他笔法不外传，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苏孝慈墓志》很可能就是史陵的大作。不但唐朝的欧、虞两大家，欧阳询的《姚辩墓志》、虞世南的《破邪论》，风格都和《苏孝慈墓志》相似。这些人争先恐后学习《苏孝慈墓志》，那么《苏孝慈墓志》书写者都指向一个人——史陵。就在出土的隋朝墓志中，也有大批风格接近的作品，《苏孝慈墓志》风格时尚，就确定了书写者的领袖地位。
在西安碑林中，于右任先生捐赠的隋代墓志，有三块在书法功力上直追《苏孝慈墓志》。但仔细研究发现，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书写习惯，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但是，就目前所能见到的隋代墓志，和各地出头的舍利塔铭，印证了隋朝后期“萧子云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史陵在隋朝末期秘书监供职，或者是在内史省供职，他是“萧子云体”的实际领军人物。
欧阳询、虞世南都出自隋朝的秘书监。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史陵、欧阳询、虞世南，甚至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他们之间都是极为熟悉的。虞、欧的书名，成就于唐太宗的贞观朝，而史陵的书名却是在隋朝。
于是，问题来了。在贞观朝写的那些史书中，无论是《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为什么都没有史陵的传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欧阳询的身上找答案。隋朝时，欧阳询曾官至太常博士。因与李渊交好，在唐朝累迁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也称“欧阳率更”。
欧阳询据说人长的丑，在唐朝的官运也不太好。他和李渊在隋朝有旧，担任给事中也只是皇帝身边顾问，中书省位在黄门侍郎之下，一个正五品官而已。他在武德朝书名就远扬海外，朝鲜半岛都来长安求取欧阳询的书法。
欧阳询书法这么厉害，酷爱书法的李世民，在虞世南死后非常悲伤。魏征向李世民推荐褚遂良，而不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询，不是褚遂良书法比欧阳询好，而是褚遂良是李世民的嫡系。欧阳询是李渊的故人，他虽没有参与李建成的太子党，但一个政治“骑墙派”是不会受到重视的。
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欧阳询仅仅是太子率更令，服侍太子李承乾官职从四品。欧阳询升迁之慢，说明他和李世民的关系很疏远。那么，史陵呢？李世民跟他学习过书法，褚遂良和他有过师生之谊，为什么魏征主管修史，为什么不给他写一个传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武德九年，虞世南的小楷《破邪论》说起。虞世南的《破邪论》是楷书史上的经典，风格和《孔子庙堂碑》截然不同。前文说过《孔子庙堂碑》和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关中本亦步亦趋。《孔子庙堂碑》温润典雅，《破邪论》锐利而又瘦硬，尤其是《破邪论》中楔子型的短竖，和《苏孝慈墓志》中的短竖，可以说是同出一辙，更多地带有北碑的色彩。《破邪论》的笔法基因，更多地来自学习史陵。
虞世南和李世民走得很近，他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春天，正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党争最激烈的时刻，以法琳为代表的佛教徒支持李建成，而虞世南却为法琳的《破邪论》写序，他的政治立场究竟哪去了？
纠其原因，这时的他很可能和史陵走的很近。也就是说，在武德九年的春天，“玄武门之变”之前的半年，史陵还活在武德朝，他很可能是太子党的成员。“玄武门之变”后，除了魏征被招安之外，太子党的人都遭到了清算，这也就是为什么史陵和李世民有师生之谊，在《隋史》、《旧唐书》、《南史》、《北史》无传的原因了。李世民在唐朝修史的时候，为了竭力掩盖“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凡是和李建成有关的人、有关的历史事件都被隐藏了。
李建成被封为“隐太子”，武德朝李渊多次出行，在《旧唐书》李渊的本纪中，也多以“狩猎”一词代替。在古代，皇帝所谓出行“狩猎”，除了练兵检阅部队，另外就是剿匪之类的事情。《旧唐书》隐瞒李渊剿匪的事情，无非是给李世民争功，借此粉饰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合法性而已。
李世民“杀兄囚父”都干得出来，难道他就不能封杀史陵，这种“欺师灭祖”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责编：李禹默）
史陵，是李世民的书法导师，也是汉王李元昌的书法导师。在初唐楷书四大家中，褚遂良是他的嫡传弟子，虞世南、欧阳询，都受其深刻的影响，即使没有登堂受教，至少也跟他切磋过“武功”。可以说，史陵是当之无愧的“楷书之王”。
在隋末唐初的历史上，是否有这样一位牛人？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我们先看看“初唐楷书四杰”——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四人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欧阳询和褚遂良。从四个人的年龄来看，欧阳询、虞世南进入唐朝已经步入晚年，他们是同一代人。
褚遂良年长李世民三岁，他们属于同辈人，他的父亲褚亮和虞世南、欧阳询当属于同一代人。薛稷是魏征的外孙，初唐十八学士薛收的孙子，他的父亲是薛元超，在辈分上他比褚遂良晚一辈，并且还师承过褚遂良。
当然，初唐四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前三人历史地位已经确定，最后是那位留下《文赋》的陆柬之。陆柬之是虞世南的外孙，年龄比薛稷还小二十多岁，把他放在初唐四杰当中，是按王羲之笔法传承的角度说的。
本文说的是楷书问题，所以陆柬之被排除在外，想必读者不会有疑问吧？在初唐楷书四杰中，他们的楷书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书法的线条，都有“瘦硬古直”的特点。这和中唐颜真卿的雄壮、晚唐柳公权的粗砾楷书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初唐时代的楷书，在风格上都是骨感瘦弱的，在书法风格的传承影响上，受隋代书法风格的影响极深。虞世南、欧阳询自不用说，他们本就是隋朝人，文化血统自然也是隋朝的。而褚遂良、薛稷不同。褚遂良年轻时跟随父亲在薛举门下从事反隋大业，后来和父亲都被李世民收编，成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在十八学士中，褚遂良年龄最小，资历也最浅，是以一个政治见习者的角色出现的。褚遂良的书法受过虞世南的影响，但更多是观念上的，而非技法上的直接影响。在褚遂良传世的书帖中，我们很难找到他和虞世南有直接笔法传承的作品，这足以说明褚遂良和虞世南，没有嫡传的书法传承。
那么，为什么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三代人的楷书，却有共同的审美取向呢？那就是他们书法的直接渊源，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楷书大家，隋朝“楷书之王”史陵的直接影响。
隋朝的楷书，有两大巨头，四大流派，可以说高手林立。这里，只说隋朝楷书的两大巨头。
第一位是智永，王羲之五子王徽之的后人，在隋代出家的一位和尚。智永的楷书留有《真草千字文》一碑一帖，墨迹谷氏本现在日本，一碑现在西安碑林。智永的这两本《真草千字文》，我更喜欢宋拓的碑刻。
宋拓的关中本碑刻，其风格更接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智永的书法属于南派书法，他一生的书法实践，更多地在传承家族的书法传统。而虞世南曾经受教于智永，他的楷书《孔子庙堂碑》和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可以说是亦步亦趋，留下的痕迹也极为深刻。
隋朝楷书的第二位巨头，就是本文重点要说的史陵。
史陵是谁？我们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问题上，然而翻遍整个隋唐历史，我们竟然无法找到史陵这个人。在《隋史》、《旧唐书》、《新唐书》、《南史》、《北史》中，找不到一个叫史陵的书法家，一个堪称“隋朝楷书之王”的书法大家。
在笔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史陵。
第一个，汉代的史陵。当然，这位史陵同样没有传记，他只是留下一枚出土的汉印。在网络上，有这枚汉印的图片资料。“史陵之印”四个篆字极为精美，可说是汉印中之精品。笔者曾打电话给卖家，但这枚汉印已经出手。这种汉代制式的铜印，市价在五、六千元左右。
第二个，是在《余姚两城史氏大族》的论文中，史氏的家谱中发现一位史陵。这位史氏家族中的十二世史陵，官积射将军左中郎将、御史中丞、豫章太守。他的职位最高五品官，如果没有特殊贡献，一般不会留下他的传记的。根据他的父亲十一世史谅，这个史陵应该是西晋末期、东晋南渡时期的人，不可能穿越到隋唐。
第三个，是南宋的史陵，诞生在五百年后，这个就更不可能了。
在隋末唐初的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史陵存在。这位隋朝的“楷书之王”，简直就是一个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唐朝历史为什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呢？史陵只能是一个传说，但他确确实实是位高人：我虽然不在江湖，但江湖却留有我的传说。
在书法江湖的排行榜，李嗣真的《书后品 序》中记载：“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也。”
这段文字，向我们透露出这样几层信息：第一，唐太宗李世民、汉王李元昌，宰相褚遂良都曾受教于史陵;第二，褚遂良的书法传承，首先是虞世南，其次是史陵;第三，关于史陵和褚遂良的交往，有直接交往的语言证据。
褚遂良对史陵笔法顶礼膜拜，曾对史陵说：“此法更不可教人。”因为史陵的笔法确实奇妙。那么，褚遂良的这次见面，究竟在什么时间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能为我们提供史陵活动的第一手信息。
关于史陵的记载，还有以下几处记录：
——卢携在《临池诀》中说：“王叔明《书后品》又云虞、褚同师于史陵。陵盖隋人也。”在这里，唐人卢携《临池诀》中，他引用《后书品》的文字。“陵盖隋人也”，一句是他本人的推断。
——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五月立在越州，有跋云：“其文字磨灭十五六，而其末隐隐可辨，云‘会稽郡’……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当时名笔也。今此碑磨灭而仅存，世之藏书者皆未尝有，非余收录之富，则遂不复见于世矣。”《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记施宿当时尝令拓之，仅得二二四字。 赵明诚，是北宋金石学家，女诗人李清照的丈夫。在北宋时，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又一金石学研究大家。他曾收录过大业二年五月史陵书写的《隋禹庙碑》拓片，此碑立于越州。
这块曾经出现过的石碑，就是隋朝史陵活动过的唯一证据。越州，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改吴州置，治会稽县（浙江绍兴）。大业二年，被改为赵明诚所说的“会稽郡”。
笔者根据《隋禹王碑》立于隋朝越州这一事件推断，史陵很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过（古代碑刻石之前，要书写者亲自书丹）;或者他本人就是南方人，很可能就是浙江绍兴人;至于他是否出自余姚史氏一族，推测则缺乏足够的证据。
令人惋惜的是，赵明诚的《金石录》已经散失，《隋禹王碑》早已不复存在。但是，赵明诚在拓片题跋记载中，评价史陵的书法：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隋朝名笔也。赵明诚见识多广，他的“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八字的评价极高;他的书法至少和虞、欧二位的书法地位等量齐观。
张怀《书断》说史陵书法：“有骨直，伤于疏瘦也。”这为我们找史陵书法，又提供了一条有力的证据。再加上赵明诚的“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完全有可能在隋朝书法资料中，去寻找史陵存世的作品了。
明清以来，西安、洛阳一代大量墓志出土，隋代的墓志也在发现当中。据笔者目前掌握的信息，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存世有不少的隋代墓志。加上西安周边博物馆，各地出土的十二块佛舍利铭，其中绝对有符合张怀和赵明诚描述的墓志存在。
在笔者见过的墓志资料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隋代楷书墓志，当属陕西蒲城县博物馆收藏的《苏孝慈墓志》。《苏孝慈墓志》，正书，分布37行，满行37字，共1296字。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立，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陕西蒲城县出土。
《苏孝慈墓志》上楷书非常成熟，字体方正严谨，笔法精妙绝伦，无论结体还是用笔都一丝不苟，绝对可以对抗唐代任何楷书大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说：“《苏慈碑》以光绪十三年出土，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画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于是翰林之写白折者，举子之写大卷者，人购一本。期月而纸贵洛阳，信哉其足取也。”
康有为的说法有几处错误：《苏孝慈墓志》是墓穴中的墓志，不是立在地上的石碑;其二，出土时间是光绪十四年，不是光绪十三年;其三，苏孝慈墓志比欧体字易学，在笔者看来不仅其然。但是，康有为有一点说对了，《苏孝慈墓志》的楷书，非常适合于尺牍奏章。
从笔法上看，《苏孝慈墓志》笔法和唐楷截然不同，至少和明清时代理解的唐楷不同。首先，《苏孝慈墓志》的用笔，使用的是六朝的绞转笔法，而不是唐楷中惯有的顿挫。其二，隋炀帝时期秘书监流行的是“萧子云体”，“萧子云体”除了留下一块《出师颂》的碑刻，楷书墨迹荡然无存。但是，六朝萧子云的章草，使用的是绞转笔法，他的楷书或者正书，必然也是绞转笔法。书写墓志的笔法，看似带有魏碑迹象、隶书迹象的起笔收笔，非绞转无法完成。其三，《苏孝慈墓志》“多筋微骨”，有写字乍看受魏碑影响，实则是嫡传的篆隶笔法。
在字体的结构上，《苏孝慈墓志》没有陆柬之《文赋》字体的修长，也没有《兰亭》之类的辑侧避让。唐楷中非常忌讳的横划重复，在《苏孝慈墓志》中重复的横划，叠加在一起却是那样的宁静安享。可以说，在唐楷中的几大家，无论是欧、虞、褚、薛，还是颜真卿、柳公权，在楷书的结体上，都借鉴过《苏孝慈墓志》的写法，称《苏孝慈墓志》的书法，为“楷书之王”绝不为过。
也正因为如此，李世民、李元昌的楷书学习史陵，褚遂良让他笔法不外传，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苏孝慈墓志》很可能就是史陵的大作。不但唐朝的欧、虞两大家，欧阳询的《姚辩墓志》、虞世南的《破邪论》，风格都和《苏孝慈墓志》相似。这些人争先恐后学习《苏孝慈墓志》，那么《苏孝慈墓志》书写者都指向一个人——史陵。就在出土的隋朝墓志中，也有大批风格接近的作品，《苏孝慈墓志》风格时尚，就确定了书写者的领袖地位。
在西安碑林中，于右任先生捐赠的隋代墓志，有三块在书法功力上直追《苏孝慈墓志》。但仔细研究发现，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书写习惯，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但是，就目前所能见到的隋代墓志，和各地出头的舍利塔铭，印证了隋朝后期“萧子云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史陵在隋朝末期秘书监供职，或者是在内史省供职，他是“萧子云体”的实际领军人物。
欧阳询、虞世南都出自隋朝的秘书监。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史陵、欧阳询、虞世南，甚至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他们之间都是极为熟悉的。虞、欧的书名，成就于唐太宗的贞观朝，而史陵的书名却是在隋朝。
于是，问题来了。在贞观朝写的那些史书中，无论是《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为什么都没有史陵的传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欧阳询的身上找答案。隋朝时，欧阳询曾官至太常博士。因与李渊交好，在唐朝累迁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也称“欧阳率更”。
欧阳询据说人长的丑，在唐朝的官运也不太好。他和李渊在隋朝有旧，担任给事中也只是皇帝身边顾问，中书省位在黄门侍郎之下，一个正五品官而已。他在武德朝书名就远扬海外，朝鲜半岛都来长安求取欧阳询的书法。
欧阳询书法这么厉害，酷爱书法的李世民，在虞世南死后非常悲伤。魏征向李世民推荐褚遂良，而不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询，不是褚遂良书法比欧阳询好，而是褚遂良是李世民的嫡系。欧阳询是李渊的故人，他虽没有参与李建成的太子党，但一个政治“骑墙派”是不会受到重视的。
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欧阳询仅仅是太子率更令，服侍太子李承乾官职从四品。欧阳询升迁之慢，说明他和李世民的关系很疏远。那么，史陵呢？李世民跟他学习过书法，褚遂良和他有过师生之谊，为什么魏征主管修史，为什么不给他写一个传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武德九年，虞世南的小楷《破邪论》说起。虞世南的《破邪论》是楷书史上的经典，风格和《孔子庙堂碑》截然不同。前文说过《孔子庙堂碑》和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关中本亦步亦趋。《孔子庙堂碑》温润典雅，《破邪论》锐利而又瘦硬，尤其是《破邪论》中楔子型的短竖，和《苏孝慈墓志》中的短竖，可以说是同出一辙，更多地带有北碑的色彩。《破邪论》的笔法基因，更多地来自学习史陵。
虞世南和李世民走得很近，他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春天，正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党争最激烈的时刻，以法琳为代表的佛教徒支持李建成，而虞世南却为法琳的《破邪论》写序，他的政治立场究竟哪去了？
纠其原因，这时的他很可能和史陵走的很近。也就是说，在武德九年的春天，“玄武门之变”之前的半年，史陵还活在武德朝，他很可能是太子党的成员。“玄武门之变”后，除了魏征被招安之外，太子党的人都遭到了清算，这也就是为什么史陵和李世民有师生之谊，在《隋史》、《旧唐书》、《南史》、《北史》无传的原因了。李世民在唐朝修史的时候，为了竭力掩盖“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凡是和李建成有关的人、有关的历史事件都被隐藏了。
李建成被封为“隐太子”，武德朝李渊多次出行，在《旧唐书》李渊的本纪中，也多以“狩猎”一词代替。在古代，皇帝所谓出行“狩猎”，除了练兵检阅部队，另外就是剿匪之类的事情。《旧唐书》隐瞒李渊剿匪的事情，无非是给李世民争功，借此粉饰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合法性而已。
李世民“杀兄囚父”都干得出来，难道他就不能封杀史陵，这种“欺师灭祖”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