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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守在大别山区的红军部队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时期。这一时期，在皖豫交界的金刚台上活跃着一支妇女红军队伍，人们称之为“金刚台妇女排”。由于工作的关系，近几年，笔者收集了一些有关“金刚台妇女排”的資料，也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的深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关注“妇女排”这个英雄的群体以及女英雄们。前不久，妇女排女战士、红军女医官范明的外孙张帆，向我提供了一份有关其外祖母范明、外祖父胡继亭（或作胡继庭）的材料。由此，让我了解到这对英雄夫妻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崇尚英雄去参军
范明，又名范来香，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陈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自幼聪颖，勤学善思，幼时看皮影戏，对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的故事百看不厌，非常入迷。她崇敬这些女英雄，并萌发了长大后也要像花木兰那样参军打仗保卫国家的念头。
范明的家乡是中共党组织建立和活动比较早的地区。大革命失败后，经常有一些革命志士走村串户、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听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穷人要过上好日子，要靠自己团结起来同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斗争”这些宣传口号后，12岁的范明虽然不太懂，但她隐约感到，只有像共产党说的这样，穷人才有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范明的堂舅吴文宝是个很有名的私塾先生。1928年初，吴文宝见范明聪明伶俐，就主动向范母提出让范明到他的私塾去读书。范母欣然同意。于是，范明就成了私塾里唯一一名女学生。女孩子上学读书，这在当地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192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东北特委决定将以湖北黄安（红安）、麻城农民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随后，创建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范明的家乡成了苏区，吴文宝的私塾改成了列宁小学。范明在学校参加了儿童团。
在儿童团，范明不仅参加站岗放哨，还进行革命宣传，配合妇委会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她带头学唱革命歌谣并到群众中去教唱。这些红色歌谣不仅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她自己。在反复的宣传中，她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参加红军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1930年初，范明的姐姐范仕芝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光山县波河区妇委会主席。接着，范明的哥哥范仕德也参加了红军。这让范明参加红军的念头更为强烈。母亲看出了15岁范明的心思，十分担忧年幼的女儿也离开自己身边，把她看得很紧。
7月的一天，范母的一个远房舅舅来到家里，他在红一军总医院当交通员。范明趁母亲去烧饭时悄悄地问：“舅姥爷，你们医院有没有女的当兵？”
“有，有几个女孩子当看护。”
范明一听兴奋地说：“我想去当红军，你带我去吧！”
舅姥爷唤着她的乳名说：“来香，如果你真的要去，我就带你到医院学医。”
范明高兴极了。她急忙跑到学校把书盒拿回来，又偷偷地将自己的衣服、鞋子包好。吃过饭后，范母为舅舅送行。范明将包袱藏在背后，跟在母亲的后面。走到大路的一个陡坡处，范明见舅姥爷与母亲道别后下了陡坡，就拔腿冲下坡跑到舅姥爷的身边，对母亲大声喊道：“妈妈，我参加红军去了，到医院学医去了！”
范母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呆了，她急切地哭喊道：“来香，不行啊！你年纪小，没有离开过家呀，妈不放心，你快回来！”
范明边走边说：“妈妈，你不要想我，过些时候我会回来看你。”
范明的舅姥爷也说：“孩子要去，就让她去吧，有我在，你放心好了。她到医院学医，将来当个医生不是很好吗？以后我会送她回来看你的。”
范母是小脚，想追又下不了陡坡，只好抹着眼泪看着女儿渐渐走远了。
就这样，范明来到了位于红安姜家岗的红一军医院参加了红军。
救死扶伤历千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去川陕。在党的领导下，皖西北地区又迅速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并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医院，范明就在医院当医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二十七军转战边区13个县，钳制敌人5个师以上的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军医院随军行动，范明在战斗中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1月底，红二十七军番号被撤销，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军医院改为红二十五军总医院，地址最初设在金寨境内的熊家河，继而迁至葛藤山，并在熊家河和赤南各设了一个分院。范明先是在总医院工作。由于她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对伤病员满腔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1933年冬，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北红军总医院召开医务扩大会，范明作为“模范医务工作者”受到表彰。1934年1月，范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她决心为革命拿好手术刀，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从此，她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工作劲头更足了。不久，上级决定由范明担任第一分院的院长。后第一分院与总医院合并，范明又担任了总医院院长。
1934年冬，皖西北“肃反”扩大化的灾祸降临到范明的头上。她被冠以“AB团”的罪名遭到逮捕，关进了医院边的茅棚里。面对冤屈，范明坚持说实话，宁死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宁可自己吃苦受刑，也不乱咬乱供。
一天，审讯人员对范明严刑拷打后，将她押往一个山洼里准备处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了喊声：“范医官不能杀！范医官不能杀！”原来是几名轻伤员听到范明将被处决的消息后立即跑过来说情。接着，重伤员们又一致联名担保恳求，范明终于死里逃生。
范明被放出来后，由于受了重刑和刺激，身体虚弱，精神一度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重新振作起来，投入艰苦的工作中。
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派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疯狂杀害革命群众，很多地方都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扑灭大别山革命火种。然而，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再次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和包括“金刚台妇女排”在内的一些地方武装，坚持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当时的环境极为艰苦恶劣。在金寨金刚台、岳西鹞落坪，范明等红军战士几个月没有吃到一粒盐，主要靠野菜、野果充饥。野菜野果吃完了，就吃观音土（一种白色的黏土）充饥，吃后肚子特别难受。但为了生存和战斗，范明和同志们不得不咬着牙咽下去。冬天天寒地冻，尤其难熬，没有棉衣、棉被，连棉鞋和袜子也没有，大家只能赤着脚穿着草鞋。
敌人不断“追剿”，红军不断游击转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范明和大家隐藏在雪地里等侦察员回来，等久了全身冻僵，四肢麻木，失去知觉。夜行军时，由于饥累交加、极度疲惫，人一停下来就会睡着，稍不留神就有掉队的危险。范明为了使自己不掉队，再累也不躺下休息，只是用头顶在前面同志的背上打个盹。这样，前面的同志一走，她就能立刻惊醒。雪地行军，范明身着薄薄的单衣，头发上和衣服上的水汽都结成了冰霜，但她从来没有叫一声苦，也从未动摇革命意志和决心。
1935年春以后，红军总医院基本上不存在了，范明等10多名医务人员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在流动性很强的游击战争中，这些医务人员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打仗时，要到前线抢救运送伤员;部队休息时，要安置护理伤员。最让范明感到棘手的是缺少药品。为了救治伤员，她千方百计地收集民间单方，用中草药和土办法为伤员治疗。
有一次，一个名叫张宜爱的便衣队班长和敌人遭遇后受了重伤，子弹从其腹部后侧射入，又从前侧穿出，在其腹部留下一个大血洞，肠子都流出来了，情急之下，只能用碗盖住伤口。此时，正好遇到范明去便衣队看护伤员，于是，大家赶紧把张宜爱送过来。当时什么医药设备都没有，众人都认为肯定救不活了，准备了棺材。范明却决心一定要救活这位班长。她让张宜爱口服自己调制的草药稳住生命，然后用盐水帮他清洗伤口，用竹片竹夹等土工具将肠子推回腹内，最后用开水消过毒的细棉线，将其腹部伤口缝合，最后用熬出来的南瓜瓤子和草药混合物覆盖住伤口消炎止血。范明硬是用这种土办法挽救了这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还有一次，范明等人遭遇袭击，敌人见范明背的草药包鼓鼓的，以为是钱财，便拼命地追她。范明急中生智，将草药包丢在地上。敌人见东西丢下，就停住脚打开包查看，范明乘机脱身。可丢了草药包，范明感到心痛不已，虽然草药可以再采，但需要花费时间啊！敌人走后，范明抱着侥幸的心理到原地寻找，没想到居然还找到了！草药包被敌人翻了个底朝天，草药撒得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敌人看不中没要，范明却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在三年游击战时期，范明成为“金刚台妇女排”的一员，战友们游击奔波在大别山区，有时在岳西，有时在金寨。他们还在鹞落坪的深山密林里搭了20多个棚子来安置伤病员，办起了“山林醫院”。在范明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救治下，一批批伤员伤愈归队。
女扮男装传英名
范明不仅为部队的伤病员疗伤，也为群众治病。当地有一名村民的眼睛几近失明、苦不堪言，范明为他做了手术，使他解除痛苦、重见光明。老乡感激不尽，逢人就说红军的女医官是个神医。范明的名声便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为了抓捕范明，敌人一面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一面派出便衣四处侦察伺机捕杀。为了掩人耳目、不被敌人发现，范明从1935年5月开始便女扮男装。
女扮男装给范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她都想办法一一克服了。平时，她像男同志一样刚强勇敢，凡是男同志能做的事，不管多艰苦，她都拼命地干，让人看不出一丝女性的柔弱。一次，一个老乡发现了她的耳垂上有戴耳环的孔眼，感到很疑惑。范明机智地告诉他，自己家乡有给男孩穿耳眼当作女孩养的风俗，结果这位老乡信以为真。
由于当时伤员分住在各个村庄，医护人员每天都要翻越好几座高山到各个村子里去医治。这样时间一长，敌人发现情况可疑，就派出部队搜山，捕捉伤员和医务人员。一次，范明等人在湖北蕲春将军山活动时被敌人发现，敌人立即出动队伍搜山。听到枪声，范明赶紧背着医药包冲出村子上了山。将军山有大小山洞70多个，范明想到敌人肯定会首先搜山洞，那里去不得！她观察到一块大石头下面长满了荆棘，于是不顾荆棘扎人，钻进大石头下面藏了起来。敌人果然挨个搜查山洞，有几个敌人还站在范明藏身的石头上向山沟树林中边扔石头边叫喊：“快出来吧，我们不杀医务人员！”“你出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干，你要什么待遇就给你什么待遇，要多少大洋就给你多少大洋！”范明听到后，心中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也不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敌人在山上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
1936年秋，范明随便衣队护送3名伤员到蕲春县仙人冲一个保长家安置。这个保长明里是为敌人做事，暗中却在保护我们的同志。保长将伤员隐藏在屋后高山上的一个隐秘山洞里，让范明住在他家。一天傍晚，范明护理伤员回到保长家，刚准备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问话。范明一听口音不对，知道是敌人来了，她赶紧从后门跑到山上。敌人开始搜查，并对保长的老伴又打又骂，要她交出红军的医官和伤病员来。保长的老伴被打得哭叫不止，却还坚持不说。敌人在山下不断打枪，并用手电筒乱照。为了伤员的安全，范明拼命向与山洞相反的方向跑去。由于天黑看不见，范明一脚踩到了一个野猪窝上，野猪嗷嗷乱叫要咬她。范明慌忙转到一块岩石背后躲藏起来，然后继续向山上跑去，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大岩石边停下休息。此时，她又饿又累实在跑不动了。敌人在山下闹了一夜，范明只好只身在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敌人撤走了，范明没有立即下山，而是先绕道去看望伤员，看到伤员们安然无恙，范明高兴得顿时忘记了疲累。下午，范明下山路过昨晚躲野猪的岩石边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岩石下面便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她当时只要再向前多迈一步就没命了。
范明在保长家住了半个多月，保长一点没看出这名医官是女扮男装。直到1937年8月，鄂豫皖边区实现国共合作抗战后，“金刚台妇女排”随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时，范明才恢复本来面目，重现女儿的风采。很多同志都大吃一惊，他们惊讶地说：“没想到范医官原来是个‘花木兰’！”
范明的爱人胡继亭也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他15岁参加革命，先后担任军委秘书、鄂东道委书记等职，并参与了反“围剿”、反“清剿”、棋盘岭伏击战等。1944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桐城东乡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胡继亭在陈瑶湖一带指挥作战时，受到敌军200多条船只的围攻，他率部奋力抗击，终因敌众我寡，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抗日战争时期，范明在新四军任医务所所长，后改做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明在华东军区后勤生产部政治处、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范明于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荣誉勋章，1997年离世。
（责任编辑：章雨舟）
崇尚英雄去参军
范明，又名范来香，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陈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自幼聪颖，勤学善思，幼时看皮影戏，对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的故事百看不厌，非常入迷。她崇敬这些女英雄，并萌发了长大后也要像花木兰那样参军打仗保卫国家的念头。
范明的家乡是中共党组织建立和活动比较早的地区。大革命失败后，经常有一些革命志士走村串户、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听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穷人要过上好日子，要靠自己团结起来同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斗争”这些宣传口号后，12岁的范明虽然不太懂，但她隐约感到，只有像共产党说的这样，穷人才有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范明的堂舅吴文宝是个很有名的私塾先生。1928年初，吴文宝见范明聪明伶俐，就主动向范母提出让范明到他的私塾去读书。范母欣然同意。于是，范明就成了私塾里唯一一名女学生。女孩子上学读书，这在当地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192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东北特委决定将以湖北黄安（红安）、麻城农民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随后，创建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范明的家乡成了苏区，吴文宝的私塾改成了列宁小学。范明在学校参加了儿童团。
在儿童团，范明不仅参加站岗放哨，还进行革命宣传，配合妇委会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她带头学唱革命歌谣并到群众中去教唱。这些红色歌谣不仅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她自己。在反复的宣传中，她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参加红军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1930年初，范明的姐姐范仕芝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光山县波河区妇委会主席。接着，范明的哥哥范仕德也参加了红军。这让范明参加红军的念头更为强烈。母亲看出了15岁范明的心思，十分担忧年幼的女儿也离开自己身边，把她看得很紧。
7月的一天，范母的一个远房舅舅来到家里，他在红一军总医院当交通员。范明趁母亲去烧饭时悄悄地问：“舅姥爷，你们医院有没有女的当兵？”
“有，有几个女孩子当看护。”
范明一听兴奋地说：“我想去当红军，你带我去吧！”
舅姥爷唤着她的乳名说：“来香，如果你真的要去，我就带你到医院学医。”
范明高兴极了。她急忙跑到学校把书盒拿回来，又偷偷地将自己的衣服、鞋子包好。吃过饭后，范母为舅舅送行。范明将包袱藏在背后，跟在母亲的后面。走到大路的一个陡坡处，范明见舅姥爷与母亲道别后下了陡坡，就拔腿冲下坡跑到舅姥爷的身边，对母亲大声喊道：“妈妈，我参加红军去了，到医院学医去了！”
范母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呆了，她急切地哭喊道：“来香，不行啊！你年纪小，没有离开过家呀，妈不放心，你快回来！”
范明边走边说：“妈妈，你不要想我，过些时候我会回来看你。”
范明的舅姥爷也说：“孩子要去，就让她去吧，有我在，你放心好了。她到医院学医，将来当个医生不是很好吗？以后我会送她回来看你的。”
范母是小脚，想追又下不了陡坡，只好抹着眼泪看着女儿渐渐走远了。
就这样，范明来到了位于红安姜家岗的红一军医院参加了红军。
救死扶伤历千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去川陕。在党的领导下，皖西北地区又迅速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并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医院，范明就在医院当医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二十七军转战边区13个县，钳制敌人5个师以上的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军医院随军行动，范明在战斗中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1月底，红二十七军番号被撤销，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军医院改为红二十五军总医院，地址最初设在金寨境内的熊家河，继而迁至葛藤山，并在熊家河和赤南各设了一个分院。范明先是在总医院工作。由于她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对伤病员满腔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1933年冬，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北红军总医院召开医务扩大会，范明作为“模范医务工作者”受到表彰。1934年1月，范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她决心为革命拿好手术刀，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从此，她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工作劲头更足了。不久，上级决定由范明担任第一分院的院长。后第一分院与总医院合并，范明又担任了总医院院长。
1934年冬，皖西北“肃反”扩大化的灾祸降临到范明的头上。她被冠以“AB团”的罪名遭到逮捕，关进了医院边的茅棚里。面对冤屈，范明坚持说实话，宁死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宁可自己吃苦受刑，也不乱咬乱供。
一天，审讯人员对范明严刑拷打后，将她押往一个山洼里准备处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了喊声：“范医官不能杀！范医官不能杀！”原来是几名轻伤员听到范明将被处决的消息后立即跑过来说情。接着，重伤员们又一致联名担保恳求，范明终于死里逃生。
范明被放出来后，由于受了重刑和刺激，身体虚弱，精神一度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重新振作起来，投入艰苦的工作中。
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派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疯狂杀害革命群众，很多地方都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扑灭大别山革命火种。然而，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再次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和包括“金刚台妇女排”在内的一些地方武装，坚持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当时的环境极为艰苦恶劣。在金寨金刚台、岳西鹞落坪，范明等红军战士几个月没有吃到一粒盐，主要靠野菜、野果充饥。野菜野果吃完了，就吃观音土（一种白色的黏土）充饥，吃后肚子特别难受。但为了生存和战斗，范明和同志们不得不咬着牙咽下去。冬天天寒地冻，尤其难熬，没有棉衣、棉被，连棉鞋和袜子也没有，大家只能赤着脚穿着草鞋。
敌人不断“追剿”，红军不断游击转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范明和大家隐藏在雪地里等侦察员回来，等久了全身冻僵，四肢麻木，失去知觉。夜行军时，由于饥累交加、极度疲惫，人一停下来就会睡着，稍不留神就有掉队的危险。范明为了使自己不掉队，再累也不躺下休息，只是用头顶在前面同志的背上打个盹。这样，前面的同志一走，她就能立刻惊醒。雪地行军，范明身着薄薄的单衣，头发上和衣服上的水汽都结成了冰霜，但她从来没有叫一声苦，也从未动摇革命意志和决心。
1935年春以后，红军总医院基本上不存在了，范明等10多名医务人员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在流动性很强的游击战争中，这些医务人员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打仗时，要到前线抢救运送伤员;部队休息时，要安置护理伤员。最让范明感到棘手的是缺少药品。为了救治伤员，她千方百计地收集民间单方，用中草药和土办法为伤员治疗。
有一次，一个名叫张宜爱的便衣队班长和敌人遭遇后受了重伤，子弹从其腹部后侧射入，又从前侧穿出，在其腹部留下一个大血洞，肠子都流出来了，情急之下，只能用碗盖住伤口。此时，正好遇到范明去便衣队看护伤员，于是，大家赶紧把张宜爱送过来。当时什么医药设备都没有，众人都认为肯定救不活了，准备了棺材。范明却决心一定要救活这位班长。她让张宜爱口服自己调制的草药稳住生命，然后用盐水帮他清洗伤口，用竹片竹夹等土工具将肠子推回腹内，最后用开水消过毒的细棉线，将其腹部伤口缝合，最后用熬出来的南瓜瓤子和草药混合物覆盖住伤口消炎止血。范明硬是用这种土办法挽救了这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还有一次，范明等人遭遇袭击，敌人见范明背的草药包鼓鼓的，以为是钱财，便拼命地追她。范明急中生智，将草药包丢在地上。敌人见东西丢下，就停住脚打开包查看，范明乘机脱身。可丢了草药包，范明感到心痛不已，虽然草药可以再采，但需要花费时间啊！敌人走后，范明抱着侥幸的心理到原地寻找，没想到居然还找到了！草药包被敌人翻了个底朝天，草药撒得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敌人看不中没要，范明却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在三年游击战时期，范明成为“金刚台妇女排”的一员，战友们游击奔波在大别山区，有时在岳西，有时在金寨。他们还在鹞落坪的深山密林里搭了20多个棚子来安置伤病员，办起了“山林醫院”。在范明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救治下，一批批伤员伤愈归队。
女扮男装传英名
范明不仅为部队的伤病员疗伤，也为群众治病。当地有一名村民的眼睛几近失明、苦不堪言，范明为他做了手术，使他解除痛苦、重见光明。老乡感激不尽，逢人就说红军的女医官是个神医。范明的名声便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为了抓捕范明，敌人一面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一面派出便衣四处侦察伺机捕杀。为了掩人耳目、不被敌人发现，范明从1935年5月开始便女扮男装。
女扮男装给范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她都想办法一一克服了。平时，她像男同志一样刚强勇敢，凡是男同志能做的事，不管多艰苦，她都拼命地干，让人看不出一丝女性的柔弱。一次，一个老乡发现了她的耳垂上有戴耳环的孔眼，感到很疑惑。范明机智地告诉他，自己家乡有给男孩穿耳眼当作女孩养的风俗，结果这位老乡信以为真。
由于当时伤员分住在各个村庄，医护人员每天都要翻越好几座高山到各个村子里去医治。这样时间一长，敌人发现情况可疑，就派出部队搜山，捕捉伤员和医务人员。一次，范明等人在湖北蕲春将军山活动时被敌人发现，敌人立即出动队伍搜山。听到枪声，范明赶紧背着医药包冲出村子上了山。将军山有大小山洞70多个，范明想到敌人肯定会首先搜山洞，那里去不得！她观察到一块大石头下面长满了荆棘，于是不顾荆棘扎人，钻进大石头下面藏了起来。敌人果然挨个搜查山洞，有几个敌人还站在范明藏身的石头上向山沟树林中边扔石头边叫喊：“快出来吧，我们不杀医务人员！”“你出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干，你要什么待遇就给你什么待遇，要多少大洋就给你多少大洋！”范明听到后，心中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也不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敌人在山上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
1936年秋，范明随便衣队护送3名伤员到蕲春县仙人冲一个保长家安置。这个保长明里是为敌人做事，暗中却在保护我们的同志。保长将伤员隐藏在屋后高山上的一个隐秘山洞里，让范明住在他家。一天傍晚，范明护理伤员回到保长家，刚准备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问话。范明一听口音不对，知道是敌人来了，她赶紧从后门跑到山上。敌人开始搜查，并对保长的老伴又打又骂，要她交出红军的医官和伤病员来。保长的老伴被打得哭叫不止，却还坚持不说。敌人在山下不断打枪，并用手电筒乱照。为了伤员的安全，范明拼命向与山洞相反的方向跑去。由于天黑看不见，范明一脚踩到了一个野猪窝上，野猪嗷嗷乱叫要咬她。范明慌忙转到一块岩石背后躲藏起来，然后继续向山上跑去，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大岩石边停下休息。此时，她又饿又累实在跑不动了。敌人在山下闹了一夜，范明只好只身在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敌人撤走了，范明没有立即下山，而是先绕道去看望伤员，看到伤员们安然无恙，范明高兴得顿时忘记了疲累。下午，范明下山路过昨晚躲野猪的岩石边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岩石下面便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她当时只要再向前多迈一步就没命了。
范明在保长家住了半个多月，保长一点没看出这名医官是女扮男装。直到1937年8月，鄂豫皖边区实现国共合作抗战后，“金刚台妇女排”随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时，范明才恢复本来面目，重现女儿的风采。很多同志都大吃一惊，他们惊讶地说：“没想到范医官原来是个‘花木兰’！”
范明的爱人胡继亭也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他15岁参加革命，先后担任军委秘书、鄂东道委书记等职，并参与了反“围剿”、反“清剿”、棋盘岭伏击战等。1944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桐城东乡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胡继亭在陈瑶湖一带指挥作战时，受到敌军200多条船只的围攻，他率部奋力抗击，终因敌众我寡，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抗日战争时期，范明在新四军任医务所所长，后改做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明在华东军区后勤生产部政治处、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范明于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荣誉勋章，1997年离世。
（责任编辑：章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