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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你的西部系列，主要包括哪几组重要的作品？
李泛：主要是西部影像四部曲，总的题目是《存在的神情》。第一个系列是彝人，在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一共去过20多次。然后是塔吉克，喀什的高台民居其实是包含在这个过程中的，我拍摄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生存状态的图片，现在喀什的老民居已经拆掉了。然后是云南的基督徒，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我想重新命名为“云南乡村信仰”，这个系列主要是集中在云南的茨中拍摄的。其实基督教进入中国，最早是我所在的陕西，叫“景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拍陕西，而是远赴云南拍摄，摄影不是小说，是视觉艺术，宗教失去了形式的时候，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加之云南的民族服饰等，很有特点，庄严神圣。我一直想往经典影像的方向走。在法国，当时在戛纳电影宫索尼世界摄影大赛（WPA）的颁奖仪式，我是首位获奖的中国摄影师（民间体育类铜奖），马克·吕布当时获得终身成就奖，那次我们相识，他还给我写过一段话。走出国门之后，我也在思索中国的摄影应该怎么走，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国外以前的大师作品，应该多了解当今外国摄影的动向，不能盲从。摄影是舶来品，如果永远跟着西方走，那是没出息的，我提倡鲜活的方言式影像，中国特色的影像道路。
中国摄影：既然是经典影像的路子，那就避不开大师的影响，你怎么办？
李泛：大师的东西都是开篇立业的，同样，经典也无法复制，就像真正的艺术也无法用语言描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真正的大师也无法复制自己的经典。艺术不是押宝，变则新，新则立。能否成为经典，我说了不算，而是若干年后世人对你的总结，需要时间的考验。我只是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着。
我大部分的作品采用方构图，这是形式上的经典，在内容上，我追求庄严的人文影像，在特定环境特定时期的典型性人物，有时代感，有历史感。同时要有一种“摩擦力”，我认为摩擦力造成了一种艺术的视觉冲击力，但不是来自于镜头的任意的夸张和变形。
中国摄影：你这个“摩擦力”的概念很有意思，这不是摄影名词啊，能否详细说一下。
李泛：摩擦力是一种时空感，不是影像的光滑感，彰显着个人的个性。我也在排查同时代的摄影师，有没有拍摄人文记录的，又是方构图的，同时主要是关注西部的？我做了一个曲线图，同类型的越少，我的曲线峰值就越高，同类型的越多，曲线峰值就越平，题材、拍摄时间、拍了多少年、使用什么相机、他的成就有多大，我必须都心里有数。
中国摄影：一些人也对你的作品提出质疑，认为有摆拍的痕迹。
李泛：关于拍摄的摆与不摆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当影像的使命感和影像价值已经让人感动的时候，还在纠缠于摆拍与抓拍，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周老虎”的照片是真的，但是传递的信息是假的。比如，多萝西娅·兰格的《母亲》，我看过她写的拍摄自述，当时拍了很多张，她还感谢两个小孩，感谢母亲。《硫磺岛升起星条旗》的照片被质疑，还有二战的《胜利之吻》也被质疑是假的，但都没有阻止这些影像给世人带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在国内，卢广的照片也被质疑，我和他说，你的照片是纪实的，但“真实的世界”有时候用“非典型瞬间”是不足以表达的，我认为这个很像报道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区别，报道文学是记录一点一滴，报告文学则不同，融入了作者的情感，但又来自于真实的事件。
中国摄影：那你个人怎么理解著名的“决定性瞬间”？
李泛：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他的关键词在于“借”，他的真正意思是“借最好的一刹那，使事物产生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摄影就是借天象地象物象。
有人说，李泛的影像太完美了，甚至有人说，我的照片像剧照，我那时听了非常纠结，因为如果是剧照的话，那就是假的啊！我纠结了很多年。我这个人是完美主义者，不仅仅体现在我的摄影作品上。我1980年开始搞摄影，那时候都不宽裕，很节俭，没有那种让我触电的感觉，我是轻易不按快门的，测光什么的都是当时练就的。另外除了摄影以外，我这些年一直研究根雕，一根原木，你如何取舍如何定形？16年下来练就了眼力，根雕讲究“看人不看兽”“看虎不看猫”，根雕是“取”的艺术，所以练成了火眼金睛，这也帮助了我的摄影。
中国摄影：因此，也有人说你的影像过于唯美。
李泛：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唯美的因素根深蒂固，这个也是长期形成的，我拍摄有点像钓鱼，没有绝对的把握不甩钩，心里有形象，它就产生了，我可以做到人机合一。我的影像视角绝大多数是水平的，与对象是平等关系，有时候微微仰视，这是摄影的一种态度。我的影像没有变形的，我常年使用哈苏903，38毫米的广角，但是绝没有变形。有人买我的作品，我也会告诉他回去悬挂的高度是多少，怎么观赏是最佳的效果。没有敬畏与谦卑，你的影像也是不尊重观者的。敬畏拍摄对象，其实就是尊重观者。
中国摄影：既然说到马克·吕布，他有一张照片我印象深刻，在上海豫园，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国女子把装有化妆品的塑料袋忘在了石桌上，那塑料袋被他拍摄下来，很像一只小白兔，类似这样的瞬间与场景，完全是生活的赐予，你在家里预先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带着预先的想法去拍摄，和去生活中发现，这种矛盾你在拍摄中怎么处理？
李泛：艺术离不开生活，离生活越远，离艺术就越远。我认为生活里的瞬间是可以预判的，是建立在对拍摄区域的人文环境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一定要有拍摄预案，我出发前做的准备不是摄影的准备，而是摄影外的工作。当精神准备没好的时候，物质准备再充足也是没有用的。当瞬间出现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没有印证，好的作品它就出现不了。完美的影像没有出现，是因为它在你的心里没出现。当你所有的味觉都需要的时候，你会感觉烤鸭很香，当你吃饱了饭，你就不觉得它香，因为你心里不需要。影像是发自内心的，心里必须首先要有。当你没有想法的时候，镜头也无奈。
中国摄影：有一篇评论你的文字，里面提到“苦难意识”，似乎你的很多题材都涉及到生活中的不幸与苦难。
李泛：这些题材的选择，除了兴趣，背后还有一个价值观的存在。我只拍西部，西北和西南，立足西部的门户—西安，将西部有价值的东西抓紧时间留下影像。很多文化不拍的话，就永远消失了。我更多地关注文化符号和文化传承的问题。说到责任感，摄影师应该有责任感，但我们实际上做不到，我只是希望拍摄下来，有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卫生所、麻风病村、氟骨病村、地沟窑……
关于别人提到的苦难意识，有人说摄影是快乐的，我认为不对，当你走进去的时候，摄影是责任。不能要求所有爱好摄影的人都去关注苦难，第一不现实，第二过于残忍。但作为专业的摄影人，况且我还是教师，看到苦难的时候，我曾说过：面对苦难，你怎能背过身去？你的良心在哪里？有些摄影人不喜欢贫困地区的发展，抱怨说去年去还没有电线，今年就有了，怎么这么煞风景啊？我听到这些就不高兴了，当地人家要发展啊，我的学生跟我下去，很遗憾没有看到破旧的草房，我说你今天记录下来的就是明天的落后，和城市比永远差几十年，你不拍这种差距，就又拍不上了。大凉山的村子都刷了白墙，固然有行政的干预，但毕竟整洁了啊，养眼了啊。我就是一张作品没拍成也高兴，因为他们在发展。绝不能因为我们要拍照片，希望人家的发展再晚几年。
所以我就不停地下去拍摄，有人说我是高产的摄影师，我说我不是，我是一个有计划的摄影师，没有想法，拍得再多也仅仅是影像的堆积，没有影像的逻辑。
中国摄影：为什么西部系列最后总的命名为《存在的神情》？“存在”在哲学上是个很大的词啊。
李泛：《存在的神情》，还有最近西安美术馆我的个展《生命之重》，这两个题目都有点沉重，这是我多年西部的一个总结吧，也算是用摄影对我生活的土地的一种回报。
我希望我的影像能够进入殿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被悬挂着，我管这叫做庙堂之气，艺术殿堂其实也是庙堂，进不去就不能够称之为艺术品。我也不希望我的作品单纯只是人文的文本记录，只是成为人文学研究的图片，我觉得作为摄影师是失败的，我给新闻系讲课的时候说，今天的新闻如果成为明天的垃圾，那就是失败的，今天的新闻成为明天的人文影像的记录，成为后天的影像艺术品，那就是成功的。这也是我的影像想要追求的。
李泛：主要是西部影像四部曲，总的题目是《存在的神情》。第一个系列是彝人，在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一共去过20多次。然后是塔吉克，喀什的高台民居其实是包含在这个过程中的，我拍摄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生存状态的图片，现在喀什的老民居已经拆掉了。然后是云南的基督徒，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我想重新命名为“云南乡村信仰”，这个系列主要是集中在云南的茨中拍摄的。其实基督教进入中国，最早是我所在的陕西，叫“景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拍陕西，而是远赴云南拍摄，摄影不是小说，是视觉艺术，宗教失去了形式的时候，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加之云南的民族服饰等，很有特点，庄严神圣。我一直想往经典影像的方向走。在法国，当时在戛纳电影宫索尼世界摄影大赛（WPA）的颁奖仪式，我是首位获奖的中国摄影师（民间体育类铜奖），马克·吕布当时获得终身成就奖，那次我们相识，他还给我写过一段话。走出国门之后，我也在思索中国的摄影应该怎么走，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国外以前的大师作品，应该多了解当今外国摄影的动向，不能盲从。摄影是舶来品，如果永远跟着西方走，那是没出息的，我提倡鲜活的方言式影像，中国特色的影像道路。
中国摄影：既然是经典影像的路子，那就避不开大师的影响，你怎么办？
李泛：大师的东西都是开篇立业的，同样，经典也无法复制，就像真正的艺术也无法用语言描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真正的大师也无法复制自己的经典。艺术不是押宝，变则新，新则立。能否成为经典，我说了不算，而是若干年后世人对你的总结，需要时间的考验。我只是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着。
我大部分的作品采用方构图，这是形式上的经典，在内容上，我追求庄严的人文影像，在特定环境特定时期的典型性人物，有时代感，有历史感。同时要有一种“摩擦力”，我认为摩擦力造成了一种艺术的视觉冲击力，但不是来自于镜头的任意的夸张和变形。
中国摄影：你这个“摩擦力”的概念很有意思，这不是摄影名词啊，能否详细说一下。
李泛：摩擦力是一种时空感，不是影像的光滑感，彰显着个人的个性。我也在排查同时代的摄影师，有没有拍摄人文记录的，又是方构图的，同时主要是关注西部的？我做了一个曲线图，同类型的越少，我的曲线峰值就越高，同类型的越多，曲线峰值就越平，题材、拍摄时间、拍了多少年、使用什么相机、他的成就有多大，我必须都心里有数。
中国摄影：一些人也对你的作品提出质疑，认为有摆拍的痕迹。
李泛：关于拍摄的摆与不摆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当影像的使命感和影像价值已经让人感动的时候，还在纠缠于摆拍与抓拍，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周老虎”的照片是真的，但是传递的信息是假的。比如，多萝西娅·兰格的《母亲》，我看过她写的拍摄自述，当时拍了很多张，她还感谢两个小孩，感谢母亲。《硫磺岛升起星条旗》的照片被质疑，还有二战的《胜利之吻》也被质疑是假的，但都没有阻止这些影像给世人带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在国内，卢广的照片也被质疑，我和他说，你的照片是纪实的，但“真实的世界”有时候用“非典型瞬间”是不足以表达的，我认为这个很像报道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区别，报道文学是记录一点一滴，报告文学则不同，融入了作者的情感，但又来自于真实的事件。
中国摄影：那你个人怎么理解著名的“决定性瞬间”？
李泛：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他的关键词在于“借”，他的真正意思是“借最好的一刹那，使事物产生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摄影就是借天象地象物象。
有人说，李泛的影像太完美了，甚至有人说，我的照片像剧照，我那时听了非常纠结，因为如果是剧照的话，那就是假的啊！我纠结了很多年。我这个人是完美主义者，不仅仅体现在我的摄影作品上。我1980年开始搞摄影，那时候都不宽裕，很节俭，没有那种让我触电的感觉，我是轻易不按快门的，测光什么的都是当时练就的。另外除了摄影以外，我这些年一直研究根雕，一根原木，你如何取舍如何定形？16年下来练就了眼力，根雕讲究“看人不看兽”“看虎不看猫”，根雕是“取”的艺术，所以练成了火眼金睛，这也帮助了我的摄影。
中国摄影：因此，也有人说你的影像过于唯美。
李泛：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唯美的因素根深蒂固，这个也是长期形成的，我拍摄有点像钓鱼，没有绝对的把握不甩钩，心里有形象，它就产生了，我可以做到人机合一。我的影像视角绝大多数是水平的，与对象是平等关系，有时候微微仰视，这是摄影的一种态度。我的影像没有变形的，我常年使用哈苏903，38毫米的广角，但是绝没有变形。有人买我的作品，我也会告诉他回去悬挂的高度是多少，怎么观赏是最佳的效果。没有敬畏与谦卑，你的影像也是不尊重观者的。敬畏拍摄对象，其实就是尊重观者。
中国摄影：既然说到马克·吕布，他有一张照片我印象深刻，在上海豫园，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国女子把装有化妆品的塑料袋忘在了石桌上，那塑料袋被他拍摄下来，很像一只小白兔，类似这样的瞬间与场景，完全是生活的赐予，你在家里预先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带着预先的想法去拍摄，和去生活中发现，这种矛盾你在拍摄中怎么处理？
李泛：艺术离不开生活，离生活越远，离艺术就越远。我认为生活里的瞬间是可以预判的，是建立在对拍摄区域的人文环境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一定要有拍摄预案，我出发前做的准备不是摄影的准备，而是摄影外的工作。当精神准备没好的时候，物质准备再充足也是没有用的。当瞬间出现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没有印证，好的作品它就出现不了。完美的影像没有出现，是因为它在你的心里没出现。当你所有的味觉都需要的时候，你会感觉烤鸭很香，当你吃饱了饭，你就不觉得它香，因为你心里不需要。影像是发自内心的，心里必须首先要有。当你没有想法的时候，镜头也无奈。
中国摄影：有一篇评论你的文字，里面提到“苦难意识”，似乎你的很多题材都涉及到生活中的不幸与苦难。
李泛：这些题材的选择，除了兴趣，背后还有一个价值观的存在。我只拍西部，西北和西南，立足西部的门户—西安，将西部有价值的东西抓紧时间留下影像。很多文化不拍的话，就永远消失了。我更多地关注文化符号和文化传承的问题。说到责任感，摄影师应该有责任感，但我们实际上做不到，我只是希望拍摄下来，有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卫生所、麻风病村、氟骨病村、地沟窑……
关于别人提到的苦难意识，有人说摄影是快乐的，我认为不对，当你走进去的时候，摄影是责任。不能要求所有爱好摄影的人都去关注苦难，第一不现实，第二过于残忍。但作为专业的摄影人，况且我还是教师，看到苦难的时候，我曾说过：面对苦难，你怎能背过身去？你的良心在哪里？有些摄影人不喜欢贫困地区的发展，抱怨说去年去还没有电线，今年就有了，怎么这么煞风景啊？我听到这些就不高兴了，当地人家要发展啊，我的学生跟我下去，很遗憾没有看到破旧的草房，我说你今天记录下来的就是明天的落后，和城市比永远差几十年，你不拍这种差距，就又拍不上了。大凉山的村子都刷了白墙，固然有行政的干预，但毕竟整洁了啊，养眼了啊。我就是一张作品没拍成也高兴，因为他们在发展。绝不能因为我们要拍照片，希望人家的发展再晚几年。
所以我就不停地下去拍摄，有人说我是高产的摄影师，我说我不是，我是一个有计划的摄影师，没有想法，拍得再多也仅仅是影像的堆积，没有影像的逻辑。
中国摄影：为什么西部系列最后总的命名为《存在的神情》？“存在”在哲学上是个很大的词啊。
李泛：《存在的神情》，还有最近西安美术馆我的个展《生命之重》，这两个题目都有点沉重，这是我多年西部的一个总结吧，也算是用摄影对我生活的土地的一种回报。
我希望我的影像能够进入殿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被悬挂着，我管这叫做庙堂之气，艺术殿堂其实也是庙堂，进不去就不能够称之为艺术品。我也不希望我的作品单纯只是人文的文本记录，只是成为人文学研究的图片，我觉得作为摄影师是失败的，我给新闻系讲课的时候说，今天的新闻如果成为明天的垃圾，那就是失败的，今天的新闻成为明天的人文影像的记录，成为后天的影像艺术品，那就是成功的。这也是我的影像想要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