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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会惊讶一个书画装裱匠人，怎么可能会装裱过或者见阅过如此多之书画名迹?我初阅此书之后即产生疑惑。因为书中著录之书画，当时均在北方多家大收藏家之手中，一个普通裱工如何进得了门深似海之权贵府第?
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史上，有六位极为重要之关键人物分别是：北宋米芾、宋徽宗、元代赵孟叛、明代董其昌、清代梁清标、乾隆皇帝。其中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号苍岩、一号蕉林，又号棠村，河北真定人。梁氏家族在明清两代属典型官宦世家，中进士或居高位者极多。梁清标是明崇祯十六年二甲五十四名进士，李白成占领北京后降李，顺治初又降清，真可谓“三姓家奴”。未入《清史稿》等正史而入《贰臣传》。梁清标收藏历代书画碑帖名迹无数，称其为清初第一大收藏家，绝非夸张之言。但梁氏是否有收藏著录，三百多年以来一直是书画鉴定、书画收藏史和书画史研究学者专家至今难以解开之谜案。杨仁恺先生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曾经披露，徐邦达先生曾对其说过，有人已经发现了梁清标收藏目录。但近十年过去，却至今未见结果。
清佚名著《装余偶记》稿本七卷，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文物出版社2007年12月据原稿本白宣纸线装影印出版。是古代书画39：之书，著录从晋代王羲之至清初王翚书画作品极多，皆是书画史上赫赫名迹。但从未见著录和出版。故知者极稀。在第七卷书末有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在宣统纪元(1909)闰月跋云：“此书七卷，无序跋，亦不知完缺。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扬估携来，卷面有吴门缪氏珍赏印，知为吾家文子故物，遂亟收之。所见甚博，口笔时有考订，语亦精墒。收到石谷，必是康熙朝人，而略前于文子者。每卷手写目录于付装插架备书画类之一种。”
缪氏跋文中所称“吾家文子”，是清康熙朝江苏吴县人缪日藻(1682-1761)，字文子，号南有居士，祖籍河南召陵人。其父缪彤曾中康熙六年(1667)一甲一名进士，缪日藻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榜眼及第。曾任太子洗马(负责图籍文书之职)。缪氏政绩—般，但其所著《寓意录》(1733)一书，是中国古代书画著录书籍中之较为著名之书。此书著录自己所见所藏历代书画名作，“钞其诗文，详其款识。”晚清学者、收藏家徐渭仁评此书云：“南有收藏之富不逮退谷，鉴赏之精远过竹窗。虽云烟易散，至今言收集者艳绝人口。”此书非是其晚年定稿之书，后二十余年所收所见书画亦未著录。徐氏评价其鉴赏水平远胜于清初高士奇，稍有过情之嫌。
《装余偶记》，从书名上看应是装裱之余记录书画笔记之书。在卷一记《宋李伯时潇湘图卷》之末有文字曰；“后有名人七八题，因客急袖去，故不及录。”又卷一记《徐禹功梅竹卷》上端有朱笔写道：“画假跋真。竹干上题辛酉人作。及装时见刷痕，乃刷去前款而后添四宇。重添，非禹功矣。”从上似乎可知，此书应该是裱工所著。但全书七卷之抄录书法笔迹又非一人所为，有极工整之小楷，有极娟秀之小行书，又有较潦草之小行书，而每卷目录皆用极工整之颜体小楷书写。难道是数位装裱师之作?
从全书七卷所著录之书画、碑帖来看，皆是流传有绪之赫赫名迹，其中许多书画后多归清内府收藏，且多为现仍存世之作，绝大多数作品现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等处，小部分收藏于日本、美国等国家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许多已经散佚不存。如果你是一个对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稍有些了解和熟悉之人，你一定会惊讶一个书画装裱匠人，怎么可能会装裱过或者见阅过如此多之书画名迹?而且还有许多“元四家”和“明四家”书画作品。我初阅此书之后即产生疑惑。因为书中著录之书画，当时均在北方多家大收藏家之手中，一个普通裱工如何进得了门深似海之权贵府第?作者难道真见过这些名迹?因为迄今为止在中国书画著录史上，惟有明代苏州装裱匠孙凤(生卒年不详)所撰《孙氏书画钞》一书传世，其他均为皇室和私人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商或学者所著。
要想解开本书诸多疑点，就需要对书中著录之作品大致流传情况予以厘清。书中著录之书画作品，除极小部分曾著录于缪日藻《寓意录》和明末清初徽州古董商吴其贞《书画记》中外，绝大多数著录于清初苏州古董商吴升《大观录》，以及清乾隆年间天津盐商兼著名收藏家朝鲜人安岐《墨缘汇观》二书之中。后安氏获罪，所藏书画绝大部分被抄没入清内府，遂成为乾隆皇帝私人藏品。若本书每册上钤印“吴门缪氏珍赏印”，确是缪日藻所钤(按缪荃孙之版本目录学识而言，应无可怀疑)，可知此书成书年月应早于安氏《墨缘汇观》一书。而安氏所购藏书画又主要来源于当时哪些收藏家手中?清代天津诗人查礼在《铜鼓书堂遗稿》中说明了安氏来源：“倾家收藏项元汴、梁清标、卞永誉所藏书画，所度名迹甲于海内，卒后精品多归于乾隆御府，藏书多归杨氏海源阁。”(见刘金库著《南画北渡·安岐与(墨缘汇观)》)后乾隆将所得之安氏藏品多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之中。
因项氏与梁氏均未有书画著录之书传世，卞永誉虽有书画著录巨作《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传世，但多是抄录前人书画题跋诗文及理论方面之文字，却未明确记述自己藏品。刘金库先生从现存作品或著录书籍内书画上之印鉴进行研究，在《南画北渡》一书中分别对清初著名书画收藏家曹溶、梁清标、宋犖、耿昭忠和索额图五家，编制四份《藏品散佚存目》。而《装余偶记》中所著录之书画多见梁清标《棠村藏品散佚存目》与《宋犖藏品散佚存目》之中(两家存目中多有重复同名书画)，因梁宋两人经常将自藏书画相互交换或鉴赏。如果编制一张梁氏与宋氏书画收藏流传表格，那将会更加清晰明了。一个装裱匠为何能够为当朝权贵装裱如此多书画名迹或装裱之余得以阅见名迹?此人怎会有如此之机遇?并且此人精通书画鉴定，此人必是梁氏极为倚重之人，亦有可能为宋氏购藏或装裱书画，而绝非仅仅是一名普通之书画裱画师!
从杨仁恺先生《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与美国几位学者研究文章可知：清初最大之私人书画收藏家梁清标，其藏品除家族遗传与同僚、朋友馈赠之外，多由扬州裱画师兼书画商张缪(字黄美)、苏州古董商吴升(字子敏)和古董商兼裱画师王济之等数人代为罗致，故梁氏藏品中真迹与精品居十八九，而伪赝极少，且多为流传有绪之名迹。其购得藏品后，喜重新装潢，且富特色。立轴多用碧色云鹤纹绫天地，米色细密绢圈，有时用副隔水，视画幅长短而定。绶带与副隔水或绫、绢同色，包首用色锦，轴头用红木或紫檀木制成。手卷则仿宣和装，隔水、天头都用云鹤斜纹绫，精选较好之旧锦做包首，白玉别子和轴心，重装之书画皆有梁氏亲笔题签。主其事者应是张鏐与另一位家中裱工顾勤。惜梁氏无书画著录之作传世，遂成为中国书画鉴藏史和鉴定学上一大疑案。杨仁恺先生在多年之前曾听徐邦达先生说，有人已发现梁清标收 藏目录，但至今未见结果。
《装余偶记》卷一《唐尉迟乙僧画天王象卷》(宣和装)前附有《宣和款式》图，详细注明尺寸、绫色、宣和六玺钤印位置以及呈送者姓名、内库负责取存官员官职和姓名，贾似道收藏印和明初内府收藏印鉴半枚。此在七卷中仅见，与杨仁恺先生所说无异。另外苏州古董商吴升字子敏，著有《大观录》二十卷，约成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宋犖在为此书所作题记中云：“子敏雅有嗜古癖。得古人真迹断墨残楮，追其神补其迹，因游艺苑间，遂推海内第一。游迹所至则倾动其公卿，若孙退谷、梁真定诸前辈更相引重，共数晨夕者有年矣。”清初著名收藏家孙承泽号退谷：梁清标是河北真定人，时同辈中友人喜相互以籍贯称呼，显示亲昵。从《大观录》中所著录之书画知，此书内中许多名迹均著录于《装余偶记》，又见梁清标《棠村藏品散佚存目》与《宋犖藏品散佚存目》之中。梁宋二人所藏书画亦有来自于徽州古董商吴其贞与其他一些书画商，此从《书画记》中可以确定。
莫非梁氏门下裱画师顾勤、裱画师兼书画商张黄美与苏州古董商吴升等数人即是此书共同之作者?莫非此书就是梁氏书画收藏著录之一部分?裱工、古董商皆精通书画鉴定，顾氏、张氏与吴氏等人联手著录《装余偶记》，完全有此可能。从书中笔迹来看，抄录者至少在三四人左右，故给人感觉书风迥异，似此缘故。另一卷唐寅《黄茅小景图卷》，画左下角有张灵题诗。拖尾纸上唐寅、祝枝山、文徽明、蒋塘四人题诗跋记。此图最早著录于明末李日华《六砚斋笔记》卷四，后著录于吴升《大观录》卷二十，亦著录于《装余偶记》卷一。且《装余偶记》与《大观录》记录文字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是：张灵与唐寅两人题跋次序有前后不同而已。此图或许梁清标购入后又售出，故安岐《墨缘汇观》未见著录。后此图归苏州顾文彬收藏，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卷八，今藏上海博物馆。也有一种可能，吴升《大观录》与吴其贞《书画记》所著录之部分书画，亦来自《装余偶记》，或是三书相互参考而成。据史料可知，当时一些从事书画流通之商人之间均相互认识亦互通有无。
可知梁清标所购藏书画多来自于收藏徽州古董商吴其贞与苏州古董商吴升，裱画师兼书画商张黄美等数人。后其中许多精品皆归安岐收藏，三家皆有书画著录书籍为证。梁氏收藏书画之来龙去脉已大致清晰可寻，此应该已无多少异议。现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装余偶记》其实是梁清标收藏书画散佚目录之一部分。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对中国书画鉴藏史和书画鉴定学而言将非同小可。尽管此书仍还有许多不解之处需要释疑，但我希望海内外同道中人能够对《装余偶记》一书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人才疏学浅，在此只能作抛砖引玉之想。
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史上，有六位极为重要之关键人物分别是：北宋米芾、宋徽宗、元代赵孟叛、明代董其昌、清代梁清标、乾隆皇帝。其中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号苍岩、一号蕉林，又号棠村，河北真定人。梁氏家族在明清两代属典型官宦世家，中进士或居高位者极多。梁清标是明崇祯十六年二甲五十四名进士，李白成占领北京后降李，顺治初又降清，真可谓“三姓家奴”。未入《清史稿》等正史而入《贰臣传》。梁清标收藏历代书画碑帖名迹无数，称其为清初第一大收藏家，绝非夸张之言。但梁氏是否有收藏著录，三百多年以来一直是书画鉴定、书画收藏史和书画史研究学者专家至今难以解开之谜案。杨仁恺先生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曾经披露，徐邦达先生曾对其说过，有人已经发现了梁清标收藏目录。但近十年过去，却至今未见结果。
清佚名著《装余偶记》稿本七卷，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文物出版社2007年12月据原稿本白宣纸线装影印出版。是古代书画39：之书，著录从晋代王羲之至清初王翚书画作品极多，皆是书画史上赫赫名迹。但从未见著录和出版。故知者极稀。在第七卷书末有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在宣统纪元(1909)闰月跋云：“此书七卷，无序跋，亦不知完缺。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扬估携来，卷面有吴门缪氏珍赏印，知为吾家文子故物，遂亟收之。所见甚博，口笔时有考订，语亦精墒。收到石谷，必是康熙朝人，而略前于文子者。每卷手写目录于付装插架备书画类之一种。”
缪氏跋文中所称“吾家文子”，是清康熙朝江苏吴县人缪日藻(1682-1761)，字文子，号南有居士，祖籍河南召陵人。其父缪彤曾中康熙六年(1667)一甲一名进士，缪日藻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榜眼及第。曾任太子洗马(负责图籍文书之职)。缪氏政绩—般，但其所著《寓意录》(1733)一书，是中国古代书画著录书籍中之较为著名之书。此书著录自己所见所藏历代书画名作，“钞其诗文，详其款识。”晚清学者、收藏家徐渭仁评此书云：“南有收藏之富不逮退谷，鉴赏之精远过竹窗。虽云烟易散，至今言收集者艳绝人口。”此书非是其晚年定稿之书，后二十余年所收所见书画亦未著录。徐氏评价其鉴赏水平远胜于清初高士奇，稍有过情之嫌。
《装余偶记》，从书名上看应是装裱之余记录书画笔记之书。在卷一记《宋李伯时潇湘图卷》之末有文字曰；“后有名人七八题，因客急袖去，故不及录。”又卷一记《徐禹功梅竹卷》上端有朱笔写道：“画假跋真。竹干上题辛酉人作。及装时见刷痕，乃刷去前款而后添四宇。重添，非禹功矣。”从上似乎可知，此书应该是裱工所著。但全书七卷之抄录书法笔迹又非一人所为，有极工整之小楷，有极娟秀之小行书，又有较潦草之小行书，而每卷目录皆用极工整之颜体小楷书写。难道是数位装裱师之作?
从全书七卷所著录之书画、碑帖来看，皆是流传有绪之赫赫名迹，其中许多书画后多归清内府收藏，且多为现仍存世之作，绝大多数作品现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等处，小部分收藏于日本、美国等国家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许多已经散佚不存。如果你是一个对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稍有些了解和熟悉之人，你一定会惊讶一个书画装裱匠人，怎么可能会装裱过或者见阅过如此多之书画名迹?而且还有许多“元四家”和“明四家”书画作品。我初阅此书之后即产生疑惑。因为书中著录之书画，当时均在北方多家大收藏家之手中，一个普通裱工如何进得了门深似海之权贵府第?作者难道真见过这些名迹?因为迄今为止在中国书画著录史上，惟有明代苏州装裱匠孙凤(生卒年不详)所撰《孙氏书画钞》一书传世，其他均为皇室和私人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商或学者所著。
要想解开本书诸多疑点，就需要对书中著录之作品大致流传情况予以厘清。书中著录之书画作品，除极小部分曾著录于缪日藻《寓意录》和明末清初徽州古董商吴其贞《书画记》中外，绝大多数著录于清初苏州古董商吴升《大观录》，以及清乾隆年间天津盐商兼著名收藏家朝鲜人安岐《墨缘汇观》二书之中。后安氏获罪，所藏书画绝大部分被抄没入清内府，遂成为乾隆皇帝私人藏品。若本书每册上钤印“吴门缪氏珍赏印”，确是缪日藻所钤(按缪荃孙之版本目录学识而言，应无可怀疑)，可知此书成书年月应早于安氏《墨缘汇观》一书。而安氏所购藏书画又主要来源于当时哪些收藏家手中?清代天津诗人查礼在《铜鼓书堂遗稿》中说明了安氏来源：“倾家收藏项元汴、梁清标、卞永誉所藏书画，所度名迹甲于海内，卒后精品多归于乾隆御府，藏书多归杨氏海源阁。”(见刘金库著《南画北渡·安岐与(墨缘汇观)》)后乾隆将所得之安氏藏品多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之中。
因项氏与梁氏均未有书画著录之书传世，卞永誉虽有书画著录巨作《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传世，但多是抄录前人书画题跋诗文及理论方面之文字，却未明确记述自己藏品。刘金库先生从现存作品或著录书籍内书画上之印鉴进行研究，在《南画北渡》一书中分别对清初著名书画收藏家曹溶、梁清标、宋犖、耿昭忠和索额图五家，编制四份《藏品散佚存目》。而《装余偶记》中所著录之书画多见梁清标《棠村藏品散佚存目》与《宋犖藏品散佚存目》之中(两家存目中多有重复同名书画)，因梁宋两人经常将自藏书画相互交换或鉴赏。如果编制一张梁氏与宋氏书画收藏流传表格，那将会更加清晰明了。一个装裱匠为何能够为当朝权贵装裱如此多书画名迹或装裱之余得以阅见名迹?此人怎会有如此之机遇?并且此人精通书画鉴定，此人必是梁氏极为倚重之人，亦有可能为宋氏购藏或装裱书画，而绝非仅仅是一名普通之书画裱画师!
从杨仁恺先生《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与美国几位学者研究文章可知：清初最大之私人书画收藏家梁清标，其藏品除家族遗传与同僚、朋友馈赠之外，多由扬州裱画师兼书画商张缪(字黄美)、苏州古董商吴升(字子敏)和古董商兼裱画师王济之等数人代为罗致，故梁氏藏品中真迹与精品居十八九，而伪赝极少，且多为流传有绪之名迹。其购得藏品后，喜重新装潢，且富特色。立轴多用碧色云鹤纹绫天地，米色细密绢圈，有时用副隔水，视画幅长短而定。绶带与副隔水或绫、绢同色，包首用色锦，轴头用红木或紫檀木制成。手卷则仿宣和装，隔水、天头都用云鹤斜纹绫，精选较好之旧锦做包首，白玉别子和轴心，重装之书画皆有梁氏亲笔题签。主其事者应是张鏐与另一位家中裱工顾勤。惜梁氏无书画著录之作传世，遂成为中国书画鉴藏史和鉴定学上一大疑案。杨仁恺先生在多年之前曾听徐邦达先生说，有人已发现梁清标收 藏目录，但至今未见结果。
《装余偶记》卷一《唐尉迟乙僧画天王象卷》(宣和装)前附有《宣和款式》图，详细注明尺寸、绫色、宣和六玺钤印位置以及呈送者姓名、内库负责取存官员官职和姓名，贾似道收藏印和明初内府收藏印鉴半枚。此在七卷中仅见，与杨仁恺先生所说无异。另外苏州古董商吴升字子敏，著有《大观录》二十卷，约成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宋犖在为此书所作题记中云：“子敏雅有嗜古癖。得古人真迹断墨残楮，追其神补其迹，因游艺苑间，遂推海内第一。游迹所至则倾动其公卿，若孙退谷、梁真定诸前辈更相引重，共数晨夕者有年矣。”清初著名收藏家孙承泽号退谷：梁清标是河北真定人，时同辈中友人喜相互以籍贯称呼，显示亲昵。从《大观录》中所著录之书画知，此书内中许多名迹均著录于《装余偶记》，又见梁清标《棠村藏品散佚存目》与《宋犖藏品散佚存目》之中。梁宋二人所藏书画亦有来自于徽州古董商吴其贞与其他一些书画商，此从《书画记》中可以确定。
莫非梁氏门下裱画师顾勤、裱画师兼书画商张黄美与苏州古董商吴升等数人即是此书共同之作者?莫非此书就是梁氏书画收藏著录之一部分?裱工、古董商皆精通书画鉴定，顾氏、张氏与吴氏等人联手著录《装余偶记》，完全有此可能。从书中笔迹来看，抄录者至少在三四人左右，故给人感觉书风迥异，似此缘故。另一卷唐寅《黄茅小景图卷》，画左下角有张灵题诗。拖尾纸上唐寅、祝枝山、文徽明、蒋塘四人题诗跋记。此图最早著录于明末李日华《六砚斋笔记》卷四，后著录于吴升《大观录》卷二十，亦著录于《装余偶记》卷一。且《装余偶记》与《大观录》记录文字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是：张灵与唐寅两人题跋次序有前后不同而已。此图或许梁清标购入后又售出，故安岐《墨缘汇观》未见著录。后此图归苏州顾文彬收藏，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卷八，今藏上海博物馆。也有一种可能，吴升《大观录》与吴其贞《书画记》所著录之部分书画，亦来自《装余偶记》，或是三书相互参考而成。据史料可知，当时一些从事书画流通之商人之间均相互认识亦互通有无。
可知梁清标所购藏书画多来自于收藏徽州古董商吴其贞与苏州古董商吴升，裱画师兼书画商张黄美等数人。后其中许多精品皆归安岐收藏，三家皆有书画著录书籍为证。梁氏收藏书画之来龙去脉已大致清晰可寻，此应该已无多少异议。现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装余偶记》其实是梁清标收藏书画散佚目录之一部分。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对中国书画鉴藏史和书画鉴定学而言将非同小可。尽管此书仍还有许多不解之处需要释疑，但我希望海内外同道中人能够对《装余偶记》一书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人才疏学浅，在此只能作抛砖引玉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