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田埂上，旁边沟渠里的水潺潺流着，妈妈控制着步伐，似乎担心走快了小水儿跟不上，抑或担心走慢了会和它在岔路走丢了。好在我们平稳地走到了田边，妈妈把整齐软和的田埂掰出一个口子，捞了一大把泥堵住水的去路，细细的水缓缓地流入田里，滋润摇曳的秧苗。妈妈终于舒了一口气，但看着这水流，不禁又皱起眉头。远处传来呼唤声，妈妈应声望去，是邻居阿姑在向我们招手，手上的泥水随着她的挥舞飘落成漂亮的弧线，她说前面的田水已经够了，她堵住了田里的进水口，让我们不用等太久。果然没过一会儿，没有被分流的水积蓄力量奔到我们脚下。妈妈欢快地回应，略长的尾音带着上挑的声调，引得人们的嘴角不自觉地咧开。
　　我当时并没有能体会到爷爷奶奶早逝给妈妈带来的重担，更不知道妹妹的出生给家里带来的压力，因为外婆经常来我们家。秋收的时候，外婆割下一把稻穗，从里面抽出一根在中間绕了一圈，头尾拉紧，拧几圈再插进稻穗中间，便将它们牢牢捆紧了，我在一旁学着，怎么都无法掌握要领，一小把稻穗绑得松松垮垮。彼时，妹妹还不会说话，被蠕动着爬向她的毛毛虫吓得哇哇大哭，外婆放下镰刀抱起妹妹，唱“诗”哄逗妹妹。外婆唱的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只记得她的声音很轻柔，音调从低往高处直上，又俯冲而下，一下子就吸引了妹妹的注意力，睁着泪眼痴痴地看唱着“诗”的外婆。晚上，我们一群小家伙围坐在外婆旁边，嚷嚷着要她展示那忽高忽低的调子和那句句押韵的段子，外婆便唱给我们听，却不像白天哄妹妹时候的轻柔，声音开嗓而出，婉转动听。外婆还现编了一两句词给我们，可还没等记住，我们便被父母叫去写作业了。
　　中学时，家里已经不种水稻，虽然没有了之前农忙的情况，外婆也常来家里小住，帮忙做些事情。外婆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诗”，有时候是低声浅唱，高兴起来也会放声高歌。上学后，我在家里时不时地说上几句普通话，这可难倒外婆了，她没有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更别说要听懂普通话并回应了。也许，她还是听懂了一些，比如她在唱“诗”的时候我朝她喊“太吵啦”“好烦啊”，要不然，她也不会越来越少在家里唱“诗”了。再后来，妈妈给外婆买了一个音乐播放器，插入储存卡就能播放音乐，妈妈还帮她下载了很多山歌。外婆喜滋滋地听，偶尔也会跟我分享哪一首好听，哪一首是她喜欢的，我听着只觉得曲调一样，听不明白歌词意思，索然无味。外婆便也不再给我解释这首歌唱的什么内容，调子有没有唱到位，听歌的时候，她把声音调到最小声，说是怕影响到我学英语，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即便当时我的播放器里放的是周杰伦。
　　外婆七十大寿那天，我们一起回到老家庆祝。外婆见到我们很开心，乐得一句话里面夹杂着壮话、普通话和白话，我听着觉得很有趣。后来妈妈说是跟城里的老太太们学的，但她讲了大半辈子的壮话，这个壮味怎么也去不掉，普通话也讲不好，于是就创出了她独特的话语。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特意邀请了外婆的几个“友女”来聚聚，外婆一会拉拉这个的手，一会拍拍那个的肩，微润的眼睛显得神采奕奕。像完成任务似的吃完蛋糕后，外婆便和几位奶奶唱了起来。也许是想起年轻时候的岁月，外婆脸上泛起一阵娇羞，歌声也温柔起来，几位奶奶也配合地和着音，仿佛她们是最了解彼此的人，下一句要唱什么，什么时候张嘴，节奏节拍都配合得没有一点瑕疵。仔细想来，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外婆这么开怀地唱“诗”，之前她独唱、浅吟，都没有那天二人合唱、几组对歌来得畅快淋漓。虽然我还是没能听懂她们唱的内容，但外婆红红的脸上挂着微笑的皱纹、略显苍老的声音唱出悠扬的旋律，这场景一直深刻地印在我脑海中。几位奶奶一直唱到半夜近3点钟，才在人们的劝说下休息。离别的时候，外婆一一记下几位奶奶的电话，叮嘱她们保重身体，握着的手久久不舍放开，转身的刹那，泪水终究止不住滑落。这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虽然在很多次填表的时候，民族成分都填上了壮族，但我既没有感受到我跟其他民族同学的区别，也没感受到家乡作为壮乡应有的山歌阵阵、人们张口即成歌的氛围，而那一晚，我的耳朵和眼睛都得到了洗礼，仿佛找到了根基，感受到体内血液的力量。
　　现在，这类山歌有了一个很美的名字——高腔诗蕾，它的音调高亢响亮而且有和谐的二重唱法，入选自治区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优秀的民间艺术形式在越来越多的舞台上得以展现。我无比感激，每当沐浴在这美妙的歌声中，总感到一种奢侈的享受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