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rtality这个词是《时代》杂志欧洲总编辑、美国学者凯瑟琳·梅尔创造的，中文翻译成“逆龄族”，是个还未普及的词。梅尔女士的解释是，有一群并不在乎年龄的人，从没觉得生理年龄对自己有任何阻碍，不论几岁都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永远活得像个年轻人，比如，维珍集团的创始人李察·布兰森和《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人休·赫夫纳，这两位在“活到老玩到老”这个专门领域中所向披靡，令人很清晰地理解了到底什么是“逆龄族”。
　　活着活着就老了，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沮丧。接受老去，接受死亡，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天是这么安排的——当我们老去，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曾经拥有过的能力和体力逐渐流逝，疾病慢慢缠上我们，一点点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直到生无可恋。如果不是横遭意外，死亡其实是一点点来的，医学上的死亡判定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终点。
　　我们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件事喊了好些年了，据说到2030年也就是我六十岁的时候，中国的老龄人口会有3.71亿，占四分之一左右。那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状况。去过日本的人应该能对老龄化社会的模样有个大致的感受，平常日子的白天，百货公司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到处都安放了座椅因为随时有老人家需要歇息。我还遇到过一家从后厨到前厅的员工都是老年人的餐厅，因为点菜上菜都耗时漫长，于是每个座位上都贴了请大家体谅的告示。这不禁令人遐想，等中国真正进入了老龄社会，会是个什么样。
　　但我对未来是充满期待的。许多人因为社会新闻上某些老人家的作为而深表失望，对于“坏人变老了”之类的结论深信不疑。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中国现阶段的老年人以上世纪5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为主，回溯他们的人生历程，也许能对他们多一点理解。假设一个人在1950年出生，那么他会在16岁时遇到文革，会在18岁左右遇到上山下乡运动，会在28岁左右回城；他可能会顶替父母进入国有或集体企业，90年代的下岗潮中大概会有他的身影；他的孩子考大学时，会遇到教改；他的父母老去需要医疗照顾时，会遇到医改，他的人生是在跟各种匮乏资源作斗争中度过的，即便如今已不再贫困，心里的亏空一直都在。那是他们那代人的人生印迹。社会新闻上那些事，仔细看下去，都是匮乏的痕迹。
　　但这只是一代人的特殊性。晚十年，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1960年出生的人，会在17岁时遇到高考恢复，会在18岁刚踏入社会时遇到三中全会，遇到中国持续至今的经济大潮的起始。在他们的人生中，中国有了股票市场，房子从单位分配变成了货币化的商品，人不再需要冻结在一个单位里一辈子，可以移居到别的城市追求以前不存在的机会和财富。再过两年，到2020年，他将年满六十，开始进入退休序列。
　　这两个相差十岁的人，不可能是同一群人。我觉得中国“正常”的老龄人口，会从60后这一代开始。我在过去的旅行中时常能遇到欧洲或美国的银发族旅行者，表现出来的姿态是生怕死之前钱花不完。那会儿年头早，觉得发达国家的人果然有钱，现在知道，那其实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我认为，同样姿态的中国老年人即将成群结队地出现了。
　　其中我觉得必然会发生的改变之一，是老人家的消费观念改变了后引发的生活形态改变。大家想象一下，大手大脚又游手好闲的老年人以集团军群规模涌现出来会是个什么情形？反正我有的是要做的事情，而且其中必然不包括幫我的孩子带孩子。时间、自由和金钱这三个要素很少能让年轻人凑齐的，而能凑齐的人，你都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事情来。信不信由你，这个社会的迭代即将发生。
　　所以，我是支持绿城集团宋卫平先生的小镇愿景的人，而且已经在云南霸好了位置、买好了摩托车，等着那一天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