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由城市治理“开墙打洞”以及旨在分流各种所谓低端人口的举措，又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城市定位、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态的讨论。人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无非归结为一点：上述种种举措能否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城市病，一个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可以靠计划思维的规划和严苛的整治打造出来吗？
　　综观古今中外，一部城市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城与市的纠缠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和谐共生，或博弈前行，其兴衰更替的规律值得人们借鉴。
　　因城而兴市，因市而设城，自古皆然。有城无市则为枯城，有市无城则为流市。因此，城与市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官家驻防之地，更是小民觅食之所。
　　城与市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城市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官家要靠从小民之市提取的税收来供自己城防和日常行政所需，而小民则靠官家的庇护来获取一个稳定的就业和交易空间。
　　在道尽中国古代城市富庶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中，人们即便拿着放大镜也很难发现警察和城管人员的身影，而这也并没有令熙来攘往皆为利谋的万千生民陷入混乱的漩涡，相反，人们在那流动的盛宴图景中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自发秩序下的勃勃生机。
　　在进入近现代化进程以前，中国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没有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格局，更多时候是处于一种叠加混杂的状态。前店后厂 、居家门面两不误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而一条条特色商业街也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城市规划的情形下茁壮成长起来，其间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分割在同业公会和社区贤达的筹划之下也呈现出一种井井有条的状态。其时官家也无意于通过对“市”的掌控来体现自身的权威，而更多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自我区隔宣示官民之分际有别，无论是北京的紫禁城，还是成都的满城，或是各地的官衙府邸，都彰显此一特色，至于此外的空间，则乐得让万物霜天竞自由。
　　毋庸讳言，这种过分原始的社区自治之道越来越难以应付近现代城市的运转需求。急速扩张的城市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藩篱，以提供一体化的公共设施服务和秩序管理。
　　此外，近现代大规模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形态的出现也要求对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行重新区隔，城市分区规划即由此应运而生。
　　然而，这种管理权的让渡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福祉的实现，以及对市场自发区划力量的确认和引导，它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进行工厂车间式的规划，更非要求城市居民变成生产、交换与消费流水线上的工人，为每个个体规定固定的活動空间和范围——这种情形似乎只在计划思维的年代出现过，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管理模式。
　　出于根除消防隐患和建筑安全的原因整治“开墙打洞”等行为无可厚且必要。但在一些官员的心目中，似乎充斥着高尚住宅小区、创意工业园区和高档步行购物街区，清除了低端人群、低端产业和各种自发生成的不那么整齐规划的社区的城市，才是真正的未来之城，并依此作为政绩。可惜的是，一切正常的有机体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瑕疵，而这些正是证明其生命力的标志——高端人群也需要“低端”消费，创意产业需要活泼热辣的社会土壤，如同一个茂密的森林不仅仅有参天大树，还有野花灌木甚至毒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针对性地指出，“我看到有些城市，街边到处是小店，卖什么的都有，不仅群众生活便利，整个城市也充满活力。但有的城市规划、管理观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他认为没有百姓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城市就会萎缩，流通业发展也就失去了根基，并强调说政府必须要提高规划、管理能力，决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因为这说到底就是“懒政”。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那些秉承“粗”规划与“软”管理精神的城市才能永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让其间的一个个个体流连忘返。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人们的就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城市所提供的服务业岗位。在此共度时艰的时刻，少一些生硬的管制，多开放一些小民谋生的空间，才能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流于一句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