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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向上流动时容易带来浮躁，一种异化的“往上爬”心态也在悄然袭来。这种异化的心态是指把权力、金钱作为打拼的终极目的，并把此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从而使人被金钱与权力所奴役。
日本一本畅销书《下流社会》提出日本社会正在“向下流动”，而与日本不同的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却整体“向上流动”，社会成员不仅有广泛的自由和机会，更在经济收入、个人尊严等方面全面上升，可谓是真正的“上流”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向上流动时容易带来浮躁，而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类情况，将使打拼精神出现异化，不利于社会和谐。比如异化的“往上爬”心态，常常把权力、金钱作为打拼的终极目的，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从而使人被金钱与权力所奴役。
在这个众人争先恐后的大潮流中，又有多少人因为“爬不动”或“爬不上去”而成为牺牲品和铺路石呢
想要着手探讨打拼精神异化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中国人的国民性说起。中国人向来是不缺乏功利和实用主义精神的，否则也许很难理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怎样被许多人自动地解释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孔子曾一再强调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读书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然而他的学说本身最终却也成为后世读书人谋求功名的一块敲门砖。若真从动机上考察，当下真正从事所谓“为己之学”的大概寥寥无几。虽然工具性的学术研究与目的性的学术研究并无高低之分，但如果前者从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变异为研究者个人加官进禄的工具，那么这种学术活动的合理性甚至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而且恐怕难以持久，难以成就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学术大师难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把本应归为目的的事当作手段，考量它带来的报酬，这种现象远不止于学术界。官员的政绩卓著是为了政治前途；勤奋工作的员工可能并非真的多么爱岗敬业，而只是为了升职机会；学生挑灯夜读更是绝少乐在其中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大半还是为了今后有望得到高的薪水。
这里不能不说到“面子”这一重要概念。林语堂曾说，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而“面子”是其中最有力量的一个。外国学者德劳(J.Rodes)对中国人就有那么一种评价：“对中国人大部分行为、态度的分析，穷极到一点就是‘面子’。那不可思议的感受性，隐秘性、平素被谦让掩盖着的、根源于极度虚荣的、病态的功利主义。”“面子”是个人拥有的成就、声望、名气、荣誉、社会地位甚至包括财富的一种复合体，但它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对他人评价的主观判断和感受。“面子”主要是在个体和他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这使得“前台”的自我显得特别重要。中国人已经对他人眼光注视下的生活习以为常，能否获得他人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成就感、幸福感、满足感以及自我价值感。中国人的自我更经常性地处于表演的前台，因此自我价值的外在体现，如名誉、地位、金钱等自然倍受重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往上爬”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社会成员对其加以内化之后，又不自觉地通过教育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名言警句是大多数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告知，自己是一棵大树上众多猴子中的一员，只有上面的猴子才能看到笑脸，树下的猴子看到的只有冷屁股。“人上人”的意义在于“人下人”的存在，而“往上爬”的目的就是前者对后者的统治和支配。在这个众人争先恐后的大潮流中，又有多少人因为“爬不动”或“爬不上去”而成为牺牲品和铺路石呢?而我们的教育在一味鼓励人们寻求成功的同时，另一个严重的弊端就在于，它很少教人们领会人生中“丧失”、“舍弃”的积极意义和功能，亦即爱、梦幻、依赖和不能实现的期望不仅是人生经历中的必要丧失，而且是人类走向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它也很少教人们掌握怎样用平和的心态看待丧失，接受不完美。其结果不仅让成功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更使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达到成功标准的人背上沉重的包袱。
大众传媒是这种价值观的另一个重要传播者。印刷品、电视和互联网所宣传和鼓吹的大多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优秀，年青，漂亮，富有，舒适，现代化。它给每个社会成员勾勒出一幅图景，并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无需对其合法性加以辨别：那就是富裕的都市生活——种单一的价值观和线性的发展观的产物。这种看似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态度，实则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愚昧——它不再意味着无知而意味着盲从——伴随着功利主义的膨胀，最终限制了大多数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只顾“往上爬”确实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但以每一个人的幸福感作为代价，是否太惨重了一些
客观来看，打拼的过程实际上是“往上爬”的过程，是从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的向上社会流动，其结果使个人收入增加、权力变大、声望提高，因此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流动。中国人向来信奉“寒窗苦读一金榜题名一出将人相一衣锦荣归”的人生轨迹。漫画家朱德庸对此种生态进行过一个很好的总结：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单一的价值观，就是人人都做CEO。就好像所有的动物，无论羊、牛、鸡、兔子，全要求变成狮子。其实只有狮子会成为狮子，其他动物被逼成了疯子。不管你干的多卖力，总有人在背后不停提醒，你还得往上爬。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从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进入到丰富多元的物质生活时代；从一个很少个人自由的时代进入到一个要事事自己做决定并为此承担后果的时代；从一个很少竞争的时代到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从一个可以想见自己未来的时代到一个完全无法预期的时代。快速的变化在人们的心里投射下不安的阴影，因此安全感在越来越富足的现代社会中倒成了稀缺的珍品。我们周围生活着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足可以温饱，甚至小康，但是他们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担心：企业破产、投资失败、事业停滞、失业下岗、交通事故、一场大病、婚姻解体……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某种近似于焦灼的精神状态里。
《泰晤士报》曾报道了一名中国女孩为增高不惜断腿的事件。为了给择业和寻找配偶时增添优势而忍受断腿的痛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缺乏社会应该给予他们的安全感。不安全，所以往上爬，似乎越往上安全系数越高一些，不安全感成了一条无形的鞭子。从整体上来看，这个过程确实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但以每一个人的幸福感作为代价，是否太惨重了一些?
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不断地向前迈进，然而同样是前进的行为，其动机却可能大相径庭。在组织里，没有几个人升级后能保持原来的成绩，因为既然前进的动力来自外部奖励，一旦停止奖励或奖励的力度不够，势必丧失行为的动机。而内在动机是由活动本身产生的快乐和满足所引起的，它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参与。个体追逐的奖励来自活动的内部，活动成功本身就是对个体最好的奖励。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拼命想“往上爬”的人，“爬”到一定程度就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一些无意名誉地位，专注地做好一件事的人却常常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就。
那么，在着急“往上爬”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问问自己，究竟需要怎么样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否也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包容的态度和宽松的氛围，能让人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所是的人，而不是他应该成为的人，或者社会要求他成为的人。我们是否可以放弃线性的发展观，不再用“成功”与“失败”作为评价标准，而是充分尊重人的多样性及其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一流的木匠比二流的雕刻师都值得称赞。他们献身于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金钱和名望，而是希望在工作中发挥自身的潜能，不断地挑战自我，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做自己所爱的工作是最高的享受。
日本一本畅销书《下流社会》提出日本社会正在“向下流动”，而与日本不同的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却整体“向上流动”，社会成员不仅有广泛的自由和机会，更在经济收入、个人尊严等方面全面上升，可谓是真正的“上流”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向上流动时容易带来浮躁，而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类情况，将使打拼精神出现异化，不利于社会和谐。比如异化的“往上爬”心态，常常把权力、金钱作为打拼的终极目的，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从而使人被金钱与权力所奴役。
在这个众人争先恐后的大潮流中，又有多少人因为“爬不动”或“爬不上去”而成为牺牲品和铺路石呢
想要着手探讨打拼精神异化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中国人的国民性说起。中国人向来是不缺乏功利和实用主义精神的，否则也许很难理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怎样被许多人自动地解释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孔子曾一再强调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读书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然而他的学说本身最终却也成为后世读书人谋求功名的一块敲门砖。若真从动机上考察，当下真正从事所谓“为己之学”的大概寥寥无几。虽然工具性的学术研究与目的性的学术研究并无高低之分，但如果前者从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变异为研究者个人加官进禄的工具，那么这种学术活动的合理性甚至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而且恐怕难以持久，难以成就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学术大师难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把本应归为目的的事当作手段，考量它带来的报酬，这种现象远不止于学术界。官员的政绩卓著是为了政治前途；勤奋工作的员工可能并非真的多么爱岗敬业，而只是为了升职机会；学生挑灯夜读更是绝少乐在其中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大半还是为了今后有望得到高的薪水。
这里不能不说到“面子”这一重要概念。林语堂曾说，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而“面子”是其中最有力量的一个。外国学者德劳(J.Rodes)对中国人就有那么一种评价：“对中国人大部分行为、态度的分析，穷极到一点就是‘面子’。那不可思议的感受性，隐秘性、平素被谦让掩盖着的、根源于极度虚荣的、病态的功利主义。”“面子”是个人拥有的成就、声望、名气、荣誉、社会地位甚至包括财富的一种复合体，但它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对他人评价的主观判断和感受。“面子”主要是在个体和他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这使得“前台”的自我显得特别重要。中国人已经对他人眼光注视下的生活习以为常，能否获得他人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成就感、幸福感、满足感以及自我价值感。中国人的自我更经常性地处于表演的前台，因此自我价值的外在体现，如名誉、地位、金钱等自然倍受重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往上爬”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社会成员对其加以内化之后，又不自觉地通过教育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名言警句是大多数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告知，自己是一棵大树上众多猴子中的一员，只有上面的猴子才能看到笑脸，树下的猴子看到的只有冷屁股。“人上人”的意义在于“人下人”的存在，而“往上爬”的目的就是前者对后者的统治和支配。在这个众人争先恐后的大潮流中，又有多少人因为“爬不动”或“爬不上去”而成为牺牲品和铺路石呢?而我们的教育在一味鼓励人们寻求成功的同时，另一个严重的弊端就在于，它很少教人们领会人生中“丧失”、“舍弃”的积极意义和功能，亦即爱、梦幻、依赖和不能实现的期望不仅是人生经历中的必要丧失，而且是人类走向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它也很少教人们掌握怎样用平和的心态看待丧失，接受不完美。其结果不仅让成功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更使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达到成功标准的人背上沉重的包袱。
大众传媒是这种价值观的另一个重要传播者。印刷品、电视和互联网所宣传和鼓吹的大多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优秀，年青，漂亮，富有，舒适，现代化。它给每个社会成员勾勒出一幅图景，并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无需对其合法性加以辨别：那就是富裕的都市生活——种单一的价值观和线性的发展观的产物。这种看似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态度，实则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愚昧——它不再意味着无知而意味着盲从——伴随着功利主义的膨胀，最终限制了大多数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只顾“往上爬”确实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但以每一个人的幸福感作为代价，是否太惨重了一些
客观来看，打拼的过程实际上是“往上爬”的过程，是从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的向上社会流动，其结果使个人收入增加、权力变大、声望提高，因此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流动。中国人向来信奉“寒窗苦读一金榜题名一出将人相一衣锦荣归”的人生轨迹。漫画家朱德庸对此种生态进行过一个很好的总结：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单一的价值观，就是人人都做CEO。就好像所有的动物，无论羊、牛、鸡、兔子，全要求变成狮子。其实只有狮子会成为狮子，其他动物被逼成了疯子。不管你干的多卖力，总有人在背后不停提醒，你还得往上爬。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从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进入到丰富多元的物质生活时代；从一个很少个人自由的时代进入到一个要事事自己做决定并为此承担后果的时代；从一个很少竞争的时代到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从一个可以想见自己未来的时代到一个完全无法预期的时代。快速的变化在人们的心里投射下不安的阴影，因此安全感在越来越富足的现代社会中倒成了稀缺的珍品。我们周围生活着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足可以温饱，甚至小康，但是他们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担心：企业破产、投资失败、事业停滞、失业下岗、交通事故、一场大病、婚姻解体……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某种近似于焦灼的精神状态里。
《泰晤士报》曾报道了一名中国女孩为增高不惜断腿的事件。为了给择业和寻找配偶时增添优势而忍受断腿的痛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缺乏社会应该给予他们的安全感。不安全，所以往上爬，似乎越往上安全系数越高一些，不安全感成了一条无形的鞭子。从整体上来看，这个过程确实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但以每一个人的幸福感作为代价，是否太惨重了一些?
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不断地向前迈进，然而同样是前进的行为，其动机却可能大相径庭。在组织里，没有几个人升级后能保持原来的成绩，因为既然前进的动力来自外部奖励，一旦停止奖励或奖励的力度不够，势必丧失行为的动机。而内在动机是由活动本身产生的快乐和满足所引起的，它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参与。个体追逐的奖励来自活动的内部，活动成功本身就是对个体最好的奖励。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拼命想“往上爬”的人，“爬”到一定程度就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一些无意名誉地位，专注地做好一件事的人却常常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就。
那么，在着急“往上爬”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问问自己，究竟需要怎么样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否也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包容的态度和宽松的氛围，能让人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所是的人，而不是他应该成为的人，或者社会要求他成为的人。我们是否可以放弃线性的发展观，不再用“成功”与“失败”作为评价标准，而是充分尊重人的多样性及其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一流的木匠比二流的雕刻师都值得称赞。他们献身于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金钱和名望，而是希望在工作中发挥自身的潜能，不断地挑战自我，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做自己所爱的工作是最高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