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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先驱张季鸾，将15年青春和心血奉献给《大公报》，实现了以笔报国、以笔救国的心愿。他曾说：“要以钝重之笔写锋利文章，以锋利文笔写钝重文章。”也就是说，只要文章的观点和信息有足够的杀伤力，根本就不必在文气和辞藻上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其做人作文爽直、大气的一面可见一斑。
张季鸾，名炽章，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1916年至1924年任北京、上海兩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办报方针，即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为金钱所左右；并无私图，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
张季鸾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之前的中国报业史上，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来追求新闻自由。在以后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忠实地履行这一庄严承诺。
张季鸾
1939年5月5日，经过13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时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毛泽东曾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揭露真相，还读者知情权，张季鸾曾两度被捕，历经牢狱之苦。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位于山西省南部的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此役中日军队激战三周，国民党军队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1比20的极小代价占领了中条山地区）。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
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1941年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社评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甚么都伟大”。
张季鸾在社评中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以实现。
1958年，毛泽东曾对吴冷西说过：“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应该学习的。”
1938年，周恩来曾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一作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于右任曾为张季鸾作评：“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曰：“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蒋介石更是看重他。有一次，蒋介石大宴群僚，可时间已到，还有一位客人未来。大家不知道是什么重要人物。正猜测间，蒋介石陪着一位布履长衫的小老头进来并让至主宾席。蒋介石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张季鸾张先生，道德文章，名扬天下。”席间，蒋介石还不断为张布菜劝饮，让那些大员惊讶不已。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去世。
他的葬礼创民国之最，身后也再无新闻人获此殊荣。参加张季鸾葬礼的人来自三教九流，杜月笙抚棺痛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对张季鸾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唁电是：“《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联名唁电是：“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议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以私人身份写了挽联：“忠于报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从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两党最高领导人能对同一个人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
张季鸾这样一位媒体人，一位权威“喉舌”的负责人，因着这犀利的言词，投枪一般的笔，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他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
提“四不”办报方针，倡新闻自由
张季鸾，名炽章，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1916年至1924年任北京、上海兩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办报方针，即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为金钱所左右；并无私图，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
张季鸾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之前的中国报业史上，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来追求新闻自由。在以后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忠实地履行这一庄严承诺。
1939年5月5日，经过13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时说：“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毛泽东曾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揭露真相，还读者知情权，张季鸾曾两度被捕，历经牢狱之苦。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位于山西省南部的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此役中日军队激战三周，国民党军队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1比20的极小代价占领了中条山地区）。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
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1941年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社评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甚么都伟大”。
张季鸾在社评中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以实现。
文品人品俱佳，受人景仰赞誉
1958年，毛泽东曾对吴冷西说过：“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应该学习的。”
1938年，周恩来曾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一作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于右任曾为张季鸾作评：“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曰：“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蒋介石更是看重他。有一次，蒋介石大宴群僚，可时间已到，还有一位客人未来。大家不知道是什么重要人物。正猜测间，蒋介石陪着一位布履长衫的小老头进来并让至主宾席。蒋介石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张季鸾张先生，道德文章，名扬天下。”席间，蒋介石还不断为张布菜劝饮，让那些大员惊讶不已。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去世。
他的葬礼创民国之最，身后也再无新闻人获此殊荣。参加张季鸾葬礼的人来自三教九流，杜月笙抚棺痛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对张季鸾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唁电是：“《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联名唁电是：“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议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以私人身份写了挽联：“忠于报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从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两党最高领导人能对同一个人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
张季鸾这样一位媒体人，一位权威“喉舌”的负责人，因着这犀利的言词，投枪一般的笔，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他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