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一件事上他们看法一致：两国之间的较量将在21世纪20年代进入决定性阶段。无论双方实行什么战略，无论发生什么事件，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与日俱增，竞争将加剧，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两国仍有可能设置防止灾难发生的护栏：就我所说的“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建立联合框架，可以降低竞争升级为公开冲突的风险。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将涉及对每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和行为设定某些硬性限制，但允许在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全面和公开的竞争。它还将使华盛顿和北京有可能通过双边安排和多边论坛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尽管这样一个框架很难构建，但这样做仍是有可能的——而且其他选择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美国，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大战略的国内政治和经济驱动因素、该战略的内容，以及中国近几十年来实施该战略的方式。华盛顿一直讨论的都是美国应该怎么做，而没有怎么反思任何特定的行动过程是否可能导致中国战略路线发生真正的改变。
　　中国谨慎看待拜登政府帮助美国从自伤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北京以前目睹过华盛顿从政治、经济和安全灾难中恢复过来。尽管如此，中国仍然相信，美国政治固有的分裂性质将使新政府不可能凝聚对它可能制定的任何连贯的对华战略的支持。
　　美中战略目标存在严重冲突，两国关系极具竞争性。中国将寻求在不挑起与华盛顿及其盟友的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获得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和对美国的地区军事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寻求逐步使多边体系更符合其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但是，逐步和平过渡到一个接纳中国领导作用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要比仅仅几年前小得多。拜登政府计划在国内重建美国国力的基本面、在海外重建美国的联盟并拒绝简单地恢复早先形式的对华战略接触，这表明这场竞争将继续下去，尽管因美中在一些特定领域进行合作而有所缓和。
　　因此，对华盛顿和北京来说，问题在于它们能否在可以降低发生危机、冲突和战争风险的商定范围内，进行这种高水平的战略竞争。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理念基于对全球秩序的极为现实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各国将继续通过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平衡来寻求安全，同时认识到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有可能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困境，后者的根本利益可能因它们的行动而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诀窍是在双方展开竞争时，通过共同制定有助于防止战争的数量有限的行为规则，减少双方面临的风险。
　　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的第一步是，确定双方为了进行实质性对话而必须立即采取的几个步骤，并确定双方（以及美国的盟友）必须遵守的数量有限的严格限制。例如，华盛顿必须重新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如果双方能就这些约定达成一致，一方必须接受另一方仍将试图使自己的优势最大化，同时避免突破限制。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在世界各个地区争夺战略和经济影响力。它们将继续寻求对等进入对方市场，并在被拒绝此类准入时采取报复措施。它们仍将在外国投资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竞争。它们很可能会展开一场争夺人心的全球性较量，华盛顿强调民主、开放经济和人权的重要性，而北京强调“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即使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两国在一些关键领域仍有一定的合作空间。除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两国还可以进行双边核军备控制谈判，并致力于就可接受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达成协议。它们可以在朝鲜核裁军和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它们可以在印太地区采取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它们可以共同努力改善全球金融稳定状况，特别是同意对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重新安排。它们还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在发展中国家分发新冠疫苗的系统。
　　这份清单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些事项的战略逻辑是相同的：对两国来说，在一个有管控的竞争的联合框架内行事，好过完全没有规则。这个框架需要由一名拜登指定和可信任的高级代表与一名同中国领导人委任的中国代表谈判商定；只有这种直接的高层管道才能导致就双方都要遵守的严格限制达成秘密谅解。一旦发生违反限制的情况，这两个人还将成为联络点，他们也是管控任何此类违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的人。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出现最低程度的战略互信。
　　美国和中国目前都在寻求在未来危险的十年管控两国关系的方案。残酷的事实是，除非双方就管控的条件达成基本协议，否则任何关系都无法得到管控。
　　如果美国和中国就这样一个联合战略框架达成一致，那么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最重要的成功迹象或许是这样一个局面，即两国都通过公开而积极的行动，争取全球对各自体制所提供的理念、价值观和问题解决方法的支持——其结果仍有待确定。
　　当然，成功了会有很多人来争功，但失败无人认领。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将凸显这两个大国的优势，并考验它们的弱点——或许最好的体制将获胜。
　　（摘自2月19日《参考消息》，原载于美国《外交》双月刊3/4月号〈提前出版〉。作者为澳大利亚前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