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事件曝光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站出来公开自己在好莱坞遭遇过的性骚扰和性侵犯经历。随着施害者和受害者名单的不断拉长，好莱坞性丑闻已经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轨，而呈现出一种“制度性的腐败”，令人不禁要問：为什么好莱坞会成为性骚扰性侵行为的重灾区？为什么美国主流媒体对性侵丑闻视而不见？为什么这么多受害者迟迟不敢发声曝光这些恶行呢？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好莱坞一直以来就是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的重灾区。普遍认为好莱坞第一桩性丑闻发生在1921年，喜剧演员阿巴克尔强奸虐待26岁的女演员弗吉尼亚·拉普，导致拉普在两天后因膀胱破裂死亡。事后，阿巴克尔被宣告无罪，但其银幕生涯也就此终结。
事实上，好莱坞的性骚扰、性侵行为很早就已存在，不过披上了一层遮羞布，这就是好莱坞长久不衰的“沙发选角”传统。这一传统起源于1900年的百老汇剧院。福斯特·赫希在其著作《雪城男孩：舒伯特戏剧帝国》中详细描述了舒伯特剧院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李·舒伯特，如何打理着“一间装饰优雅、只为那些女主角和前途无限的女孩保留的房间”，“在那里他遇到了许多歌舞团女孩和轻佻的女演员”。音乐剧舞蹈先驱艾格尼丝·德米尔回忆道：“如果你没有和他们睡觉，你就得不到那个角色。”她形容“舒伯特兄弟经营的就是一家妓院”。
随着1910年代制片厂制度的崛起，“沙发选角”在好莱坞盛行开来，直到现在仍然存在。那些初出茅庐、野心勃勃的年轻演员试图通过“沙发选角”，来争取在电影或电视露面的机会，从而走上星光大道。米高梅电影公司曾经提供所谓的“六个月选择期女孩”，她们被轮流送到高管们的办公室里。这家公司宣称它拥有的明星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当然，不止米高梅，其他几大制片人公司都在上演这样的故事。
美国作家玛丽·哈里斯在《好莱坞的扎努克们：一个美国王朝的黑暗遗产》一书中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好莱坞制片人戴若尔·扎努克每天像发条一样轮班带着小明星上床，一到下午四点，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的办公室大门紧闭，一名年轻女子经过一个地下通道被送到他的绿色办公室。对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而言，这些女孩只是一天当中与马球和午餐一样休闲的“快乐时光”。书中写道：“扎努克每天在办公室沙发上和女演员们工作的速度比他拍电影的速度还要快。”
一直以来被各种绯闻缠身的玛丽莲·梦露对这样的经历深有体会：“对，我跟制片人上床，大家都那样，你不照做，门外就有另一个女孩等着。还有一句，我不记得多少次蹲下拉开他们的拉链。”梦露描述她在好莱坞遇到了无数的骗子、失败者、野狼，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好莱坞就是“一家拥挤的妓院，一个为种马备了床的名利场”。
于是“沙发选角”（the casting couch，指为争演角色与负责选派角色的决策者发生性关系）一词也成为好莱坞“潜规则”的专有名词。1968年一部描写演艺圈内幕的影片《制片人》中就有句精彩台词：“我该跟谁上床才能在这个圈子打开突破口？”
在这个圈子里，如果有人不遵守这种游戏规则，将会付出一定的代价。莫林·奥哈拉曾是好莱坞20世纪40、50年代的一线女星，她曾在1945年说，“我不会让制片人和导演每天早上亲吻我，也不要他们把我当做亲人。”时隔60年后她再次发声：“我不会爬到沙发上去，我知道这会让我付出代价。”奥哈拉在自传中提到女演员伊芙琳·凯斯就因在1946年拒绝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老板哈里·科恩的性侵犯举动，被公司解雇，其职业生涯就此中断。上世纪60年代，琼·柯林斯在参加《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一角试镜时，拒绝了制片人要她上床的建议，这个角色最终被伊丽莎白·泰勒获得。
尽管现代女性权益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和提升，但“沙发选角”在如今的好莱坞仍有很大的市场。苏珊·萨兰登、格温妮丝·帕特洛、查理兹·塞隆、梅根·福克斯等知名女星都有过“沙发选角”的尴尬经历。梅根·福克斯2009年接受英国GQ杂志采访时透露，自她成名以来，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沙发选角都是“狗屎”，“其中一些人，真的是很令人伤心”。演员伍迪·哈里森坦承道：“我曾经在纽约接过的每一个演艺项目几乎都经历了沙发选角……我见过太多人为了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欲望而与他们厌恶的人同床共枕。”
于是，韦恩斯坦在性侵丑闻曝光后，也利用好莱坞的这一传统来为自己辩护：“我成长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当时所有的行为和工作场所的规则都不一样，那是当时的文化。我已经知道不论在办公室里面或外面，这不是个借口 。”
在喜欢事事讲法律、号称法律制度完善的美国社会，好莱坞的各种潜规则也都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潜规则成为明规则。
美国的电影市场和电影分级体系发展相对成熟，分级的标准不仅包括内容制作，还要参考投资成本和发行渠道。在这种标准体系下，好莱坞出产的除了那些销往海外的商业大片，还有很多低成本、小院线发行的B级片。B级片演员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为了努力向上爬，不得不投向大公司制片人的怀抱，还有一些B级片演员干脆转行到了色情电影行业。
在好莱坞有种经纪人制度，潜规则交易的双方不能直接对话，必须通过经纪人才能展开性交易。好莱坞有一帮这样的“拉皮条”的经纪人，他们将年轻的女孩、初出茅庐的B级片演员介绍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制片人、投资人，并且帮助双方达成某种有保障的合约。这就确保了性交易中的弱势一方要么得到钱，要么得到机会，而另一方不至于被人随意告发。正是这种貌似平等的性交易，让交易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默契。
而且这里还有一种公开的“包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发生。在美国，被包养者称作“Sugar Baby”（糖宝），包养者叫作“Sugar Daddy”（糖爹）或“Sugar Momma”（糖妈）。糖宝们可以在类似“糖妈俱乐部”、“求包养”、“糖爹帮助”等寻求包养的网站，寻找有钱的糖爹或糖妈在经济上给予其帮助。
有数据估计，美国现在约有600万至1000万糖宝们从大约200万糖爹（糖妈）们那里寻求金钱资助。这些糖宝们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糖爹（糖妈）们通常是50岁以上的有钱人。这些年轻人或从事时尚设计、音乐、表演等职业，也有一些是不愿去申请学生贷款的大学生。糖爹（糖妈）们能提供给糖宝们的除了每月固定的津贴，还有他们在职场上的人脉和经验。
这种包养关系在美国并不违法，其不同于卖淫，通常没有直接用性关系换取金钱，不按小时收费。实际上，大多数糖宝与糖爹（糖妈）之间都存在着性关系。尼克就是洛杉矶比弗利山庄一名富有的糖爹，他花很多时间与多位来自糖爹网站上的糖宝们上床。在他包养的糖宝中，不乏好莱坞女演员以及有硕士学位的高学历女性。
好莱坞表面上是个“道德且进步的堡垒”，但光鲜的表象下是一地泥泞。“好莱坞是个为了名利人人都愿出卖身心的城市，所有人，特别是女性，都可以看作是商品。”记者彼得·基夫如此形容。有很多评论都讽刺好莱坞是个放荡之地，那些好莱坞精英们走下银幕摇身一变就成为恋童癖、性骚扰、性虐待者。
电影《魔戒》的儿童演员伊利亚·伍德2016年5月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透露，性侵儿童在好莱坞非常猖獗，在好莱坞的阴暗处，那里满是“毒蛇”，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他说自己前往好莱坞时，他的母亲对他严加保护，让他远离那些混乱的派对。伍德提到的这种派对，在好莱坞众所周知，它让“那些年轻人、容易被影响的人可以与好萊坞的精英们，包括著名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相互认识和接触”，但真相是这些派对被所谓好莱坞精英们用来挑选年轻的男孩或女孩满足自己的性变态需求。
不是所有童星都像伊利亚·伍德这么幸运。科里·费尔德曼在上世纪80年代因出演经典影片《伴我同行》和《捉鬼小精灵》而出名。2011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好莱坞的头号问题一直是，而且一直是恋童癖。这是这个行业的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补充说，“我直到14岁才发现身边有这么多恋童癖。年纪太小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无处不在。”他形容“那些年纪较大的男人就像‘秃鹫’一样盯着年轻演员”，而且他被告知，“在业务上年长男性与年轻男孩发生性关系是完全正常的，所有人都这样做。”
2013年，费尔德曼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已故演员科里·海姆对他的性侵经历。费尔德曼认为，社交网络的便利让好莱坞的性侵犯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那些年轻人。但是当他在2013年在电视节目《观点》中试图谈论恋童癖的话题时，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斯打断他说：“你正在破坏整个行业。”
安妮·亨利是一家关注儿童演员及其家庭的公益团体的创始人，她透露，美国每一位儿童演员在其职业生涯中都至少遇到过一名恋童癖者。秀兰·邓波儿在回忆录中说，她在12岁与米高梅影片公司制片人初次见面时，对方向其裸露下体，当时年纪太小根本不了解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当场就大声笑了出来。《绿野仙踪》女星朱迪·嘉兰指出，自己16岁至20岁期间曾遭米高梅公司多名高管骚扰，其中最恶劣的正是公司创始人之一路易斯·B·迈耶。
好莱坞最知名的恋童癖者之一当属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1977年，44岁的波兰斯基与时年13岁的少女萨曼塔·盖默发生性关系，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这起性侵少女事件涉及毒品、虐待、猥亵等行为，但波兰斯基当时已是名誉满身，他洗清了众多罪名，只被判有非法性交易罪行。在得知即将面临监禁时，波兰斯基提前逃到了法国。此后他一直没有回到美国，担心一入境就得接受美国法律制裁。
而萨曼塔并非第一个遭波兰斯基性侵的女孩。德国女演员雷纳塔·朗格向瑞士警方报告，1972年她15岁时被波兰斯基强奸；洛杉矶一位匿名罗宾·M的女性称其在16岁时遭到波兰斯基性侵；英国女星夏洛特·刘易斯也指责波兰斯基在她16岁时对其性虐待。
此外，导演维克多·萨尔瓦、经纪人马丁·维斯、制片人杰森·迈克尔·汉迪等人都曾性骚扰或性侵过未成年人，但大多数人都全身而退，并未受法律追究。
“沙发选角”传统持续百年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好莱坞一直以来就是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的重灾区。普遍认为好莱坞第一桩性丑闻发生在1921年，喜剧演员阿巴克尔强奸虐待26岁的女演员弗吉尼亚·拉普，导致拉普在两天后因膀胱破裂死亡。事后，阿巴克尔被宣告无罪，但其银幕生涯也就此终结。
事实上，好莱坞的性骚扰、性侵行为很早就已存在，不过披上了一层遮羞布，这就是好莱坞长久不衰的“沙发选角”传统。这一传统起源于1900年的百老汇剧院。福斯特·赫希在其著作《雪城男孩：舒伯特戏剧帝国》中详细描述了舒伯特剧院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李·舒伯特，如何打理着“一间装饰优雅、只为那些女主角和前途无限的女孩保留的房间”，“在那里他遇到了许多歌舞团女孩和轻佻的女演员”。音乐剧舞蹈先驱艾格尼丝·德米尔回忆道：“如果你没有和他们睡觉，你就得不到那个角色。”她形容“舒伯特兄弟经营的就是一家妓院”。
随着1910年代制片厂制度的崛起，“沙发选角”在好莱坞盛行开来，直到现在仍然存在。那些初出茅庐、野心勃勃的年轻演员试图通过“沙发选角”，来争取在电影或电视露面的机会，从而走上星光大道。米高梅电影公司曾经提供所谓的“六个月选择期女孩”，她们被轮流送到高管们的办公室里。这家公司宣称它拥有的明星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当然，不止米高梅，其他几大制片人公司都在上演这样的故事。
美国作家玛丽·哈里斯在《好莱坞的扎努克们：一个美国王朝的黑暗遗产》一书中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好莱坞制片人戴若尔·扎努克每天像发条一样轮班带着小明星上床，一到下午四点，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的办公室大门紧闭，一名年轻女子经过一个地下通道被送到他的绿色办公室。对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而言，这些女孩只是一天当中与马球和午餐一样休闲的“快乐时光”。书中写道：“扎努克每天在办公室沙发上和女演员们工作的速度比他拍电影的速度还要快。”
一直以来被各种绯闻缠身的玛丽莲·梦露对这样的经历深有体会：“对，我跟制片人上床，大家都那样，你不照做，门外就有另一个女孩等着。还有一句，我不记得多少次蹲下拉开他们的拉链。”梦露描述她在好莱坞遇到了无数的骗子、失败者、野狼，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好莱坞就是“一家拥挤的妓院，一个为种马备了床的名利场”。
于是“沙发选角”（the casting couch，指为争演角色与负责选派角色的决策者发生性关系）一词也成为好莱坞“潜规则”的专有名词。1968年一部描写演艺圈内幕的影片《制片人》中就有句精彩台词：“我该跟谁上床才能在这个圈子打开突破口？”
在这个圈子里，如果有人不遵守这种游戏规则，将会付出一定的代价。莫林·奥哈拉曾是好莱坞20世纪40、50年代的一线女星，她曾在1945年说，“我不会让制片人和导演每天早上亲吻我，也不要他们把我当做亲人。”时隔60年后她再次发声：“我不会爬到沙发上去，我知道这会让我付出代价。”奥哈拉在自传中提到女演员伊芙琳·凯斯就因在1946年拒绝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老板哈里·科恩的性侵犯举动，被公司解雇，其职业生涯就此中断。上世纪60年代，琼·柯林斯在参加《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一角试镜时，拒绝了制片人要她上床的建议，这个角色最终被伊丽莎白·泰勒获得。
尽管现代女性权益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和提升，但“沙发选角”在如今的好莱坞仍有很大的市场。苏珊·萨兰登、格温妮丝·帕特洛、查理兹·塞隆、梅根·福克斯等知名女星都有过“沙发选角”的尴尬经历。梅根·福克斯2009年接受英国GQ杂志采访时透露，自她成名以来，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沙发选角都是“狗屎”，“其中一些人，真的是很令人伤心”。演员伍迪·哈里森坦承道：“我曾经在纽约接过的每一个演艺项目几乎都经历了沙发选角……我见过太多人为了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欲望而与他们厌恶的人同床共枕。”
于是，韦恩斯坦在性侵丑闻曝光后，也利用好莱坞的这一传统来为自己辩护：“我成长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当时所有的行为和工作场所的规则都不一样，那是当时的文化。我已经知道不论在办公室里面或外面，这不是个借口 。”
“潜规则”就是“明规则”
在喜欢事事讲法律、号称法律制度完善的美国社会，好莱坞的各种潜规则也都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潜规则成为明规则。
美国的电影市场和电影分级体系发展相对成熟，分级的标准不仅包括内容制作，还要参考投资成本和发行渠道。在这种标准体系下，好莱坞出产的除了那些销往海外的商业大片，还有很多低成本、小院线发行的B级片。B级片演员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为了努力向上爬，不得不投向大公司制片人的怀抱，还有一些B级片演员干脆转行到了色情电影行业。
在好莱坞有种经纪人制度，潜规则交易的双方不能直接对话，必须通过经纪人才能展开性交易。好莱坞有一帮这样的“拉皮条”的经纪人，他们将年轻的女孩、初出茅庐的B级片演员介绍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制片人、投资人，并且帮助双方达成某种有保障的合约。这就确保了性交易中的弱势一方要么得到钱，要么得到机会，而另一方不至于被人随意告发。正是这种貌似平等的性交易，让交易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默契。
而且这里还有一种公开的“包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发生。在美国，被包养者称作“Sugar Baby”（糖宝），包养者叫作“Sugar Daddy”（糖爹）或“Sugar Momma”（糖妈）。糖宝们可以在类似“糖妈俱乐部”、“求包养”、“糖爹帮助”等寻求包养的网站，寻找有钱的糖爹或糖妈在经济上给予其帮助。
有数据估计，美国现在约有600万至1000万糖宝们从大约200万糖爹（糖妈）们那里寻求金钱资助。这些糖宝们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糖爹（糖妈）们通常是50岁以上的有钱人。这些年轻人或从事时尚设计、音乐、表演等职业，也有一些是不愿去申请学生贷款的大学生。糖爹（糖妈）们能提供给糖宝们的除了每月固定的津贴，还有他们在职场上的人脉和经验。
这种包养关系在美国并不违法，其不同于卖淫，通常没有直接用性关系换取金钱，不按小时收费。实际上，大多数糖宝与糖爹（糖妈）之间都存在着性关系。尼克就是洛杉矶比弗利山庄一名富有的糖爹，他花很多时间与多位来自糖爹网站上的糖宝们上床。在他包养的糖宝中，不乏好莱坞女演员以及有硕士学位的高学历女性。
恋童癖与好莱坞精英
好莱坞表面上是个“道德且进步的堡垒”，但光鲜的表象下是一地泥泞。“好莱坞是个为了名利人人都愿出卖身心的城市，所有人，特别是女性，都可以看作是商品。”记者彼得·基夫如此形容。有很多评论都讽刺好莱坞是个放荡之地，那些好莱坞精英们走下银幕摇身一变就成为恋童癖、性骚扰、性虐待者。
电影《魔戒》的儿童演员伊利亚·伍德2016年5月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透露，性侵儿童在好莱坞非常猖獗，在好莱坞的阴暗处，那里满是“毒蛇”，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他说自己前往好莱坞时，他的母亲对他严加保护，让他远离那些混乱的派对。伍德提到的这种派对，在好莱坞众所周知，它让“那些年轻人、容易被影响的人可以与好萊坞的精英们，包括著名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相互认识和接触”，但真相是这些派对被所谓好莱坞精英们用来挑选年轻的男孩或女孩满足自己的性变态需求。
不是所有童星都像伊利亚·伍德这么幸运。科里·费尔德曼在上世纪80年代因出演经典影片《伴我同行》和《捉鬼小精灵》而出名。2011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好莱坞的头号问题一直是，而且一直是恋童癖。这是这个行业的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补充说，“我直到14岁才发现身边有这么多恋童癖。年纪太小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无处不在。”他形容“那些年纪较大的男人就像‘秃鹫’一样盯着年轻演员”，而且他被告知，“在业务上年长男性与年轻男孩发生性关系是完全正常的，所有人都这样做。”
2013年，费尔德曼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已故演员科里·海姆对他的性侵经历。费尔德曼认为，社交网络的便利让好莱坞的性侵犯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那些年轻人。但是当他在2013年在电视节目《观点》中试图谈论恋童癖的话题时，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斯打断他说：“你正在破坏整个行业。”
安妮·亨利是一家关注儿童演员及其家庭的公益团体的创始人，她透露，美国每一位儿童演员在其职业生涯中都至少遇到过一名恋童癖者。秀兰·邓波儿在回忆录中说，她在12岁与米高梅影片公司制片人初次见面时，对方向其裸露下体，当时年纪太小根本不了解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当场就大声笑了出来。《绿野仙踪》女星朱迪·嘉兰指出，自己16岁至20岁期间曾遭米高梅公司多名高管骚扰，其中最恶劣的正是公司创始人之一路易斯·B·迈耶。
好莱坞最知名的恋童癖者之一当属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1977年，44岁的波兰斯基与时年13岁的少女萨曼塔·盖默发生性关系，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这起性侵少女事件涉及毒品、虐待、猥亵等行为，但波兰斯基当时已是名誉满身，他洗清了众多罪名，只被判有非法性交易罪行。在得知即将面临监禁时，波兰斯基提前逃到了法国。此后他一直没有回到美国，担心一入境就得接受美国法律制裁。
而萨曼塔并非第一个遭波兰斯基性侵的女孩。德国女演员雷纳塔·朗格向瑞士警方报告，1972年她15岁时被波兰斯基强奸；洛杉矶一位匿名罗宾·M的女性称其在16岁时遭到波兰斯基性侵；英国女星夏洛特·刘易斯也指责波兰斯基在她16岁时对其性虐待。
此外，导演维克多·萨尔瓦、经纪人马丁·维斯、制片人杰森·迈克尔·汉迪等人都曾性骚扰或性侵过未成年人，但大多数人都全身而退，并未受法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