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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丁一岚，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曾经与齐越共同负责了开国大典的现场实况转播工作；见证并实践了新中国广播新闻事业发展到兴盛的过程。也因为我的父亲邓拓，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砺。
母亲的文章引起父亲邓拓的注意，成就了他们的爱情
1937年9月，母亲和一些进步青年从南京、上海出发，历时近两个月，到达了延安，并成为陕北公学的学生。在延安，母亲改掉了她原来刘孝思的名字，改叫于虹。
母亲在陕北公学短暂学习后转到中央党校，毕业后被留校任俱乐部主任。
1938年11月底，改名为丁一岚的母亲与100多名青年战友在彭真、刘仁的率领下，离开延安徒步行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发了。
母亲到晋察冀根据地后被分配到四分区妇救会工作。在母亲工作的地区，有一个出色的妇女积极分子，因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支前工作，影响了家务劳动。封建意识浓厚的公公、婆婆，挑唆儿子对媳妇施行家庭暴力，竟致这位妇女干部被殴身亡。母亲义愤填膺，写了一篇名为《血的控诉》的通讯投给《晋察冀日报》。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批判封建观念的丑恶，对号召全民族动员起来投身抗战，对维护妇女的社会地位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这篇通讯，使父母亲从相识到相恋，成就了他们的爱情。
母亲在天津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因为写作曾获得过学校比赛的一等奖。所以，这篇通讯流畅的文笔和字里行间的革命激情，引起了时任《晋察冀日报》总编邓拓的注意，母亲从此成了报社的通讯员，和父亲开始了交往。母亲对第一次与父亲的会面印象深刻。她说:和你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分区的妇救会。他身穿一袭军装，清癯消瘦的面庞，两眼却炯炯有神，言语斯文。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与个人经历，顺带了解了我们分区妇女、青年会的情况。自那次后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我知道邓拓是报社和边区宣传部门的领导，也是有着许多革命经历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很有才华的干部。那时我在平山县妇救会工作，经常收到你父亲的来信，他的每封信中总送给我一首诗。我喜欢他的诗词，情感真挚又充满时代的革命激情，很有气势。不久后，我和你父亲在报社附近瓦口川边一个山村旁见面了。这次见面后，他送给我一首诗:
山村曲水夜声沉，皓月霜花落木天。
盼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
矜持语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
待得他时行箧里，新诗绮札读千篇。
1940年以后，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扫荡”八路军和晋察冀边区。当时边区是月月有战斗，季季有转移，战事频繁。母亲和边区的干部游动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学会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1941年秋季，日军集中了7万多人对边区冀西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日报社的队伍在反“扫荡”中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坚持出报。母亲听说报社的队伍受到损失，很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在游击转移的途中，四分区机关的队伍遇见了中央分局机关的队伍，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刘仁急切地问他们从西边来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母亲把在路上听到的事都告诉了他。其中谈到听说在滚龙沟我们许多机关被敌人围困，《晋察冀日报》的队伍被打散了，刘仁很为父亲他们担心。
两次见面后，母亲和父亲只有信件往来。每次父亲来信，母亲都会从中感觉到他热切的情意。但她没想到的是，在反“扫荡”结束后，却接到父亲兴师问罪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在反“扫荡”中，报社的队伍曾经被困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但是敌人不知道报社的任何情况。因为包围圈的范围较大，还有游动的空间，所以报社人员白天有组织地分散隐蔽，晚上集中几处编辑出报。在这段时间，报社还出了18期报纸。斗争虽然艰苦、危险，但是队伍并没有被打散。父亲在信里严肃地讲，有人传言说报社队伍被打散了，这不是有意中伤，就是散布谣言。母亲接到信后，觉得很有意思。父亲当时正在追求母亲，但是为了维护事实真相，为了报社的荣誉，他竟不怕“得罪”母亲，不指名地责备母亲。母亲很钦佩父亲倔强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为个人感情而迁就一切。
1942年，母亲调到报社工作，她在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增加了与父亲的接触，也加深了对父亲的理解。她说:你父亲和报社战友们是一支战斗意志坚定的队伍，是一支官兵同甘苦的友善之军，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日军一次次对边区的“扫荡”中，一边游击，一边坚持出报。在晋察冀边区的老百姓心中，报纸告诉了他们战争的动态，告诉了他们怎样面对战争，怎样参加生产。这种情形，正像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日报》周年时的题词“民族战斗的号筒”，正像父亲在报纸周年时留下的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所描绘的那样: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在1943年的反“扫荡”中，和以往的游击办报一样，报社全体人员在遇到敌情时都是战斗员，而在非战斗时期则各司其职编印报纸。这支队伍毕竟不是战斗部队，不是人人有枪。报社的编辑、记者，基本是每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作为社长的父亲和全体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决不做敌人的俘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
母亲在那年秋季反“扫荡”时已经怀孕8个月，仍和报社其他人员一起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躲避敌人的“追剿”。在漆黑的深夜，母亲在战友的扶持下，行军在山野的荆棘小道上。正当她疲惫不堪时，父亲走到了她身边:“一岚，一定要坚持住，决不要掉队。让我的警卫员来帮助你。”作为一个指挥员，父亲果敢的形象和亲切的话语，给母亲增添了力量。她一手拉着警卫员递过来的步枪背带，一手抓着道边的蒿草，踉踉跄跄地爬上了一座大山。
摆脱了敌人的“追剿”，队伍还要继续前进，而母亲的身体状况很难长时间地坚持，父亲决定让卫生员和母亲留下来。临分别时，父亲叮嘱母亲: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我们会尽快派人来接你。在大山顶一带，没有村庄，只有放羊人挡风避雨的小窑洞。卫生员把母亲安置在一个小窑洞里，又摸到附近的老百姓家找来些许干粮，留下自己的水壶，用从山上搜罗来的蒿草遮掩了一下千疮百孔的窗户，就追赶报社的队伍去了。
“那天夜晚十分的黑，因为怕敌人看见火光，没有点灯，也没有生火。当卫生员离开后，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又冷又乏，你们姐姐那时已经8个月了，在肚子里躁动引发着阵痛。在大山里，时而传来野狼凄厉的嚎叫声，远处还不时响起枪声。我手里紧紧攥着手榴弹。一个战士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孤身一人在寒窑的瑟瑟秋风中，我感到孤独。可是想到你们爸爸临分别时对我的嘱托，要保护好自己，我也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报社会很快派人来接我。”母亲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是说。在那次反“扫荡”中，报社的队伍曾经在河北灵寿县北营村与鬼子的运输队遭遇。夜战中，父亲的坐骑被打死，他却镇定地指挥着报社的同志边战斗，边撤退。报社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隐蔽在阜平大山中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日卜，报社的队伍在这里潜伏了半个月。在食物短缺，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报社的同志们却奇迹般地印发了12期报纸。
对那次反“扫荡”的经历，父亲留有一首诗《忆北营之变》:
客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
弹火燃眉随突变，田梯诀别痛牵衣。
出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
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
临分别时，父亲把他写的《战地歌四拍》抄写在一方丝帕上，送给了母亲
父亲的坚定自若和乐观精神，母亲看在眼中爱在心里，她为父亲火一般的革命热情而感动，也为父亲倚马可待、落笔成章的才华所折服，更为父亲在残酷的战斗中还保持着那种诗人的浪漫气质而倾慕。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事隔一年，在敌人的秋季“扫荡”前夕，母亲和父亲却接到通知，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当时在延安开展了“抢救运动”，康生说“河南的党组织是‘假党’，在河南工作过的干部都要受审查”。1934年至1937年间，父亲在河南大学读书，并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抗日活动，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近一个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父亲被释放，旋即投奔到中共创建的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工作。父亲在党校被列为怀疑对象，接受审查。1944年秋，有消息说敌人又要开始“扫荡”边区，父亲和母亲所在的整风分队被要求分别转移。对来自自己阵营内部的怀疑、打击，父亲心绪沉重。临分别前，他把自己写的《战地歌四拍——反“扫荡”前夕遥寄丁一岚》抄写在一方丝帕上，送给了母亲。
一年又值秋风起，北雁祗南飞，望南来雁影无踪，算不合关山阻?远水绕荒村，莫是枕经眠未晓?明镜菩提勤拂拭，不着人间尘土。
青丝依样似旧时，镇日书空，孤怀无寄!人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心血如潮，七度春秋销北地，数三十又三年，衰逝堪伤天欲晦；问后来岁月，还能几许?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程，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
鼙鼓又声喧，打叠琴书无着处，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咫尺吴头楚尾。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东西。满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别离滋味浓还淡，欲诉又笺残，想将心绪谱奇弦，弹与知音人不见；结伴同行重话旧，不识何时也!果不相逢时，强饭加衣好护持，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
所幸“抢救运动”很快被中央紧急终止，父亲仍回《晋察冀日报》担任总编辑。母亲把这方诗帕视作夫妻情感和精神的历史证物，悉心保存起来。
“文革”初期，父亲成为运动的首要目标之一，母亲也被当作“走资派”受批斗、监督劳改。原来的家被收走，物品被查封，母亲和家人只能携带生活必需品，被扫地出门。母亲把当年结婚时聂荣臻司令员送的礼物——碳精石雕刻花瓶收拾起来(1942年“三八”节前夕，父母亲结婚，边区司令员聂荣臻为这对新人特意准备了家宴，并赠送了礼物)，又把这方丝帕悄悄地缝在自己随身穿的棉袄里面，这是已经冤屈而去的丈夫留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信物。在十年动乱里，无论是站在批斗台上，还是在“专政队”的劳动中，汗水、雨水、泪水浸润着爱人的诗帕。
当“四人帮”被打倒后，当父亲的冤案被昭雪后，母亲才从这件伴随她13年的棉袄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丝帕。他们之间坚贞的爱情和母亲13年含辛茹苦的守望，记录在了这方字迹洇润的丝帕里。
母亲走进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与齐越一起在开国大典上作现场播音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晋察冀日报社得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立即印发了号外。边区的老百姓像过大年一样高兴，奔走相告。夜晚的山村，一束束火把盘绕在崎岖的山道上。受报社委派，母亲向大家播报了朱德总司令命令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的胜利消息。她的情绪激昂，嗓音嘹亮清脆，回荡在山谷间沸腾的人群中。报社的副社长胡开明对父亲讲:丁一岚的声音这么好，怎么原来没有发现，将来我们有了广播电台，她可以去做播音员。一句不经意的话，却成了母亲后半生的经历。
接管日军占领的张家口后，也就从那时开始，母亲走进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大门，开始了她40年的新闻广播工作生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张家口的进攻，共产党的部队、机关暂时撤出了城市，回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当时电台的设备条件很差，播音室就是简陋的土窑洞，电台的同志用棉被把窗户封好，在墙上钉上毛毯，就解决了隔音和减噪问题。天线就架在窑洞上面的山顶上。农村没有电，大家就蹬着脚踏的发电机。从张家口敌伪广播电台那儿搬回的留声机，播放着北平地下党送来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张唱片，作为间歇曲。另外，也经常播放播音员们和电台的职工自己弹唱的革命歌曲。那时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所有的播报都是同期声。对播音员来说，口齿的清晰和播报内容准确无误，是每一个播音员的基本功。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向延安发动进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和播发工作转移到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母亲他们工作的责任更重大了。有一次，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电台，炸弹的气浪把天线炸毁了，把播音室的门窗炸坏了。但是，电台的全体人员马上转移到备用电台，立即开始广播，新华广播电台的电波永不中断。1949年4月21日，母亲很荣幸地播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母亲说她永生难忘。在开国大典上，母亲与齐越一同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担任现场转播的播音员。看到我们的人民军队入场，骑兵方阵万马奔腾；炮兵部队战车轰鸣、炮筒林立；步兵队伍队列齐整，口令声震天；空军的银燕掠过蓝天。她当时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力量无比强大，让他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幸存者扬眉吐气。可是，母亲这份荣幸、激动的经历，却被她封存在心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新闻广播事业中去了。直到1979年国庆30周年的一次专题展览上，当展厅里又回响起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时，母亲才把她的这次光荣经历告诉了一同参观的女儿。
每到父亲祭日时，母亲总会给他写一封信，然后把信烧掉，以此传递她对父亲的感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共和国尘封了13年的历史又缓缓地打开了。母亲被重新任命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父亲的沉冤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经母亲不懈地向党组织上诉，已经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当1979年9月15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父亲生前的领导和老战友、老同事都来了。压抑了13年的感情，蒙受了13年的冤屈，母亲打开了情感的闸门，任泪水肆意地流淌。
自从父亲去世后，如果情况允许，在每年5月18日父亲祭日时，母亲总会给他写一封信，然后把信烧掉，让那一缕青烟把他们远隔两个世界的话语捎去。年复一年，母亲就是这样和父亲表述着心声，传递着感情。在追悼会召开后的一天夜晚，母亲又提起笔给父亲写信:
党终于为你平反了。在追悼会上，你过去的老战友、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都来了。他们为你写了很多挽联，倾吐思念，也讲出他们心中对你的评价。追悼会场的里里外外都是挽联，老朋友说，那简直是书法的荟萃、诗的海洋。孩子们和淑彬姐也都回来了。还记得你给我写的《心盟》吗?我不会写诗，但是我以你这首诗境写了两句:“山海风波心盟永忆， 万家恨雪云际长明”放在你的灵前，算作对你的回赠。亲爱的云特(母亲对父亲的爱称)，你可以安息了。
如同以往发给父亲的信一样，这封信也化作了一缕青烟。
在父亲得到平反后，母亲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际广播的事业中。中国当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百废待兴。母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仍在拼命工作，以期找回丢失的时光。她又回到“文革”前的工作状态，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在家中又很少见到她的身影。开放的中国需要让世界了解，国际广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母亲“文革”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专家工作室工作，她又开始联系那些老专家，把各个语种的专家调配齐整。又着力把国际台外国听众来信组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布置，经常代表电台接见外国听众及来华的客人，从细微之处开展对外交往工作。
母亲恢复工作走上领导岗位后，大概由于她是老广播事业局(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机关在“文革”初第一拨的“走资派”，对“文革”期间机关里的运动情况了解，所以组织上交给她一项特殊的工作——清理机关里的“三种人”，对那些在“文革”中负有严重政治责任的造反派头目进行政治审查。母亲对那些在“文革”中热心运动的造反派，以一种宽容、博大的襟怀来对待。她曾对我说过:“这些人当时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之中，揪出那时他们以为的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热情不该否定。是十年动乱里复杂繁乱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有的人走了邪路。只要没有和林彪、‘四人帮’集团结党营私，只要没有命债，还是应该给他们工作和改过的机会。错误的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太多了，我们应该接受教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总结这些错误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历史教训。”
繁忙的工作之余，母亲整理着父亲的作品，她以这样的辛劳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和爱。《邓拓诗词选》、《邓拓书法选》、《燕山夜话》、《人民新闻家——邓拓》、《邓拓藏画选集》、《邓拓文集》、《邓拓评传》、《邓拓传》、《中国救荒史》等许多父亲的作品和介绍父亲的书籍，在母亲的编辑与协助下相继出版了。她在1979年《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
邓拓同志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1966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从那时起，中国历史揭开了黑暗的一页。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遍及全国，株连何止万千?无数老党员、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权利、党的优良传统被封建法西斯的铁蹄粗暴地践踏、蹂躏；似一场肃杀的寒风，祖国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决不允许它在中国重演!
邓拓同志蒙冤而死，迄今已近13个寒暑了。他以自己的热血润泽了新中国的文苑。……《燕山夜话》再版，我想，这不单是我们对作者的纪念，在身后让自己的作品继续发挥有益于人民的作用，这也正符合作者的初衷。那么，就把它算作邓拓同志献给这美好春天的一束小小的鲜花吧!
在母亲离休后的13年里，她和当年一起打游击的《晋察冀日报》老战友们整理、撰写、编辑、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大事记》、《晋察冀日报史》；和老广播新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了《中国广播新闻史》，用文字记述下了他们从血与火的道路上走过的艰难创业的历程。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夜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1998年9月16日，母亲在《延安颂》青春、圣洁、诗一般悠扬的旋律中，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文章引起父亲邓拓的注意，成就了他们的爱情
1937年9月，母亲和一些进步青年从南京、上海出发，历时近两个月，到达了延安，并成为陕北公学的学生。在延安，母亲改掉了她原来刘孝思的名字，改叫于虹。
母亲在陕北公学短暂学习后转到中央党校，毕业后被留校任俱乐部主任。
1938年11月底，改名为丁一岚的母亲与100多名青年战友在彭真、刘仁的率领下，离开延安徒步行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发了。
母亲到晋察冀根据地后被分配到四分区妇救会工作。在母亲工作的地区，有一个出色的妇女积极分子，因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支前工作，影响了家务劳动。封建意识浓厚的公公、婆婆，挑唆儿子对媳妇施行家庭暴力，竟致这位妇女干部被殴身亡。母亲义愤填膺，写了一篇名为《血的控诉》的通讯投给《晋察冀日报》。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批判封建观念的丑恶，对号召全民族动员起来投身抗战，对维护妇女的社会地位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这篇通讯，使父母亲从相识到相恋，成就了他们的爱情。
母亲在天津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因为写作曾获得过学校比赛的一等奖。所以，这篇通讯流畅的文笔和字里行间的革命激情，引起了时任《晋察冀日报》总编邓拓的注意，母亲从此成了报社的通讯员，和父亲开始了交往。母亲对第一次与父亲的会面印象深刻。她说:和你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分区的妇救会。他身穿一袭军装，清癯消瘦的面庞，两眼却炯炯有神，言语斯文。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与个人经历，顺带了解了我们分区妇女、青年会的情况。自那次后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我知道邓拓是报社和边区宣传部门的领导，也是有着许多革命经历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很有才华的干部。那时我在平山县妇救会工作，经常收到你父亲的来信，他的每封信中总送给我一首诗。我喜欢他的诗词，情感真挚又充满时代的革命激情，很有气势。不久后，我和你父亲在报社附近瓦口川边一个山村旁见面了。这次见面后，他送给我一首诗:
山村曲水夜声沉，皓月霜花落木天。
盼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
矜持语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
待得他时行箧里，新诗绮札读千篇。
1940年以后，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扫荡”八路军和晋察冀边区。当时边区是月月有战斗，季季有转移，战事频繁。母亲和边区的干部游动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学会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1941年秋季，日军集中了7万多人对边区冀西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日报社的队伍在反“扫荡”中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坚持出报。母亲听说报社的队伍受到损失，很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在游击转移的途中，四分区机关的队伍遇见了中央分局机关的队伍，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刘仁急切地问他们从西边来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母亲把在路上听到的事都告诉了他。其中谈到听说在滚龙沟我们许多机关被敌人围困，《晋察冀日报》的队伍被打散了，刘仁很为父亲他们担心。
两次见面后，母亲和父亲只有信件往来。每次父亲来信，母亲都会从中感觉到他热切的情意。但她没想到的是，在反“扫荡”结束后，却接到父亲兴师问罪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在反“扫荡”中，报社的队伍曾经被困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但是敌人不知道报社的任何情况。因为包围圈的范围较大，还有游动的空间，所以报社人员白天有组织地分散隐蔽，晚上集中几处编辑出报。在这段时间，报社还出了18期报纸。斗争虽然艰苦、危险，但是队伍并没有被打散。父亲在信里严肃地讲，有人传言说报社队伍被打散了，这不是有意中伤，就是散布谣言。母亲接到信后，觉得很有意思。父亲当时正在追求母亲，但是为了维护事实真相，为了报社的荣誉，他竟不怕“得罪”母亲，不指名地责备母亲。母亲很钦佩父亲倔强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为个人感情而迁就一切。
1942年，母亲调到报社工作，她在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增加了与父亲的接触，也加深了对父亲的理解。她说:你父亲和报社战友们是一支战斗意志坚定的队伍，是一支官兵同甘苦的友善之军，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日军一次次对边区的“扫荡”中，一边游击，一边坚持出报。在晋察冀边区的老百姓心中，报纸告诉了他们战争的动态，告诉了他们怎样面对战争，怎样参加生产。这种情形，正像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日报》周年时的题词“民族战斗的号筒”，正像父亲在报纸周年时留下的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所描绘的那样: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在1943年的反“扫荡”中，和以往的游击办报一样，报社全体人员在遇到敌情时都是战斗员，而在非战斗时期则各司其职编印报纸。这支队伍毕竟不是战斗部队，不是人人有枪。报社的编辑、记者，基本是每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作为社长的父亲和全体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决不做敌人的俘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
母亲在那年秋季反“扫荡”时已经怀孕8个月，仍和报社其他人员一起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躲避敌人的“追剿”。在漆黑的深夜，母亲在战友的扶持下，行军在山野的荆棘小道上。正当她疲惫不堪时，父亲走到了她身边:“一岚，一定要坚持住，决不要掉队。让我的警卫员来帮助你。”作为一个指挥员，父亲果敢的形象和亲切的话语，给母亲增添了力量。她一手拉着警卫员递过来的步枪背带，一手抓着道边的蒿草，踉踉跄跄地爬上了一座大山。
摆脱了敌人的“追剿”，队伍还要继续前进，而母亲的身体状况很难长时间地坚持，父亲决定让卫生员和母亲留下来。临分别时，父亲叮嘱母亲: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我们会尽快派人来接你。在大山顶一带，没有村庄，只有放羊人挡风避雨的小窑洞。卫生员把母亲安置在一个小窑洞里，又摸到附近的老百姓家找来些许干粮，留下自己的水壶，用从山上搜罗来的蒿草遮掩了一下千疮百孔的窗户，就追赶报社的队伍去了。
“那天夜晚十分的黑，因为怕敌人看见火光，没有点灯，也没有生火。当卫生员离开后，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又冷又乏，你们姐姐那时已经8个月了，在肚子里躁动引发着阵痛。在大山里，时而传来野狼凄厉的嚎叫声，远处还不时响起枪声。我手里紧紧攥着手榴弹。一个战士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孤身一人在寒窑的瑟瑟秋风中，我感到孤独。可是想到你们爸爸临分别时对我的嘱托，要保护好自己，我也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报社会很快派人来接我。”母亲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是说。在那次反“扫荡”中，报社的队伍曾经在河北灵寿县北营村与鬼子的运输队遭遇。夜战中，父亲的坐骑被打死，他却镇定地指挥着报社的同志边战斗，边撤退。报社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隐蔽在阜平大山中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日卜，报社的队伍在这里潜伏了半个月。在食物短缺，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报社的同志们却奇迹般地印发了12期报纸。
对那次反“扫荡”的经历，父亲留有一首诗《忆北营之变》:
客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
弹火燃眉随突变，田梯诀别痛牵衣。
出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
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
临分别时，父亲把他写的《战地歌四拍》抄写在一方丝帕上，送给了母亲
父亲的坚定自若和乐观精神，母亲看在眼中爱在心里，她为父亲火一般的革命热情而感动，也为父亲倚马可待、落笔成章的才华所折服，更为父亲在残酷的战斗中还保持着那种诗人的浪漫气质而倾慕。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事隔一年，在敌人的秋季“扫荡”前夕，母亲和父亲却接到通知，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当时在延安开展了“抢救运动”，康生说“河南的党组织是‘假党’，在河南工作过的干部都要受审查”。1934年至1937年间，父亲在河南大学读书，并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抗日活动，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近一个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父亲被释放，旋即投奔到中共创建的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工作。父亲在党校被列为怀疑对象，接受审查。1944年秋，有消息说敌人又要开始“扫荡”边区，父亲和母亲所在的整风分队被要求分别转移。对来自自己阵营内部的怀疑、打击，父亲心绪沉重。临分别前，他把自己写的《战地歌四拍——反“扫荡”前夕遥寄丁一岚》抄写在一方丝帕上，送给了母亲。
一年又值秋风起，北雁祗南飞，望南来雁影无踪，算不合关山阻?远水绕荒村，莫是枕经眠未晓?明镜菩提勤拂拭，不着人间尘土。
青丝依样似旧时，镇日书空，孤怀无寄!人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心血如潮，七度春秋销北地，数三十又三年，衰逝堪伤天欲晦；问后来岁月，还能几许?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程，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
鼙鼓又声喧，打叠琴书无着处，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咫尺吴头楚尾。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东西。满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别离滋味浓还淡，欲诉又笺残，想将心绪谱奇弦，弹与知音人不见；结伴同行重话旧，不识何时也!果不相逢时，强饭加衣好护持，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
所幸“抢救运动”很快被中央紧急终止，父亲仍回《晋察冀日报》担任总编辑。母亲把这方诗帕视作夫妻情感和精神的历史证物，悉心保存起来。
“文革”初期，父亲成为运动的首要目标之一，母亲也被当作“走资派”受批斗、监督劳改。原来的家被收走，物品被查封，母亲和家人只能携带生活必需品，被扫地出门。母亲把当年结婚时聂荣臻司令员送的礼物——碳精石雕刻花瓶收拾起来(1942年“三八”节前夕，父母亲结婚，边区司令员聂荣臻为这对新人特意准备了家宴，并赠送了礼物)，又把这方丝帕悄悄地缝在自己随身穿的棉袄里面，这是已经冤屈而去的丈夫留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信物。在十年动乱里，无论是站在批斗台上，还是在“专政队”的劳动中，汗水、雨水、泪水浸润着爱人的诗帕。
当“四人帮”被打倒后，当父亲的冤案被昭雪后，母亲才从这件伴随她13年的棉袄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丝帕。他们之间坚贞的爱情和母亲13年含辛茹苦的守望，记录在了这方字迹洇润的丝帕里。
母亲走进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与齐越一起在开国大典上作现场播音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晋察冀日报社得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立即印发了号外。边区的老百姓像过大年一样高兴，奔走相告。夜晚的山村，一束束火把盘绕在崎岖的山道上。受报社委派，母亲向大家播报了朱德总司令命令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的胜利消息。她的情绪激昂，嗓音嘹亮清脆，回荡在山谷间沸腾的人群中。报社的副社长胡开明对父亲讲:丁一岚的声音这么好，怎么原来没有发现，将来我们有了广播电台，她可以去做播音员。一句不经意的话，却成了母亲后半生的经历。
接管日军占领的张家口后，也就从那时开始，母亲走进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大门，开始了她40年的新闻广播工作生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张家口的进攻，共产党的部队、机关暂时撤出了城市，回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当时电台的设备条件很差，播音室就是简陋的土窑洞，电台的同志用棉被把窗户封好，在墙上钉上毛毯，就解决了隔音和减噪问题。天线就架在窑洞上面的山顶上。农村没有电，大家就蹬着脚踏的发电机。从张家口敌伪广播电台那儿搬回的留声机，播放着北平地下党送来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张唱片，作为间歇曲。另外，也经常播放播音员们和电台的职工自己弹唱的革命歌曲。那时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所有的播报都是同期声。对播音员来说，口齿的清晰和播报内容准确无误，是每一个播音员的基本功。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向延安发动进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和播发工作转移到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母亲他们工作的责任更重大了。有一次，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电台，炸弹的气浪把天线炸毁了，把播音室的门窗炸坏了。但是，电台的全体人员马上转移到备用电台，立即开始广播，新华广播电台的电波永不中断。1949年4月21日，母亲很荣幸地播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母亲说她永生难忘。在开国大典上，母亲与齐越一同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担任现场转播的播音员。看到我们的人民军队入场，骑兵方阵万马奔腾；炮兵部队战车轰鸣、炮筒林立；步兵队伍队列齐整，口令声震天；空军的银燕掠过蓝天。她当时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力量无比强大，让他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幸存者扬眉吐气。可是，母亲这份荣幸、激动的经历，却被她封存在心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新闻广播事业中去了。直到1979年国庆30周年的一次专题展览上，当展厅里又回响起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时，母亲才把她的这次光荣经历告诉了一同参观的女儿。
每到父亲祭日时，母亲总会给他写一封信，然后把信烧掉，以此传递她对父亲的感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共和国尘封了13年的历史又缓缓地打开了。母亲被重新任命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父亲的沉冤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经母亲不懈地向党组织上诉，已经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当1979年9月15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父亲生前的领导和老战友、老同事都来了。压抑了13年的感情，蒙受了13年的冤屈，母亲打开了情感的闸门，任泪水肆意地流淌。
自从父亲去世后，如果情况允许，在每年5月18日父亲祭日时，母亲总会给他写一封信，然后把信烧掉，让那一缕青烟把他们远隔两个世界的话语捎去。年复一年，母亲就是这样和父亲表述着心声，传递着感情。在追悼会召开后的一天夜晚，母亲又提起笔给父亲写信:
党终于为你平反了。在追悼会上，你过去的老战友、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都来了。他们为你写了很多挽联，倾吐思念，也讲出他们心中对你的评价。追悼会场的里里外外都是挽联，老朋友说，那简直是书法的荟萃、诗的海洋。孩子们和淑彬姐也都回来了。还记得你给我写的《心盟》吗?我不会写诗，但是我以你这首诗境写了两句:“山海风波心盟永忆， 万家恨雪云际长明”放在你的灵前，算作对你的回赠。亲爱的云特(母亲对父亲的爱称)，你可以安息了。
如同以往发给父亲的信一样，这封信也化作了一缕青烟。
在父亲得到平反后，母亲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际广播的事业中。中国当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百废待兴。母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仍在拼命工作，以期找回丢失的时光。她又回到“文革”前的工作状态，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在家中又很少见到她的身影。开放的中国需要让世界了解，国际广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母亲“文革”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专家工作室工作，她又开始联系那些老专家，把各个语种的专家调配齐整。又着力把国际台外国听众来信组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布置，经常代表电台接见外国听众及来华的客人，从细微之处开展对外交往工作。
母亲恢复工作走上领导岗位后，大概由于她是老广播事业局(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机关在“文革”初第一拨的“走资派”，对“文革”期间机关里的运动情况了解，所以组织上交给她一项特殊的工作——清理机关里的“三种人”，对那些在“文革”中负有严重政治责任的造反派头目进行政治审查。母亲对那些在“文革”中热心运动的造反派，以一种宽容、博大的襟怀来对待。她曾对我说过:“这些人当时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之中，揪出那时他们以为的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热情不该否定。是十年动乱里复杂繁乱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有的人走了邪路。只要没有和林彪、‘四人帮’集团结党营私，只要没有命债，还是应该给他们工作和改过的机会。错误的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太多了，我们应该接受教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总结这些错误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历史教训。”
繁忙的工作之余，母亲整理着父亲的作品，她以这样的辛劳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和爱。《邓拓诗词选》、《邓拓书法选》、《燕山夜话》、《人民新闻家——邓拓》、《邓拓藏画选集》、《邓拓文集》、《邓拓评传》、《邓拓传》、《中国救荒史》等许多父亲的作品和介绍父亲的书籍，在母亲的编辑与协助下相继出版了。她在1979年《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
邓拓同志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1966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从那时起，中国历史揭开了黑暗的一页。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遍及全国，株连何止万千?无数老党员、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权利、党的优良传统被封建法西斯的铁蹄粗暴地践踏、蹂躏；似一场肃杀的寒风，祖国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决不允许它在中国重演!
邓拓同志蒙冤而死，迄今已近13个寒暑了。他以自己的热血润泽了新中国的文苑。……《燕山夜话》再版，我想，这不单是我们对作者的纪念，在身后让自己的作品继续发挥有益于人民的作用，这也正符合作者的初衷。那么，就把它算作邓拓同志献给这美好春天的一束小小的鲜花吧!
在母亲离休后的13年里，她和当年一起打游击的《晋察冀日报》老战友们整理、撰写、编辑、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大事记》、《晋察冀日报史》；和老广播新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了《中国广播新闻史》，用文字记述下了他们从血与火的道路上走过的艰难创业的历程。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夜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1998年9月16日，母亲在《延安颂》青春、圣洁、诗一般悠扬的旋律中，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