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山东省濮城人（现河南省范县），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中国纪实摄影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摄影史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摄影家中，少有像朱宪民这样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关注百姓日常生活，并且以朴素、自然、忠实于生活的态度，记录平民百姓生活的。最可贵的是，不管他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有着怎样的变化，他仍然在摄影中保持着一种平民姿态并具有鲜明的个人视点。
　　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用来拍摄这些普通人，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时间跨度超过五十年，成就了一部“中国民生图像史”。出版了《黄河中原人》《草原人》《黄河百姓》《中国黄河人》《百姓》《躁动》等摄影作品专集。其中，《黄河百姓》被誉为“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
　　摄影家蔡焕松把朱宪民的纪实摄影追求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拍黄河百姓之前的自发关注期；第二阶段是拍黄河百姓的情感表达期；第三阶段是拍老北京系列的自我表现期；第四阶段是拍珠江三角洲系列的主动承担期。
　　朱宪民说：“我的‘黄河情结’已渗入我的经脉血液，它就像一支号角激励着我从黄河百姓的身上将视线散发得更远，让我的纪实摄影之路更长更坚实。这个时代最普通最平常的城市居民、东北工人、珠三角、长三角的外来工就像黄河子民一样，吸引着我一步步走近他们。
　　“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存挣扎，他们的坚强聪慧，他们的乐天知命感染着我的内心，充实着我的专题。记录生活，见证人性。透过对他们细致入微的记录，中国社会30多年的发展变化也悄无声息地展示出来，凝结成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记录。
　　“作为一个摄影家，总得给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东西。我的摄影一直执着于这一信条，不断总结，不断前行。”

　　Q1：请问您是因何与摄影结缘的？又是如何从一个黄河边农家子弟到今天中国摄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的？
　　A：我有兄弟姐妹6人，家里负担很重，所以初中毕业后，16岁的时候就选择了去东北谋生。先到抚顺市“光明照相馆”当学徒，后来又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实践摄影专业。从1968年起，我开始担任《吉林画报》摄影记者，因为工作勤奋努力，有些摄影作品获了一些奖。但是，那时候的摄影作品大多都是摆拍，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
　　1978年，我被调至中国摄影家协会，担任摄影部编辑。在1979年，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深刻地开启了我的摄影心智，他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可以贴得如此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
　　后来，法国纪实摄影师苏瓦约到中国创作，摄影家协会安排我陪同，苏瓦约采用的也正是紀实摄影的创作手法。我发现苏瓦约在拍照上绝不摆布，也不使用三脚架，全部是快照式的抓拍。和他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一直在旁边偷偷用心观察他的拍照观念和方式，看他的站位，看他使用的镜头，看他如何在纷乱的生活景象面前选取镜头。就从那时候起，我改变了以往自己的摆拍摄影方式，开始在纪实摄影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我的故乡——黄河岸边。我要用这种拍照方式回到黄河岸边的家乡去拍摄我的父老乡亲。这一拍就是二十多年，我利用时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拍摄老家周边十几公里的区域，逐渐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我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深情，成为我摄影道路上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我最庆幸这一生能从事最喜欢的工作，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可以一生拍摄的题材。我愿意为此抛弃一切世俗的享乐，付出一生的精力。黄河的拍摄完成了我回报母亲的心愿。我总算没有愧对“黄河的儿子”这个名称。
　　Q2：半个世纪以来，您的镜头一直对准中国时代变迁中的普通民众，是什么缘由让您选择“为老百姓拍照”，并将这一摄影理念作为毕生创作追求的？
　　A：1943年，我出生在黄河渡口旁边。那里是典型的夹河套地形，生活的环境偏僻、封闭、落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人记得最清楚的、最有感情的时代就是童年。直到现在，童年生活的场景历历在目：黄河边的人一生下来就在沙土里。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接生婆埋在沙土里——没有尿布，没有褥子。那种沙土用锅炒、用筛子箩，是暖和的。孩子在沙土里要躺到一岁。因为大人要下地劳动，没有人抱他、照看他啊。
　　我出生的时候是大灾年，黄河都干了。你看过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吧？我出生时家乡就是电影里的那个样子。父亲用车子推着我们逃荒到黄河南岸。我刚会爬，父母要出去干活，不能管我，我扑到砖头垒的炉子旁，烫着了腿。哪里有钱治？一把热乎乎的黄河沙土敷在伤口上，没有发炎，现在连疤痕都没有！直到现在，我还能触摸到黄河边沙土的温度和气息。

　　从出生到16岁离开家乡，我都不知道鞋子里要穿袜子。我还好奇，城里人为什么在棉鞋里还要弄个套子？棉裤里为什么还穿一条裤子？长裤里面还有短裤？那之前，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苹果、香蕉、橘子，因为我的家乡只有枣。
　　Q3：拍了这么多年，您觉得摄影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A：对于我个人来讲，摄影本身所存在价值就是真实的记录。现在的绘画越来越抽象，摄影越来越具象，摄影本身就肩负着记录这个时代社会变迁的一种责任。我常常听到有人表扬其他人的照片说，你的照片好像国画、好像油画。我认为这是极大的讽刺，摄影就是摄影，美术就是美术。摄影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不可重复，真实地记录这个社会，这样才会真正有它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Q4：您的作品以纪实摄影为主。在您看来，纪实摄影的真正魅力和价值在哪里？
　　A：纪实摄影看起来容易，好像谁都可以拍，但实际上拍纪实比风光要难得多。难就难在它要求在一刹那既要快速直接抓取，又要艺术表现，人物布局、光线、情绪等都要考虑到。我在出发去拍照之前脑子里基本上是一张白纸。
　　如果拍照之前就在脑子里构思好今天要拍什么，甚至画好构图，确定用什么光线，画面上有什么人物，这种想法与做法和纪实摄影完全不相容。摄影师就像猎手，碰上什么打什么，见黄羊要打，见野兔也要打，专打一样，“砍倒树抓麻雀，那绝不是好猎手”。
　　纪实的摄影作品一定要有时代的真实感——“今天拍”、“明天看”。它最重要的使命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摄影师一定要与时俱进，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我们要知道，中国不只有北上广，北上广也代表不了中国。你的镜头要更多地聚焦农村、关注西部，多拍摄那里的百姓生活，多关心那里的孩子们，还要表现生态环境、工业科技、医疗教育等等。就是一句话，要坚持、勤奋、善良地去拍照片。
　　Q5：您认为，纪实摄影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A：这么多年来，我的拍摄题材都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人民。我始终认为，艺术是没有门槛的，摄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纪实摄影是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纪实摄影创作的关键要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在摄影创作上，我尤其注重从社会生活深处选取题材，集中反映和表现中国社会的时代变革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作。
　　第二，专业素养是摄影家的安身、立业之“本”。几十年来，在摄影创作、艺术表现、照片整理保存、展览策划设计、作品编辑出版等方方面面，我丝毫不敢懈怠，力求用尽事业之心、做好专业之事。
　　第三，摄影本身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是摄影界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讲，摄影本身所存在的价值就是“真实记录”，这才能叫摄影艺术。摄影本身就肩负着记录时代、社会变迁的责任与使命。
　　Q6：在您那么多著名的摄影作品里，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几幅？
　　A：第一，《民以食为天》。1980 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清一色的土坯房，一座砖瓦房也没有，人们点煤油灯，在井里打水。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每家都没有餐厅，人们都在大街上吃饭，拿着粥和干粮，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这张拍摄的是爷爷和孙女。祖孙之间的情感有非常微妙的表现：孙女捧着碗，眼巴巴地看着爷爷能不能剩下点吃的东西。这是当时中原人民生活最真实的场景记录，非常典型，不管是穿着还是他们手里的餐具。爷爷用的是粗瓷大碗，孙女用的搪瓷碗。上世纪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开始吹拂大地，老旧的生活方式还在继续，人们用的都是搪瓷碗。现在，家家户户还用搪瓷碗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第二，《山村小学》。这是在云南一个边远山村里拍摄的，山村小学的学生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小黑板。小孩子们身上，穿的都是很现代品牌的衣服——假名牌，假名牌也是名牌啊——但身上背的还是传统的教学用具。这样的小黑板我以前也用过。那时候生活很困难，大家买不起笔和纸，所以就用这种小黑板，用粉笔在上面写字，写完了再擦掉，循环利用。这算是学校里最后的教学文具。很多人的童年，尤其在中国，都是这样度过的。但到了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
　　2011 年，我去云南，突然发现那里的学校还在用这种传统的教学用具。这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让我想起几十年前上学时候的情景。其实，照片也是在告诉现在城里的孩子，在边远的地方，还有这样一群人，生活得非常艰难。我记得这张照片拍完不久，这种现象也消失了，因为当地因此获得了一大批社会捐助。纪实摄影就是这样，除了记录这个时代即将消失的影像外，更改变了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甚至还改变了一些人未来的命运。 　　第三，《黄河凌汛》。黄河凌汛是由于下游纬度高于上游，封、开河不同步，冰凌阻塞河道而引起的涨水现象。据历史记载，1855年至1955年的100年间，黄河山东段有 29年发生凌汛决溢，决口近百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人民与政府同凌汛的斗争从未停止。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我们彻底破解了这一“千古之谜”。这幅作品就是记录下黄河凌汛的最后时刻，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第四，《提亲》。这一张照片拍摄于1989年，反映的是中国千百年来从传统包办婚姻向“说媒”形式的转变。三十年过去了，你看今天，很多年轻人都早已又从媒人介绍发展到通过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介相识、相爱了，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Q7：有人觉得在纪实摄影中“越破越穷越艺术”，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A：纪实摄影要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是我反对“越破越穷越艺术”的观点。农民当中有懒汉，也有二流子，就看你拍照的出发点是什么了。生活中确有落后、痛苦、悲惨的场面，可以拍，但不能损伤他人的人格。不能以为自己挎上个照相机就高人一等了。有的人热衷于拍摄穷、傻、下意识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专找变态。穷不是傻！贫富、文化的差别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些“穷哥儿们”的智商可能比我们还高，只是他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把穷、傻当成艺术来表现，这种思想不扭转就拍不出有生命力的东西。
　　Q8：对那些愿意记录真实生活的摄影人，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A：“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一个人拥有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创作，有思想，拼创意，与市场接轨。艺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作品要和别人不一样，要脱俗。
　　纪实摄影一定要以平民性的纪实心态，拍摄百姓生活。首先，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其次，要有起码的平民情结、平民心态；再次，要拍老百姓看得懂的照片，为老百姓服务。纪实摄影如此，商业摄影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