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丛刊》之所以能够在学界获得广泛好评，是众多学者筚路蓝缕、历经半个世纪的潜心研究与努力的结果，凝结了几代学人与编辑的心血。这套丛书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了发起者在选题开发方面所具有的前瞻性眼光，而这种眼光是以深厚的学术底蕴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说明一套经典典籍的成功，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
中华书局是国内古籍学术出版的重镇，“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多年来，中华书局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本文结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出版谈谈对古籍整理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一套将选自古代有关中外关系方面的经典古籍加以整理（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等）编成的丛书。《丛刊》的发起人是向达先生，他1960年在“整理缘起”中说：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就同葱岭以西诸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四世纪以后，我国的许多政治使节、僧侣和商人就不断地前往西域南海诸国，进行政治访问和商业、文化活动。他们不但在促进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有些还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游记和回忆录。这些著述，到现在已成为我们研究亚洲各国古代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
这套《丛刊》主要就是选择这些在“正史”外国传以外的有关中外交通史的著述来加以整理出版。这些文献的一小部分，过去曾有人作过校勘注释，但大部都未经过整理校勘，甚至从未刊印过。还有一些有关西域南海的古地理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些片段散见于各类书之中。现在也把它辑录出来，整理成书，列在“丛刊”里面。并希望这一工作，对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会有一些帮助。
《丛刊》曾得到许多前辈著名学者的关怀和帮助，其中有些人还直接参加了点校和注释等整理工作，如向达、夏鼐、季羡林、朱杰勤、苏继庼、孙毓棠、范祥雍等先生。1979年8月出版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是《丛刊》中较早问世的成果。这是现存有关鉴真东渡的最早、最详尽的一本资料。此部传记在时间上历经半个多世纪，在地域上北至西安、洛阳，南迄海南岛。书中包含我国盛唐时代政治、经济、佛教、地理、社会生活、风土习俗等第一手资料，是后世研究鉴真东渡事迹、中日两国交通关系及佛教与文化交流的一部重要信史。《丛刊》经过学人的多年努力，大部分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呈现。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好与发扬古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取精神相吻合。
作为中外交往史上的佳话，关于玄奘西行的三种名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大唐西域记》均收入本《丛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行文典雅，堪称我国古籍中传记文学和游记文学的名著。它记述玄奘生平最早、最详尽的传记，前五卷记述玄奘早年及其旅游印度的经历，后五卷记述他归国后从事译著的情况。《释迦方志》的撰著者道宣曾参加玄奘主持下的译经活动。他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印度的地理和交通状况，以及历代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事迹，写成此书。《大唐西域记》则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历和得自传闻的138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情况，是一部有关唐代西域历史地理的名著。该书校注本近63万字，经过前后20余年的努力，1985年出版，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图书奖。
2000年，《丛刊》重印，编辑部将原来的“小册子”根据相近主题进行整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形成16册28种的规模。《丛刊》的发展还要做哪些工作呢？
首先，补充一些重要的品种。《西域水道记》记载西域各条河流发源、流域、所入湖泊等详细地理资料，记载范围包括今嘉峪关以西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西北地区。仿《水经注》体例，自为注记，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流域内的政区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名胜古迹、民族变迁等都有详细的考证。作为一部实用价值极大的学术著作，《西域水道記》文字简洁而不失优美生动，很多篇章段落甚至可以作为游记阅读。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进行了《汉书西域传补注》的撰述，考订古代地名沿革，以今证古，与《西域水道记》注重当代地理互有分工。二书在相关内容下往往注有“互见”字样，可见作者匠心。《新疆赋》属于文学创作，记叙乾隆以来平定西域、开疆辟土的功绩，也对新疆南北二路的山川地理作了提纲挈领的描述。2005年出版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朱玉麒先生利用徐松手定稿本、修订本作汇校整理，将徐松的签改、修订按体例加以整合。读者一册在手即可一睹徐氏这部名著的完整形态，更可由徐氏修订的痕迹中窥得其治学、研究的方法及过程。
不过，古籍出版专业性强，有些工作突破原有文史哲的基本范畴，需要交叉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整理谈何容易？比如，明初出现的《回回药方》是唐中叶西方伊斯兰医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编撰的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原书整理难度很大，多年来无人问津。宋岘先生利用自己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兼通俄、英、法语的优势，应用自己长期积累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历史文化知识及中国历史知识，综合运用化学、生物学、药理学知识，对其中的医药名词进行了详细考释，特别对回族医药的渊源、古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医学交流、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书在2000年出版，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其次，对原有的品种进行修订。《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早就引起西方和日本学者的注意，迄今已有法、英、日等多个译本。2009年，整理者王邦维先生对其重新加以增订，《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本1988年首版）增加德国宁梵夫教授（Max Deeg）撰《评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一文，《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本1995年首版）增加王邦维撰《〈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佚文辑考》《玄奘的梵音“四十七言”和义净的“四十九字”》二文和德国宁梵夫教授（Max Deeg）撰《评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一文。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是法显参访印度之旅行纪实。《法显传校注》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外交通史研究大家章巽（丹枫）教授的重要著述之一，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该书的校注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刊印的《思溪圆觉藏》本为底本，参考了多种《法显传》的最早印本及古钞本，充分汲取了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故被学界誉为近年来集法显研究之大成的最有影响的力作。尤为可贵的是，《法显传校注》收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依据作者亲笔校订的原书作了修改，并对业已发现的其他讹误也一并改正。此外，徐文堪、芮传明二位先生参考德国学者宁梵夫教授的新著《作为宗教史料的〈高僧法显传〉——中国最早赴印佛僧之行记翻译》，并尽可能检索国内及欧美、日本学者的一些论著所作“补注”附于书后，方便读者了解原版《校注》出版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法显传》研究的新成果。
通过上述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丛刊》之所以能够在学界获得广泛好评，是众多学者筚路蓝缕、历经半个世纪的潜心研究与努力的结果，凝结了几代学人与编辑的心血。这套丛书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了发起者在选题开发方面所具有的前瞻性眼光，而这种眼光是以深厚的学术底蕴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说明一套经典典籍的成功，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而这两点，与时下热销的今人今注本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年来，与人们渴望回归传统的心理相呼应，图书市场上今人今注的古籍经典的作品屡见不鲜。这些作品对于重新唤起国人对本国古籍经典的关注与热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与正面的作用。同时，由于这些图书在宣传与营销上采取了贴近市场的导向，更能抓住读者的心，所以在销售码洋上也让人另眼相待。
在古籍出版社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与越来越强烈的盈利冲动面前，我们也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的传承与利润的追求方面，古籍出版社该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的二元对立并不能解决问题，相互借鉴、互为补充才是我们思考的方向。《丛刊》中的一些品种，是否可以做一些普及化的工作呢？《丛刊》原来的出版形式比较严肃，可否融入一些现代气息，使内容与形式“双佳”呢？这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大唐西域记校注》自2000年起，多次重印，至今销售万余册，应该说是《丛刊》中最受读者关注的一本。“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即将推出董志翘先生的译注本，简明的注释和清晰顺畅的白话翻译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需求，也将迎接市场的检验。
中华书局是国内古籍学术出版的重镇，“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多年来，中华书局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本文结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出版谈谈对古籍整理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一套将选自古代有关中外关系方面的经典古籍加以整理（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等）编成的丛书。《丛刊》的发起人是向达先生，他1960年在“整理缘起”中说：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就同葱岭以西诸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四世纪以后，我国的许多政治使节、僧侣和商人就不断地前往西域南海诸国，进行政治访问和商业、文化活动。他们不但在促进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有些还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游记和回忆录。这些著述，到现在已成为我们研究亚洲各国古代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
这套《丛刊》主要就是选择这些在“正史”外国传以外的有关中外交通史的著述来加以整理出版。这些文献的一小部分，过去曾有人作过校勘注释，但大部都未经过整理校勘，甚至从未刊印过。还有一些有关西域南海的古地理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些片段散见于各类书之中。现在也把它辑录出来，整理成书，列在“丛刊”里面。并希望这一工作，对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会有一些帮助。
《丛刊》曾得到许多前辈著名学者的关怀和帮助，其中有些人还直接参加了点校和注释等整理工作，如向达、夏鼐、季羡林、朱杰勤、苏继庼、孙毓棠、范祥雍等先生。1979年8月出版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是《丛刊》中较早问世的成果。这是现存有关鉴真东渡的最早、最详尽的一本资料。此部传记在时间上历经半个多世纪，在地域上北至西安、洛阳，南迄海南岛。书中包含我国盛唐时代政治、经济、佛教、地理、社会生活、风土习俗等第一手资料，是后世研究鉴真东渡事迹、中日两国交通关系及佛教与文化交流的一部重要信史。《丛刊》经过学人的多年努力，大部分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呈现。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好与发扬古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取精神相吻合。
作为中外交往史上的佳话，关于玄奘西行的三种名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大唐西域记》均收入本《丛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行文典雅，堪称我国古籍中传记文学和游记文学的名著。它记述玄奘生平最早、最详尽的传记，前五卷记述玄奘早年及其旅游印度的经历，后五卷记述他归国后从事译著的情况。《释迦方志》的撰著者道宣曾参加玄奘主持下的译经活动。他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印度的地理和交通状况，以及历代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事迹，写成此书。《大唐西域记》则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历和得自传闻的138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情况，是一部有关唐代西域历史地理的名著。该书校注本近63万字，经过前后20余年的努力，1985年出版，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图书奖。
2000年，《丛刊》重印，编辑部将原来的“小册子”根据相近主题进行整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形成16册28种的规模。《丛刊》的发展还要做哪些工作呢？
首先，补充一些重要的品种。《西域水道记》记载西域各条河流发源、流域、所入湖泊等详细地理资料，记载范围包括今嘉峪关以西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西北地区。仿《水经注》体例，自为注记，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流域内的政区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名胜古迹、民族变迁等都有详细的考证。作为一部实用价值极大的学术著作，《西域水道記》文字简洁而不失优美生动，很多篇章段落甚至可以作为游记阅读。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进行了《汉书西域传补注》的撰述，考订古代地名沿革，以今证古，与《西域水道记》注重当代地理互有分工。二书在相关内容下往往注有“互见”字样，可见作者匠心。《新疆赋》属于文学创作，记叙乾隆以来平定西域、开疆辟土的功绩，也对新疆南北二路的山川地理作了提纲挈领的描述。2005年出版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朱玉麒先生利用徐松手定稿本、修订本作汇校整理，将徐松的签改、修订按体例加以整合。读者一册在手即可一睹徐氏这部名著的完整形态，更可由徐氏修订的痕迹中窥得其治学、研究的方法及过程。
不过，古籍出版专业性强，有些工作突破原有文史哲的基本范畴，需要交叉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整理谈何容易？比如，明初出现的《回回药方》是唐中叶西方伊斯兰医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编撰的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原书整理难度很大，多年来无人问津。宋岘先生利用自己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兼通俄、英、法语的优势，应用自己长期积累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历史文化知识及中国历史知识，综合运用化学、生物学、药理学知识，对其中的医药名词进行了详细考释，特别对回族医药的渊源、古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医学交流、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书在2000年出版，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其次，对原有的品种进行修订。《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早就引起西方和日本学者的注意，迄今已有法、英、日等多个译本。2009年，整理者王邦维先生对其重新加以增订，《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本1988年首版）增加德国宁梵夫教授（Max Deeg）撰《评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一文，《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本1995年首版）增加王邦维撰《〈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佚文辑考》《玄奘的梵音“四十七言”和义净的“四十九字”》二文和德国宁梵夫教授（Max Deeg）撰《评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一文。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是法显参访印度之旅行纪实。《法显传校注》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外交通史研究大家章巽（丹枫）教授的重要著述之一，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该书的校注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刊印的《思溪圆觉藏》本为底本，参考了多种《法显传》的最早印本及古钞本，充分汲取了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故被学界誉为近年来集法显研究之大成的最有影响的力作。尤为可贵的是，《法显传校注》收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依据作者亲笔校订的原书作了修改，并对业已发现的其他讹误也一并改正。此外，徐文堪、芮传明二位先生参考德国学者宁梵夫教授的新著《作为宗教史料的〈高僧法显传〉——中国最早赴印佛僧之行记翻译》，并尽可能检索国内及欧美、日本学者的一些论著所作“补注”附于书后，方便读者了解原版《校注》出版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法显传》研究的新成果。
通过上述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丛刊》之所以能够在学界获得广泛好评，是众多学者筚路蓝缕、历经半个世纪的潜心研究与努力的结果，凝结了几代学人与编辑的心血。这套丛书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了发起者在选题开发方面所具有的前瞻性眼光，而这种眼光是以深厚的学术底蕴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说明一套经典典籍的成功，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而这两点，与时下热销的今人今注本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年来，与人们渴望回归传统的心理相呼应，图书市场上今人今注的古籍经典的作品屡见不鲜。这些作品对于重新唤起国人对本国古籍经典的关注与热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与正面的作用。同时，由于这些图书在宣传与营销上采取了贴近市场的导向，更能抓住读者的心，所以在销售码洋上也让人另眼相待。
在古籍出版社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与越来越强烈的盈利冲动面前，我们也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的传承与利润的追求方面，古籍出版社该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的二元对立并不能解决问题，相互借鉴、互为补充才是我们思考的方向。《丛刊》中的一些品种，是否可以做一些普及化的工作呢？《丛刊》原来的出版形式比较严肃，可否融入一些现代气息，使内容与形式“双佳”呢？这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大唐西域记校注》自2000年起，多次重印，至今销售万余册，应该说是《丛刊》中最受读者关注的一本。“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即将推出董志翘先生的译注本，简明的注释和清晰顺畅的白话翻译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需求，也将迎接市场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