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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红军先遣队是会理会议后，由中革军委组建的为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开路的先锋。在其存在的短短数天时间内，中央红军先遣队逢敌开路、遇河搭桥，谱写了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协助夺取泸定桥等一系列英雄史诗，胜利地完成了既定任务。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跳出敌军重兵包围、顺利北上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聂荣臻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在这其中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聂荣臻 中央红军先遣队 历史贡献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广大地区，并最终于1935年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跳出了数十万敌軍的包围圈。随后在会理会议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会后，中央红军执行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于5月20日到达泸沽地区。此时，尾追的国民党薛岳部已到达金沙江一线，川军也在向大渡河急进，妄图前后夹击红军。为了顺利通过泸沽至安顺场这一片彝族聚居区，迅速抢渡大渡河。中革军委组织了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一个工作队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任政治委员，作为中央红军北上的先锋队和侦察队。此后，这支先遣队逢敌开路、遇河搭桥，谱写了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协助夺取泸定桥等一系列英雄史诗，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出一条道路。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跳出敌军重兵包围、顺利北上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聂荣臻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在这其中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巧过大凉山，争取彝人支持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1935年5月20日，“红1军团攻占礼州，当晚进至泸沽地域并向冕宁侦察”[1]。同一天，中革军委也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已经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之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和绕过会理北上已经使敌军预知和预防红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的意图，敌军已经开始在大渡河两岸布防以打破红军的渡河计划。因此，中革军委要求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军作战、机动，争取赤化﹝四川﹞，为战略上基本方针”[2]。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同日组建了以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一个工作队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北上开路。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先遣队的任务，首先是通过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区。”[3]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彝民进行欺压和盘剥。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还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和奴隶主等多重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活极端贫困。这就造成了彝族、汉族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长期的民族隔阂。他们不信任汉人，痛恨汉人，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聚居区。同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势力也竭力污蔑和攻击红军，使红军“妖魔化”，挑起各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仇视和恐慌。如今，中央红军要想通过彝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就成为中央红军顺利北上的关键所在，成为红军先遣队和聂荣臻的重要任务。
在中央红军进入彝族地区后，就立即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下简称《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4]《布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反抗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因此，在先遣队进入彝区前，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对部队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求部队要广泛宣传《布告》以安定彝族人民，同时还调查了彝族的风俗习惯，研究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对策，为进入彝区作了充足的准备。1935年5月21日，先遣队在占领冕宁县城后便立即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作为人质的彝族首领，并请他们喝酒、谈心，宣传《布告》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先遣队随后还在冕宁县城公开张贴出《布告》，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5月22日，先遣队从冕宁大桥镇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在行至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地区时，遭到彝族罗洪、老伍、沽鸡（即沽基）等家族的阻拦。先遣队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一面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经过努力，说服了老伍族保持中立，对罗洪族则采取政治上争取、军事上打击的政策，对沽基族则采取友好相处、争取支持的态度。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先遣队还帮助小叶丹组建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帮助彝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政府和军阀的统治。这些都为之后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区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后来，聂荣臻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在沽基家等部族的护送下，我们通过了彝族区，二十三日到达擦罗。红军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沽基家等部族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5]
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遣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争取了大多数彝族同胞的支持，使得中央红军得以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为之后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打破敌军围剿争取了时间。在这其中，作为政委的聂荣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强渡大渡河，撕开天险防线
1935年5月23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向大渡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安顺场方向急行军。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其沿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素称为“天险”。安顺场作为大渡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70多年前，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石达开曾率领数万军队在此尝试北渡大渡河，但惨遭清军重兵包围而全军覆没。此时，蒋介石也判断中央红军必定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一面派遣军队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下令追击部队迅速由金沙江北上，并派军队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因此，先遣队能否渡过大渡河、控制两岸渡口，关系着整个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5月24日晚上9时，先遣队在大雨中经过7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附近。刘伯承和聂荣臻来不及休整便立即赶到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一师一团一营下达消灭安顺场守敌、寻找船只完成渡河准备的任务。聂荣臻对一营营长孙继先说道：“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石达开是什么人？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名将，官封翼王，70多年前率起义军转战到这里，就是因为没能渡过大渡河，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也被清军杀害。现在我们前面是川军重兵扼守的大渡河，后面是金沙江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几十万追兵，往西南是八百里荒凉地区，与当年石达开的处境极为相似。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6]在聂荣臻的动员和激励下，一营当晚便歼灭安顺场守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而“河水轰隆的巨大咆哮声，淹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现。”[7]
5月25日，先遣队开始强渡大渡河。战前，刘伯承和聂荣臻亲自向部队领导交代任务，一起制定渡河方案，聂荣臻指出：“渡河能否成功关系全军成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8]随后，由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成功击退守敌，控制了对岸渡口，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逃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为中央红军开辟出一条北上的道路，谱写了一曲英雄的史诗。后来，聂荣臻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我和伯承同志在河边观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为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感到骄傲，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9]
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遣队以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强渡大渡河，撕破天险防线，在极其危急的时刻为中央红军开辟出一条北上的道路，为中央红军之后彻底跳出敌人的围剿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这期间，聂荣臻所展现出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的革命必胜信心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三、协助夺取泸定桥，胜利完成既定任务
1935年5月26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队全部渡过大渡河。随后赶来的红一师二团、三团和干部团也先后从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但由于大渡河水急浪高，无法架设浮桥，而找到的四只渡船里，也只有一只渡船能够使用，其他三只还需要修理。中央红军数万人马要想在几天内通过这仅有的几只渡船过河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此时在后面追击的薛岳部正昼夜不停地向大渡河急进，情况十分紧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聂荣臻、刘伯承、林彪召开紧急会议，指出必须迅速夺取并控制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渡河点，中央红军主力才能跨过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师。会议作出部署：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循大渡河东岸;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西岸，两路纵队夹河北上，协同夺取泸定桥。
强渡大渡河后，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沿着险峻的小道日夜兼程向北急进，一路打垮敌人多道阻击，强有力地策应了左纵队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任务。聂荣臻在行军中通过及时审讯俘虏，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并根据敌情迅速改变原定计划，击溃敌军，为夺桥任务的及时胜利完成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542-543.
【2】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543.
【3】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
【5】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6】《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74.
【7】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8】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5.
【9】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10】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1.
【11】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1.
【12】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1.
作者简介：高云飞（1993—），男，汉，陕西咸陽人，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思想史及人物研究。
【关键词】：聂荣臻 中央红军先遣队 历史贡献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广大地区，并最终于1935年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跳出了数十万敌軍的包围圈。随后在会理会议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会后，中央红军执行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于5月20日到达泸沽地区。此时，尾追的国民党薛岳部已到达金沙江一线，川军也在向大渡河急进，妄图前后夹击红军。为了顺利通过泸沽至安顺场这一片彝族聚居区，迅速抢渡大渡河。中革军委组织了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一个工作队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任政治委员，作为中央红军北上的先锋队和侦察队。此后，这支先遣队逢敌开路、遇河搭桥，谱写了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协助夺取泸定桥等一系列英雄史诗，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出一条道路。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跳出敌军重兵包围、顺利北上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聂荣臻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在这其中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巧过大凉山，争取彝人支持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1935年5月20日，“红1军团攻占礼州，当晚进至泸沽地域并向冕宁侦察”[1]。同一天，中革军委也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已经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之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和绕过会理北上已经使敌军预知和预防红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的意图，敌军已经开始在大渡河两岸布防以打破红军的渡河计划。因此，中革军委要求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军作战、机动，争取赤化﹝四川﹞，为战略上基本方针”[2]。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同日组建了以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一个工作队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北上开路。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先遣队的任务，首先是通过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区。”[3]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彝民进行欺压和盘剥。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还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和奴隶主等多重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活极端贫困。这就造成了彝族、汉族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长期的民族隔阂。他们不信任汉人，痛恨汉人，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聚居区。同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势力也竭力污蔑和攻击红军，使红军“妖魔化”，挑起各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仇视和恐慌。如今，中央红军要想通过彝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就成为中央红军顺利北上的关键所在，成为红军先遣队和聂荣臻的重要任务。
在中央红军进入彝族地区后，就立即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下简称《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4]《布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反抗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因此，在先遣队进入彝区前，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对部队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求部队要广泛宣传《布告》以安定彝族人民，同时还调查了彝族的风俗习惯，研究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对策，为进入彝区作了充足的准备。1935年5月21日，先遣队在占领冕宁县城后便立即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作为人质的彝族首领，并请他们喝酒、谈心，宣传《布告》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先遣队随后还在冕宁县城公开张贴出《布告》，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5月22日，先遣队从冕宁大桥镇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在行至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地区时，遭到彝族罗洪、老伍、沽鸡（即沽基）等家族的阻拦。先遣队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一面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经过努力，说服了老伍族保持中立，对罗洪族则采取政治上争取、军事上打击的政策，对沽基族则采取友好相处、争取支持的态度。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先遣队还帮助小叶丹组建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帮助彝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政府和军阀的统治。这些都为之后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区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后来，聂荣臻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在沽基家等部族的护送下，我们通过了彝族区，二十三日到达擦罗。红军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沽基家等部族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5]
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遣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争取了大多数彝族同胞的支持，使得中央红军得以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为之后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打破敌军围剿争取了时间。在这其中，作为政委的聂荣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强渡大渡河，撕开天险防线
1935年5月23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向大渡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安顺场方向急行军。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其沿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素称为“天险”。安顺场作为大渡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70多年前，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石达开曾率领数万军队在此尝试北渡大渡河，但惨遭清军重兵包围而全军覆没。此时，蒋介石也判断中央红军必定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一面派遣军队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下令追击部队迅速由金沙江北上，并派军队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因此，先遣队能否渡过大渡河、控制两岸渡口，关系着整个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5月24日晚上9时，先遣队在大雨中经过7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附近。刘伯承和聂荣臻来不及休整便立即赶到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一师一团一营下达消灭安顺场守敌、寻找船只完成渡河准备的任务。聂荣臻对一营营长孙继先说道：“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石达开是什么人？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名将，官封翼王，70多年前率起义军转战到这里，就是因为没能渡过大渡河，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也被清军杀害。现在我们前面是川军重兵扼守的大渡河，后面是金沙江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几十万追兵，往西南是八百里荒凉地区，与当年石达开的处境极为相似。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6]在聂荣臻的动员和激励下，一营当晚便歼灭安顺场守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而“河水轰隆的巨大咆哮声，淹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现。”[7]
5月25日，先遣队开始强渡大渡河。战前，刘伯承和聂荣臻亲自向部队领导交代任务，一起制定渡河方案，聂荣臻指出：“渡河能否成功关系全军成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8]随后，由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成功击退守敌，控制了对岸渡口，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逃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为中央红军开辟出一条北上的道路，谱写了一曲英雄的史诗。后来，聂荣臻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我和伯承同志在河边观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为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感到骄傲，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9]
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遣队以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强渡大渡河，撕破天险防线，在极其危急的时刻为中央红军开辟出一条北上的道路，为中央红军之后彻底跳出敌人的围剿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这期间，聂荣臻所展现出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的革命必胜信心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三、协助夺取泸定桥，胜利完成既定任务
1935年5月26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队全部渡过大渡河。随后赶来的红一师二团、三团和干部团也先后从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但由于大渡河水急浪高，无法架设浮桥，而找到的四只渡船里，也只有一只渡船能够使用，其他三只还需要修理。中央红军数万人马要想在几天内通过这仅有的几只渡船过河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此时在后面追击的薛岳部正昼夜不停地向大渡河急进，情况十分紧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聂荣臻、刘伯承、林彪召开紧急会议，指出必须迅速夺取并控制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渡河点，中央红军主力才能跨过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师。会议作出部署：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循大渡河东岸;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西岸，两路纵队夹河北上，协同夺取泸定桥。
强渡大渡河后，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沿着险峻的小道日夜兼程向北急进，一路打垮敌人多道阻击，强有力地策应了左纵队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任务。聂荣臻在行军中通过及时审讯俘虏，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并根据敌情迅速改变原定计划，击溃敌军，为夺桥任务的及时胜利完成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542-543.
【2】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543.
【3】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
【5】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6】《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74.
【7】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8】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5.
【9】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0.
【10】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1.
【11】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1.
【12】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J].学习与研究，1986：11.
作者简介：高云飞（1993—），男，汉，陕西咸陽人，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思想史及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