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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的赵金宝很久没有这样累过了，连续工作了一个月，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一天也没休息过。
赵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一身衣着也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衣和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的确良西裤，脚上蹬着运动鞋也是儿子的淘汰产品。只有鼻梁上架着锈迹斑斑的眼镜还提醒着人们，他在陕西作为乡村教师的14年知青生活。
然而青春不再。赵疲惫的眼神又迅速地将我们拉回现实：他现在是一个盼着早点退休回家抱孙子的国企职工。
8月26日，在东城区销声匿迹三年多的同日升北新桥粮行在雍和宫大街重新开张。一个月前，赵金宝和另外13位同事还是一家国营副食店的职工。
赵金宝现在是北新粮行的值班班长。“改行”还不到一个月，赵发现卖粮食比卖副食累多了。以前干副食店那会，两班倒，大家干半天歇一天，虽然一个月工资也就六、七百块，但活不多。现在，14个人连轴转，仍然忙不过来，有的同事一天都要卸100多袋大米。
开张到现在，粮行每天都是顾客盈门，生意红火。这让赵始料未及。粮行其实是个小门脸，面积不到80平方米，人一多，不免就显得熙熙攘攘。来的顾客不光是附近的街坊四邻，还有从昌平和怀柔过来的远地客，赵甚至还接到过河北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求邮寄购买杂粮。
粮行门道
粮行虽小，名气却大。赵金宝说，到目前为止，找上门来采访的媒体，算起来已经有15家。
国营粮店又出现了——不仅媒体好奇，老百姓也觉得有意思。于是，很多顾客从电视、报纸里得知消息，也闻讯赶来看个究竟。
比媒体的报道更有广告效应的是同日升背后的信誉。同日升虽然百年老店，但是成立20多年来，在东城区也是响当当的一块牌子。正如一进粮行看到的墙壁上的“诚信”二字，老百姓口碑相传，这才有了顾客如潮。
“你看一些农贸市场上的棒子米面金黄金黄的，多好看，大米也不生虫。可这些都是染了颜色，上了药的！吃了对人不好。”赵金宝告诉《经济》记者，这些事在同日升绝对不允许发生。
同日升花费了20多年树立了诚信的品牌，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诚信给予了老百姓一个保证，同时也给同日升提供了商机。
当时决定把副食店改成粮行时，上级主管单位——奥士凯集团的相关管理人员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买粮要求，同时也注意到可以盘活国营的无形资产。但是鉴于种种原因，最后店名里没有加上国营二字。但是老百姓还是习惯称呼它国营粮店。
来同日升的还是银发族居多。一些是老顾客，二十多年都在同日升买米买面，成了习惯，也吃着放心；还有一些，是看了媒体宣传之后，冲着保健来买杂粮的。
现在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开始注意饮食健康，吃杂粮有益身体。把文化和杂粮结合在一起，宣扬中华饮食文化，同样也是同日升的初衷之一。
做的是五谷生意，打的是杂粮品牌。在同日升，杂粮明显地就抢了五谷的风头。尽管在促销阶段东北大米进价销售——1.5元一斤，但来这里的顾客，更多是冲着那些杂粮来的。赵金宝介绍说，粮行里的杂粮窝头粉一天要卖近1000斤。
与超市里卖杂粮不同，同日升品种齐全，现在已经有83种，到明年将增加到130多种，涵盖到大部分品种。而且还主动替顾客找新品种的杂粮，一来满足了顾客需要，二来也丰富了品种。
与超市和农贸市场的区别还在于，粮行里有杂粮专家提供咨询。现在，粮行最宝贝的就是5个懂粮食的老师傅。“粮食里的学问深着呢。”赵金宝说，现在能分清130多种杂粮并且可以辨识良莠的人越来越少。
粮行还会根据顾客特点推荐适合的搭配组合。赵金宝介绍说，以后会依季节变化，推出更多的产品。
在粮行里，经常会听到顾客问：“降血压吃什么？降血脂吃什么？”显然他们已经把杂粮和医治百病联系在一起了。
而这也正是粮行所乐见的。目前，杂粮是粮行的主要利润来源。
赵介绍说，粮食行业向来是薄利多销，大米的毛利不到7%，而杂粮的毛利一般都在10%以上。此外，制作杂粮馒头、窝头的主食厨房的收益大概是30%，把杂粮加工成成品利润更高。
国营意味
“我们是国营粮店。”这是赵金宝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事实也是如此。
同日升粮行现在是北京市区惟一一家国营粮店。在人们习惯了去超市和农贸市场买粮食的今天，国营粮店更多是一个记忆的镜像——早已经淡出日常生活。
从2001年起，国家启动了庞大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计划，部分放开粮食收购、销售和价格的管制，催生了大批民营粮店的兴起。
这些民营企业，总能以高于国营粮店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后又以低于国营粮店零售价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国有粮店最终在于民营企业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历史债务、人员负担沉重是国企失利的重要原因。
到1997年底，全国粮食企业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资金总计达2140亿元。巨额的粮食亏损和财务挂账，不仅使粮食企业生存维艰，而且银行和财政难以承受，国家也不堪重负。
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业内人士指出，这是因为迄今国有粮食企业依然政企职能不分，产权界定模糊，存在着严重缺陷，诸如缺乏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营机制，等等。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冗员太多。
赵金宝所在的同日升粮行，原来隶属于北京市东城区粮食局。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东城区粮食局、物价局、副食公司共同组建了奥士凯集团，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奥士凯集团副总经理王树惠向《经济》记者介绍说，集团现在有1700多名退休职工，企业负担沉重。
国营粮店的“国营”二字对消费者意味着价低、物美、安全这些看得见的实惠。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国营职工长期以来成本观念薄弱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从长远看，“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薪酬体系会削弱职工的敬业精神，最终也会影响到国企职工提供的产品的质量。
对于职工来说，国营更像是沉重的包袱，它是和低工资相联系的。
僧多粥少就是奥士凯目前的困境。就在一个月前，赵金宝和他同事从副食店——同样同属于奥士凯集团——每月领取的薪水也不过六、七百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07年上半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即便现在，粮行生意兴隆，算上加班费和奖金，赵每月薪水也不过刚过1000多元，而赵的工资在同事中可以称得上是高薪了。虽然薪水比过去多了几百块，但是辛苦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粮行职工现在反映的最大问题。赵甚至恳切地建议记者向上级部门反映职工的困难。
显然，在企业内部，职工还难以凭借一己之力争取更高的劳动报酬。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计划经济年代的国企，官僚主义盛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营困顿。
赵金定说，现在才刚刚开张一个月，同事的积极性还能调动，但这种创业初期的兴奋谁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
新瓶老酒？
奥士凯集团副总经理王树惠说起卖粮来倒是一身轻松。
“这里面挺好玩的。不过玩也是工作嘛。”王对记者说，接着就讲述了很多粮店设计和装修中的细节，比如墙上挂的诚信字幅是他去河北请人写的；后门是用松木做的，真材实料；装杂粮的瓶子是从宜家买回来的，这样可以确保品味，吸引年轻人。
王树惠说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他花了30元买了张清明上河图，又花了800元装裱了一番，但现在还没来得及挂起来。
当记者提及粮行职工劳动强度大、工资低时，王解释说，最累的不是“前面”的，而是在库房、加工车间的职工。说着，还学着胳膊抬不起来的样子，模仿职工的劳累程度。原来，直到今天粮行一些原料加工仍然靠人工完成。
对于这些快要累折了胳膊的职工来说，现在倒是有一则好消息可以预告，王副总经理近期打算购买两台机器，但是他抱怨机器的成本太高——价格贵，非常耗电，而且折旧快。他说人手够的话，还是人工比较划算。
但人工划算和工资低还不能画等号。王面对现在职工加薪的要求显得很平静：“国企就是这样嘛。”
王树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粮行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18万，按照13%的利润率，一个月毛利不到3万元，再减去税收、水电，职工每月能拿到1000元就很不错了。
以后营业额提高了，职工工资会有大幅增长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王解释说，“我们还指望这个店赚钱呢，粮行是集团投资建起来的，以后盈利多了，当然要上缴利润。”
同日升粮行是在重蹈昨日国营粮店的覆辙，还是在开辟一条新的商业道路？王的装修设计显然给国营粮店重塑一张全新的面孔，但是在内在机制上，我们感到仍然是颗陈旧的心脏在无力地跳动。
员工激励机制、薪酬体制、企业管理，一切如昨。这不禁让人为北京仅存的国营粮店捏把汗。拿着微薄薪水的员工能将热情进行到底吗？这恐怕不是简单的精神动力问题了。
对于粮行的未来，奥士凯集团发现了国营二字对于粮店的剩余价值。他们憧憬着一个国营粮店黄金时代的再次到来。
正如王树惠所说的，他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在他十一黄金周假日后的工作计划中，第一项就是立刻把那幅清明上河图挂到墙上去，这样粮行看起来会更加有文化氛围。而且还有更重大的项目在等待着他去完成：集团打算明年在西城区开家分店，那将又是一次展示他的装修才华的大好机会。此外他还需要继续盘算机器和人力的成本高低问题。
而网上粮行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但经费仍旧是个问题，专业人士计算出来的预算金额超过8万元。王觉得高得有点离谱。他装修同日升粮行只花了3万多。可惜的是，传闻粮行所在的那片老宅子也列入政府的拆迁计划，只是不太确定最后的拆迁时间——这对于刚开张的同日升北新桥粮行可不是好消息。
赵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一身衣着也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衣和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的确良西裤，脚上蹬着运动鞋也是儿子的淘汰产品。只有鼻梁上架着锈迹斑斑的眼镜还提醒着人们，他在陕西作为乡村教师的14年知青生活。
然而青春不再。赵疲惫的眼神又迅速地将我们拉回现实：他现在是一个盼着早点退休回家抱孙子的国企职工。
8月26日，在东城区销声匿迹三年多的同日升北新桥粮行在雍和宫大街重新开张。一个月前，赵金宝和另外13位同事还是一家国营副食店的职工。
赵金宝现在是北新粮行的值班班长。“改行”还不到一个月，赵发现卖粮食比卖副食累多了。以前干副食店那会，两班倒，大家干半天歇一天，虽然一个月工资也就六、七百块，但活不多。现在，14个人连轴转，仍然忙不过来，有的同事一天都要卸100多袋大米。
开张到现在，粮行每天都是顾客盈门，生意红火。这让赵始料未及。粮行其实是个小门脸，面积不到80平方米，人一多，不免就显得熙熙攘攘。来的顾客不光是附近的街坊四邻，还有从昌平和怀柔过来的远地客，赵甚至还接到过河北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求邮寄购买杂粮。
粮行门道
粮行虽小，名气却大。赵金宝说，到目前为止，找上门来采访的媒体，算起来已经有15家。
国营粮店又出现了——不仅媒体好奇，老百姓也觉得有意思。于是，很多顾客从电视、报纸里得知消息，也闻讯赶来看个究竟。
比媒体的报道更有广告效应的是同日升背后的信誉。同日升虽然百年老店，但是成立20多年来，在东城区也是响当当的一块牌子。正如一进粮行看到的墙壁上的“诚信”二字，老百姓口碑相传，这才有了顾客如潮。
“你看一些农贸市场上的棒子米面金黄金黄的，多好看，大米也不生虫。可这些都是染了颜色，上了药的！吃了对人不好。”赵金宝告诉《经济》记者，这些事在同日升绝对不允许发生。
同日升花费了20多年树立了诚信的品牌，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诚信给予了老百姓一个保证，同时也给同日升提供了商机。
当时决定把副食店改成粮行时，上级主管单位——奥士凯集团的相关管理人员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买粮要求，同时也注意到可以盘活国营的无形资产。但是鉴于种种原因，最后店名里没有加上国营二字。但是老百姓还是习惯称呼它国营粮店。
来同日升的还是银发族居多。一些是老顾客，二十多年都在同日升买米买面，成了习惯，也吃着放心；还有一些，是看了媒体宣传之后，冲着保健来买杂粮的。
现在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开始注意饮食健康，吃杂粮有益身体。把文化和杂粮结合在一起，宣扬中华饮食文化，同样也是同日升的初衷之一。
做的是五谷生意，打的是杂粮品牌。在同日升，杂粮明显地就抢了五谷的风头。尽管在促销阶段东北大米进价销售——1.5元一斤，但来这里的顾客，更多是冲着那些杂粮来的。赵金宝介绍说，粮行里的杂粮窝头粉一天要卖近1000斤。
与超市里卖杂粮不同，同日升品种齐全，现在已经有83种，到明年将增加到130多种，涵盖到大部分品种。而且还主动替顾客找新品种的杂粮，一来满足了顾客需要，二来也丰富了品种。
与超市和农贸市场的区别还在于，粮行里有杂粮专家提供咨询。现在，粮行最宝贝的就是5个懂粮食的老师傅。“粮食里的学问深着呢。”赵金宝说，现在能分清130多种杂粮并且可以辨识良莠的人越来越少。
粮行还会根据顾客特点推荐适合的搭配组合。赵金宝介绍说，以后会依季节变化，推出更多的产品。
在粮行里，经常会听到顾客问：“降血压吃什么？降血脂吃什么？”显然他们已经把杂粮和医治百病联系在一起了。
而这也正是粮行所乐见的。目前，杂粮是粮行的主要利润来源。
赵介绍说，粮食行业向来是薄利多销，大米的毛利不到7%，而杂粮的毛利一般都在10%以上。此外，制作杂粮馒头、窝头的主食厨房的收益大概是30%，把杂粮加工成成品利润更高。
国营意味
“我们是国营粮店。”这是赵金宝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事实也是如此。
同日升粮行现在是北京市区惟一一家国营粮店。在人们习惯了去超市和农贸市场买粮食的今天，国营粮店更多是一个记忆的镜像——早已经淡出日常生活。
从2001年起，国家启动了庞大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计划，部分放开粮食收购、销售和价格的管制，催生了大批民营粮店的兴起。
这些民营企业，总能以高于国营粮店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后又以低于国营粮店零售价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国有粮店最终在于民营企业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历史债务、人员负担沉重是国企失利的重要原因。
到1997年底，全国粮食企业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资金总计达2140亿元。巨额的粮食亏损和财务挂账，不仅使粮食企业生存维艰，而且银行和财政难以承受，国家也不堪重负。
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业内人士指出，这是因为迄今国有粮食企业依然政企职能不分，产权界定模糊，存在着严重缺陷，诸如缺乏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营机制，等等。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冗员太多。
赵金宝所在的同日升粮行，原来隶属于北京市东城区粮食局。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东城区粮食局、物价局、副食公司共同组建了奥士凯集团，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奥士凯集团副总经理王树惠向《经济》记者介绍说，集团现在有1700多名退休职工，企业负担沉重。
国营粮店的“国营”二字对消费者意味着价低、物美、安全这些看得见的实惠。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国营职工长期以来成本观念薄弱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从长远看，“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薪酬体系会削弱职工的敬业精神，最终也会影响到国企职工提供的产品的质量。
对于职工来说，国营更像是沉重的包袱，它是和低工资相联系的。
僧多粥少就是奥士凯目前的困境。就在一个月前，赵金宝和他同事从副食店——同样同属于奥士凯集团——每月领取的薪水也不过六、七百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07年上半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即便现在，粮行生意兴隆，算上加班费和奖金，赵每月薪水也不过刚过1000多元，而赵的工资在同事中可以称得上是高薪了。虽然薪水比过去多了几百块，但是辛苦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粮行职工现在反映的最大问题。赵甚至恳切地建议记者向上级部门反映职工的困难。
显然，在企业内部，职工还难以凭借一己之力争取更高的劳动报酬。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计划经济年代的国企，官僚主义盛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营困顿。
赵金定说，现在才刚刚开张一个月，同事的积极性还能调动，但这种创业初期的兴奋谁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
新瓶老酒？
奥士凯集团副总经理王树惠说起卖粮来倒是一身轻松。
“这里面挺好玩的。不过玩也是工作嘛。”王对记者说，接着就讲述了很多粮店设计和装修中的细节，比如墙上挂的诚信字幅是他去河北请人写的；后门是用松木做的，真材实料；装杂粮的瓶子是从宜家买回来的，这样可以确保品味，吸引年轻人。
王树惠说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他花了30元买了张清明上河图，又花了800元装裱了一番，但现在还没来得及挂起来。
当记者提及粮行职工劳动强度大、工资低时，王解释说，最累的不是“前面”的，而是在库房、加工车间的职工。说着，还学着胳膊抬不起来的样子，模仿职工的劳累程度。原来，直到今天粮行一些原料加工仍然靠人工完成。
对于这些快要累折了胳膊的职工来说，现在倒是有一则好消息可以预告，王副总经理近期打算购买两台机器，但是他抱怨机器的成本太高——价格贵，非常耗电，而且折旧快。他说人手够的话，还是人工比较划算。
但人工划算和工资低还不能画等号。王面对现在职工加薪的要求显得很平静：“国企就是这样嘛。”
王树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粮行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18万，按照13%的利润率，一个月毛利不到3万元，再减去税收、水电，职工每月能拿到1000元就很不错了。
以后营业额提高了，职工工资会有大幅增长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王解释说，“我们还指望这个店赚钱呢，粮行是集团投资建起来的，以后盈利多了，当然要上缴利润。”
同日升粮行是在重蹈昨日国营粮店的覆辙，还是在开辟一条新的商业道路？王的装修设计显然给国营粮店重塑一张全新的面孔，但是在内在机制上，我们感到仍然是颗陈旧的心脏在无力地跳动。
员工激励机制、薪酬体制、企业管理，一切如昨。这不禁让人为北京仅存的国营粮店捏把汗。拿着微薄薪水的员工能将热情进行到底吗？这恐怕不是简单的精神动力问题了。
对于粮行的未来，奥士凯集团发现了国营二字对于粮店的剩余价值。他们憧憬着一个国营粮店黄金时代的再次到来。
正如王树惠所说的，他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在他十一黄金周假日后的工作计划中，第一项就是立刻把那幅清明上河图挂到墙上去，这样粮行看起来会更加有文化氛围。而且还有更重大的项目在等待着他去完成：集团打算明年在西城区开家分店，那将又是一次展示他的装修才华的大好机会。此外他还需要继续盘算机器和人力的成本高低问题。
而网上粮行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但经费仍旧是个问题，专业人士计算出来的预算金额超过8万元。王觉得高得有点离谱。他装修同日升粮行只花了3万多。可惜的是，传闻粮行所在的那片老宅子也列入政府的拆迁计划，只是不太确定最后的拆迁时间——这对于刚开张的同日升北新桥粮行可不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