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松涛
　　“熊氏珐琅”第三代传人，2007年在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会上，以世界上第一款银坯掐金丝珐琅夹板的陀飞轮腕表——“蝶恋花”惊艳四座，成为中国珐琅工艺的领军人物。
　　珐琅制作是一种舶来工艺，但对于我，它亦是一段家族的往事。
　　珐琅工艺从欧洲传至中国，已经是清代初年。当时康熙帝开放海禁，这项融合绘画、烧制的西洋技艺就传到了广州，再辗转入京，受到了皇室宫廷的喜欢。当时民间称之为“洋瓷”，宫内则称其为“珐琅”。到了乾隆时期，宫廷珐琅的制作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光绪中期，我的祖父开始在宫廷造办处位于通州的一间作坊里学徒。当时，他跟着宫廷匠师们每天埋头于宫廷珐琅器的制作之中，生活非常艰辛，却将宫廷珐琅技艺的点点滴滴都吃透了。此时的珐琅工艺距离引进时已有200余年，历经中国工匠改进，技术上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我的祖父在营造处工作了近20年。随着辛亥革命、清廷退位，营造处停办，他才带着这门手艺返回乡里，成为一名独立珐琅工匠。早年谋生的技艺都是父子相承，我的父亲很自然地随着祖父成为了一名珐琅匠师。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69年。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出口创汇，开始复兴一些海外销路好的传统工艺。年逾古稀的祖父凭着高超珐琅制作手艺，带领村里几个乡亲创办了靛庄花丝厂。起初工厂主要生产花丝镶嵌品，随后也建立了景泰蓝制作车间。我从小就是这里耳濡目染着珐琅工艺长大的。
　　祖传的技艺对外人保密，我却非常熟悉，但我少年时却从未打算接祖父和父亲的班。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所谓家族，其实是一种脱不掉的责任。最早的压力来自我的父亲，1998年，当我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不久，父亲便严令我回到位于通州乡间的花丝厂工作。对一名向往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于是我常常溜到北京去逛街玩耍，直到有一天，我在王府井散心时偶然见到一只非常昂贵的瑞士手表。产品介绍说表盘的工艺如何如何之难。可我一看就知道，这和我每天见到的祖传珐琅技术非常相似，只是一些技术细节互有高低。
　　于是我回到工厂，开始试着中祖传工艺去做这样一个表盘。在反复的炽炼之中，我经历一次次失败，而某种倔强，以及珐琅工艺中的魔力犹如一团火焰，在我心里越燃越旺。我开始游离于东方、西方技艺之间，思考东方、西方的艺术审美。日复一日地探索让我渐渐变得安静、专注。数年如一日，我在珐琅技艺中渐渐找到了只属于自己的东西。
　　如今，我和祖父、父亲以及这座靛庄花丝厂一样，很享受在京郊小村里的生活，我也开始理解他们对艺术的心态与执着。40年了，他们的工作室从没动过，也不想动。他们认为这儿比城市好得多，城里太过喧嚣……
　　这些家族往事，就像是某种在内心涓涓流过的责任。回忆它时，我能感到传承所带来的一种幸福感。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在父辈、祖辈的基础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