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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文化散文创作在甘肃有着一定的代际传承，几年来，涌现出一批散文功底较好的女作家。她们用女性细腻的心理体验书写着对生活的诸种感受，间接表达出对社会变迁的个人思考，其开拓精神与先锋性质不容忽视。孙海芳也是其中一员，她的集子《这些年，那些事》是一部颇为用心的文化散文集，作者以对方块汉字的个人解读为主要体例，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化散文世界。阅读这部作品，可启发我们去思考甘肃女性散文的创作现状与未来的空间与高度。
[关键词]甘肃女性文化散文；孙海芳；《这些字，那些年》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15-03
散文这一文体以其入料之广给写作者带来了缤纷的诱惑，但也以其“易学而难工”给写作者带来了有风险的挑战，浩荡的散文海洋中，哪一颗才是璀璨的珠贝，这常常成为评论的难题，而散文理论的世界性贫困也让我们在评论散文时步履维艰。于是，很多问题显得迷离甚至无奈，甘肃散文也不能例外。
女性文化散文创作在甘肃有着一定的代际传承，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涌现出了一批散文功底较好的女作家，如王兰玲、益希卓玛、牛正寰、姜安、莫邪、文素琴、邸金俊、庞瑞琳、张杏莲、匡文留等，她们用女性细腻的心理体验书写着对生活的诸种感受，间接表达出对社会变迁的个人思考，无论其作品的成败优劣，其开拓精神与先锋性质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作品表达着文学春天来临之后甘肃女性文学的最初觉醒，也以最质朴的方式演绎着女作家的文学理想与文化性别气质。纵观她们的创作，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有着较为强烈的政治关怀，如姜安和莫邪的创作，她们对领袖人物、英雄人物进行了激情书写与热忱歌颂，行文有着比较明显的时代气质。大部分女性作家则以轻柔又热情的笔触表达着对生活的感性思考，有的作品从文化视角去描写黄土地上的火热生活、如画风景，有的作品以满腔真情去书写家庭生活、亲朋来往、童年往事。当我们读到那些朴素又热情的文字时，一个时代的生活缩影逐渐清晰。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那些女作家在平凡生活中从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一种温热的感动与钦佩就会涌上心头。
90年代以后，甘肃女性散文作家以群体姿态跃现，如习习、辛晓玲、郑晓红、阿拉旦、卿晓晴、玛尔简、冯岩、完玛央金、王琰、汪彤、刘梅花、王新瑛、胡美英、李萍、徐小英等，文化散文也渐以类型化形式出现。
孙海芳也是其中的一员，她的集子《这些字，那些事》可谓是一部颇为用心的文化散文集，她以对方块汉字的个人解读为主要体例，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化散文世界，缜密细致又呕心沥血地思考着关于人性、社会、自然的问题，结构可谓独特，文笔也颇为清新。从私交说，她是我的学生；从公论而言，她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她的《这些字，那些事》是认真踏实的心血之作。作为她的老师，我为她骄傲，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她的创作又渐渐成为一个有意味的个案，启发我去思考甘肃女性文化散文的创作现状与未来的空间与高度。
一、地域文化的诗性描写
甘肃的地域文化成为女性作家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库，大部分作家都从这里出发，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去构建自己的散文理想，这个理想世界充满了女性作家的哲学思考，有对人性的礼赞、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有对女性地位的叩问。尽管枝蔓较多，也尚未形成如马丽华的西藏叙事、素素的东北叙事等那样清晰深刻的哲学体系，但是，毕竟都已经带着梦想出发了。女性作家在散文中表达出对地域文化的由衷热爱与感性认同。在这个意义上，甘肃丰富的地域文化成为女性文化散文重要的语料库，那些平实的、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事项被女性作家的深情呵护一一点燃且熠熠生辉，获得了诗性的生命。
一些作家非常关注母族民间文化，她们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反刍，将自己的感性经历重构为精妙散文，这一特征在少数民族女作家中相对比较明显。比如裕固族作家阿拉旦对裕固族民间文化的诗性书写，她的作品《萨日朗》、《母性的草原》等均以甘肃祁连山的草原民俗文化为出发点，对母族文化进行了女性文化气质明显的重构和转译。再如藏族作家完玛央金，她主攻诗歌，近年出版了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对母族文化的自觉认同与倾心表达令人感动。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女性散文作家也以“他者”视角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柔情关注与理性表达，比较典型的有祖籍东北、生于甘南的女作家王琰，生于甘肃古浪、工作于甘肃天祝藏区的女作家刘梅花，前者的散文集《格桑梅朵》、后者的散文集《阳光梅花》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另外，一些作家比较关注较狭小范围内的地域民俗，她们多半将笔力用于自己故园一隅（有时甚至小到一个村落）的民间文化上，对生活于这一特殊“地方性知识”文化体系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了精描细摹。如陇南的女作家赵殷（散文集《回到固城》）、西和的女作家徐小英（散文集《情满家园》）、积石山的女作家李萍（散文集《积石山漫笔》）等。
在孙海芳的散文中，这种地方性知识以对兰州文化的深情漫谈方式出现，表达出一种女性特有的轻柔而感性的家乡之恋。这个祖籍兰州的温婉女子，对兰州生活文化的诸多细节亲身体验、熟谙于心，那一首首民间歌谣、那一幅幅民间刺绣、那一份份民间小吃，就那样鲜活地从孙海芳的散文里走了出来，带着日常生活的体温和芬芳。孙海芳从一个个经过精心挑选的汉字入手，带着构建兰州民俗志的主观意图，为我们展演了一幅幅老兰州的世俗生活画卷，在黄河之滨读到这些似曾相识的生活场景，确实颇有亲切之感。而在平实恬淡的记述中，作者也时常试图对它们作出理性思索。比如在对“刀”字的解读中，对兰州镖局、兰州方言进行的思考；在对“钟”字的解读中，对兰州晚钟的讨论。当然，对兰州地域文化之美的认同可能才是孙海芳文字的重心，在对“面”字的解读中，她就以这样温热绚烂的笔触盛情礼赞兰州牛肉面、浆水面及它们所代表的金城生活文化：“最惬意的是在老兰州人的院子里，四面房屋，院子里种两三棵梨树或者苹果树，养些花草。在树阴下，摆几个家常菜，就着浆水面，在胃口不开的炎夏，清清凉凉一碗面，汤汤水水，妙不可言。”此外，还有一些篇什涉及老兰州的居住民俗、节日民俗、婚育民俗、民间信仰等内容。 二、个体性经验的人性美升华
女性作家与生活的丝缕细节有着天然的联系，于是，那些完全属于个体的感性经验在她们的文本中比比皆是，甘肃的女性作家特别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细节出发抵达人性美的广阔领域，在她们看来，人性之美恰如甘肃藏区水草丰美的大草原，有着母性的温柔，也有着父爱的刚毅，值得用一生去为之歌唱。女作家汪彤在其散文集《心若琴弦》的后记中有段话可能是对这种写作内容的一个较好总结：“这里有我人生游历过的山水大川；这里有我的亲人、朋友；这里还有我深夜灯下读书时兴起写出的点滴笔记；这里更有我从少年到中年人生的一些片段记录。”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王新英《雨天，那个卖水瓶的小姑娘》、《悲情五月》、《生命的来去》等散文，看到了汪彤《父亲的信》、《我的父亲》等散文，还有许多不能一一提及的散文。从这些作品看，甘肃女性作家记人记事的散文语言平实、情感朴素，但内心未必不是波澜万丈，只是如何将个体经验与普适性价值进行深入对接尚需功力。遥想当年，朱自清时代“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美文”理想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纯真美好的人性将亘古不变地打动人心，我们相信，甘肃女性作家的这条散文之路也应该有着美好前程。
在孙海芳的散文集中，这种细腻的个体经验被附着在自己的弟子——那些纯真的小学生身上，对于一个敬业乐业的小学教师来说，孩子的世界（实为童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她的影响很大，这种童真的意趣和女性淳朴善良的自然心性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冰心的散文就为我们创造了这方面经典的范例）。孙海芳以对汉字的解析为门，走进这扇纯色木门，是一方宁静的师生世界，犹如一个五彩的花园，有小学生们稚嫩善良的作文、单纯直观的图画，也有作者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甘苦、教学成果。很显然，一切都是从作者的个人体验而来，纸上的菁菁校园其实被提炼为一个温暖美丽的人性世界，这里有她对生活的真诚感恩，对亲朋的无间体恤，有对事业的勤奋追求，有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充溢着一个为人师、为人母、为人女、为人妻的女性关于生命的所有幸福体验与美好希冀，在对“福”字的解读中，作者就直接总结了这样的体验：“在生活细节处寻找幸福。幸福就是你处在幸福当中时能感觉到幸福的存在。”而在对“记”的解读中，作者又温情地写道：“记，记录言行。记录下孩子们‘美善’的言辞，让离别来得慢一点。”
三、“我注六经”式的风景书写
风景书写是甘肃女性文化散文的一个亮点，广袤苍凉、风景多样的陇原大地激发着女作家的诗兴与雅趣，游走在这方土地上的女作家多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去叙说那些别样的风景，表达自己的心志，这心志丝丝缕缕、绵绵延延，如花之清香、月之浅影、风之低语，其实已与风景无关，只为心思牵绊。那些花草树木、风霜雪雨、古城老村、关隘山脉，都变成了汩汩流淌、清歌向前的属于女性自己的特殊脉脉情语。
这样的散文比比皆是，暂且挂一漏万的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完玛央金的《冶力关杂记》，在描写了冶力关优美的风景与喧闹的人事之后，作者的幽婉心曲终于卒章而显：“曲终，人散，四野又是平日的安静。谁能为冶力关多添一笔，多涂一色呢？！冶力关自是冶力关，那样精深，那样丰富，那样包容，那样高洁，或许会理会人们要拥抱她、亲吻她的情谊，或许会视而不见，而去等待人们下一步的行动。人，只能为她而改变，寻找接近她的心路。” 另外，如刘梅花的《沙枣树》、《葱岭沟的雪》等散文，胡美瑛的《祁连山下》、《雄关脚下》等散文，都是女性作家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借西部苍凉又柔情的风景书写胸中的大意念与小情绪。
孙海芳的风景世界仍多为朴素而隽永的老兰州，在她的笔下，这座西部城市的风景总是让人产生家的感觉。那一条条旧巷子，那一个个老院子，那一棵棵老树木，在孙海芳的笔下渐渐获得了文化的生命，从纸里走了出来，如水墨画一般，既梦幻又真实。孙海芳对种满花木的兰州老院子的描写充满了轻盈的味道，那些童年的记忆不是萧红式的忧伤，而是凌叔华式的甜美：“红砖铺成的院子，在下过雨以后，泛出绿绿的青苔。最美的是春天，一进院门，地上铺着一层白白的花瓣，有些花瓣正从微风中徐徐坠落，美不胜收。” 孙海芳笔下的兰州旧巷街景也总是那么有情调，鸡蛋青色的砖墙，随风而动的荒草，还有那些充满了生命情趣的小动物：“满街都是蹦蹦跳跳的瘌蛤蟆，很少见到大个的。据大孩子们说，大个的蛤蟆都成了精，藏在电线杆下面的洞洞里，会在晚上开宴会，吹拉弹唱，响声很大，吵得他们睡不着觉。这些话总是令我听得着迷，百听不厌，想象着该是动画片里那个喜悦的场景吧。”一切都以作者的喜好为轴心，我注六经，情由景生，象由心生，旧兰州城的街景已经不复重现，而一个“80后”城市女子怀旧的田园之心却正在徐徐打开。有时，孙海芳也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如画风景，还有生活在这风景中的异族朋友，此种描写可能也是彼种田园之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四、关于女性文化散文的一点思考
甘肃女性文化散文的世界是斑斓多彩的，有如春天新生的草木，有着无限的生机，氤氲在风中的不仅是花香，更多的是希望。城市里的白领书写者、小集镇上的多情才女、漫步于阡陌的乡间歌者……她们兰心慧质的文字和奔忙的身影都带给了我们感动与钦佩，在美丽梦想的支撑之下，在渴望脱离平庸生活的信念引领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的文学天空可以更为高远、开阔、洒脱。
以下为一点思考，或者说几句妄言。
首先，女性文化散文的社会关怀非常重要。文学的最终去向是要以美好的文字去关注人类的问题，因此，突破狭小的自我世界，去看一看天下苍生，去想一想匹夫担当，可能是女性文化散文的一个重要“练门”。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以敏感的心智关怀着祖国的同胞，以残疾之躯画出了爱国、爱和平、爱民主的传世之作，她的不少作品都以女性特有的文化（如服饰、爱情、生育等）为题材，比如那惊艳的名作《裂开伤口的记忆》。但她绝不是一个只表现女性经验的画家，她的忧患意识与担当意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惊人的张力，“她的艺术既受到其公共信仰的启迪，又受到个人痛苦的激发”。①这样的女性艺术家对我们是有着深刻启发意义的，优秀的艺术作品没有生物性别，而社会关怀断不应该缺失在每一部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中。
其次，女性文化散文也需要开阔浩荡的文风。相对于单一恬静的闺秀之风而言，刚柔相济的风格可能才是一个永远的文学诱惑，荡气回肠的文字才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关于这一问题，余光中有一段话对我们颇有启发：“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圣贤之境吾所不敢，但是韩潮苏海却令我心向往之。”②
最后，女性文化散文对地域文化的书写问题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知。“所谓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地方性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它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③这样的理论见解启发着女性作家去进一步思考关于地域文化的书写方式，如何摆脱简单堆砌的表象叙写而进入文化的腹地，应该是当务之急。而这一过程虽无限迷人又荆棘横生，它不是通过浪漫的旅游式采风就可达到，也不是通过功利主义的文化考察就能够实现，一切都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用心去做。
[注 释]
①贾尼斯·赫兰德著、代亭等译：《弗里达·卡洛绘画中的文化、政治与身份》，载《失落与寻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②余光中：《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见《余光中散文选集》（一），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关键词]甘肃女性文化散文；孙海芳；《这些字，那些年》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15-03
散文这一文体以其入料之广给写作者带来了缤纷的诱惑，但也以其“易学而难工”给写作者带来了有风险的挑战，浩荡的散文海洋中，哪一颗才是璀璨的珠贝，这常常成为评论的难题，而散文理论的世界性贫困也让我们在评论散文时步履维艰。于是，很多问题显得迷离甚至无奈，甘肃散文也不能例外。
女性文化散文创作在甘肃有着一定的代际传承，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涌现出了一批散文功底较好的女作家，如王兰玲、益希卓玛、牛正寰、姜安、莫邪、文素琴、邸金俊、庞瑞琳、张杏莲、匡文留等，她们用女性细腻的心理体验书写着对生活的诸种感受，间接表达出对社会变迁的个人思考，无论其作品的成败优劣，其开拓精神与先锋性质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作品表达着文学春天来临之后甘肃女性文学的最初觉醒，也以最质朴的方式演绎着女作家的文学理想与文化性别气质。纵观她们的创作，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有着较为强烈的政治关怀，如姜安和莫邪的创作，她们对领袖人物、英雄人物进行了激情书写与热忱歌颂，行文有着比较明显的时代气质。大部分女性作家则以轻柔又热情的笔触表达着对生活的感性思考，有的作品从文化视角去描写黄土地上的火热生活、如画风景，有的作品以满腔真情去书写家庭生活、亲朋来往、童年往事。当我们读到那些朴素又热情的文字时，一个时代的生活缩影逐渐清晰。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那些女作家在平凡生活中从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一种温热的感动与钦佩就会涌上心头。
90年代以后，甘肃女性散文作家以群体姿态跃现，如习习、辛晓玲、郑晓红、阿拉旦、卿晓晴、玛尔简、冯岩、完玛央金、王琰、汪彤、刘梅花、王新瑛、胡美英、李萍、徐小英等，文化散文也渐以类型化形式出现。
孙海芳也是其中的一员，她的集子《这些字，那些事》可谓是一部颇为用心的文化散文集，她以对方块汉字的个人解读为主要体例，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化散文世界，缜密细致又呕心沥血地思考着关于人性、社会、自然的问题，结构可谓独特，文笔也颇为清新。从私交说，她是我的学生；从公论而言，她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她的《这些字，那些事》是认真踏实的心血之作。作为她的老师，我为她骄傲，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她的创作又渐渐成为一个有意味的个案，启发我去思考甘肃女性文化散文的创作现状与未来的空间与高度。
一、地域文化的诗性描写
甘肃的地域文化成为女性作家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库，大部分作家都从这里出发，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去构建自己的散文理想，这个理想世界充满了女性作家的哲学思考，有对人性的礼赞、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有对女性地位的叩问。尽管枝蔓较多，也尚未形成如马丽华的西藏叙事、素素的东北叙事等那样清晰深刻的哲学体系，但是，毕竟都已经带着梦想出发了。女性作家在散文中表达出对地域文化的由衷热爱与感性认同。在这个意义上，甘肃丰富的地域文化成为女性文化散文重要的语料库，那些平实的、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事项被女性作家的深情呵护一一点燃且熠熠生辉，获得了诗性的生命。
一些作家非常关注母族民间文化，她们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反刍，将自己的感性经历重构为精妙散文，这一特征在少数民族女作家中相对比较明显。比如裕固族作家阿拉旦对裕固族民间文化的诗性书写，她的作品《萨日朗》、《母性的草原》等均以甘肃祁连山的草原民俗文化为出发点，对母族文化进行了女性文化气质明显的重构和转译。再如藏族作家完玛央金，她主攻诗歌，近年出版了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对母族文化的自觉认同与倾心表达令人感动。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女性散文作家也以“他者”视角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柔情关注与理性表达，比较典型的有祖籍东北、生于甘南的女作家王琰，生于甘肃古浪、工作于甘肃天祝藏区的女作家刘梅花，前者的散文集《格桑梅朵》、后者的散文集《阳光梅花》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另外，一些作家比较关注较狭小范围内的地域民俗，她们多半将笔力用于自己故园一隅（有时甚至小到一个村落）的民间文化上，对生活于这一特殊“地方性知识”文化体系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了精描细摹。如陇南的女作家赵殷（散文集《回到固城》）、西和的女作家徐小英（散文集《情满家园》）、积石山的女作家李萍（散文集《积石山漫笔》）等。
在孙海芳的散文中，这种地方性知识以对兰州文化的深情漫谈方式出现，表达出一种女性特有的轻柔而感性的家乡之恋。这个祖籍兰州的温婉女子，对兰州生活文化的诸多细节亲身体验、熟谙于心，那一首首民间歌谣、那一幅幅民间刺绣、那一份份民间小吃，就那样鲜活地从孙海芳的散文里走了出来，带着日常生活的体温和芬芳。孙海芳从一个个经过精心挑选的汉字入手，带着构建兰州民俗志的主观意图，为我们展演了一幅幅老兰州的世俗生活画卷，在黄河之滨读到这些似曾相识的生活场景，确实颇有亲切之感。而在平实恬淡的记述中，作者也时常试图对它们作出理性思索。比如在对“刀”字的解读中，对兰州镖局、兰州方言进行的思考；在对“钟”字的解读中，对兰州晚钟的讨论。当然，对兰州地域文化之美的认同可能才是孙海芳文字的重心，在对“面”字的解读中，她就以这样温热绚烂的笔触盛情礼赞兰州牛肉面、浆水面及它们所代表的金城生活文化：“最惬意的是在老兰州人的院子里，四面房屋，院子里种两三棵梨树或者苹果树，养些花草。在树阴下，摆几个家常菜，就着浆水面，在胃口不开的炎夏，清清凉凉一碗面，汤汤水水，妙不可言。”此外，还有一些篇什涉及老兰州的居住民俗、节日民俗、婚育民俗、民间信仰等内容。 二、个体性经验的人性美升华
女性作家与生活的丝缕细节有着天然的联系，于是，那些完全属于个体的感性经验在她们的文本中比比皆是，甘肃的女性作家特别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细节出发抵达人性美的广阔领域，在她们看来，人性之美恰如甘肃藏区水草丰美的大草原，有着母性的温柔，也有着父爱的刚毅，值得用一生去为之歌唱。女作家汪彤在其散文集《心若琴弦》的后记中有段话可能是对这种写作内容的一个较好总结：“这里有我人生游历过的山水大川；这里有我的亲人、朋友；这里还有我深夜灯下读书时兴起写出的点滴笔记；这里更有我从少年到中年人生的一些片段记录。”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王新英《雨天，那个卖水瓶的小姑娘》、《悲情五月》、《生命的来去》等散文，看到了汪彤《父亲的信》、《我的父亲》等散文，还有许多不能一一提及的散文。从这些作品看，甘肃女性作家记人记事的散文语言平实、情感朴素，但内心未必不是波澜万丈，只是如何将个体经验与普适性价值进行深入对接尚需功力。遥想当年，朱自清时代“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美文”理想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纯真美好的人性将亘古不变地打动人心，我们相信，甘肃女性作家的这条散文之路也应该有着美好前程。
在孙海芳的散文集中，这种细腻的个体经验被附着在自己的弟子——那些纯真的小学生身上，对于一个敬业乐业的小学教师来说，孩子的世界（实为童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她的影响很大，这种童真的意趣和女性淳朴善良的自然心性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冰心的散文就为我们创造了这方面经典的范例）。孙海芳以对汉字的解析为门，走进这扇纯色木门，是一方宁静的师生世界，犹如一个五彩的花园，有小学生们稚嫩善良的作文、单纯直观的图画，也有作者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甘苦、教学成果。很显然，一切都是从作者的个人体验而来，纸上的菁菁校园其实被提炼为一个温暖美丽的人性世界，这里有她对生活的真诚感恩，对亲朋的无间体恤，有对事业的勤奋追求，有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充溢着一个为人师、为人母、为人女、为人妻的女性关于生命的所有幸福体验与美好希冀，在对“福”字的解读中，作者就直接总结了这样的体验：“在生活细节处寻找幸福。幸福就是你处在幸福当中时能感觉到幸福的存在。”而在对“记”的解读中，作者又温情地写道：“记，记录言行。记录下孩子们‘美善’的言辞，让离别来得慢一点。”
三、“我注六经”式的风景书写
风景书写是甘肃女性文化散文的一个亮点，广袤苍凉、风景多样的陇原大地激发着女作家的诗兴与雅趣，游走在这方土地上的女作家多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去叙说那些别样的风景，表达自己的心志，这心志丝丝缕缕、绵绵延延，如花之清香、月之浅影、风之低语，其实已与风景无关，只为心思牵绊。那些花草树木、风霜雪雨、古城老村、关隘山脉，都变成了汩汩流淌、清歌向前的属于女性自己的特殊脉脉情语。
这样的散文比比皆是，暂且挂一漏万的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完玛央金的《冶力关杂记》，在描写了冶力关优美的风景与喧闹的人事之后，作者的幽婉心曲终于卒章而显：“曲终，人散，四野又是平日的安静。谁能为冶力关多添一笔，多涂一色呢？！冶力关自是冶力关，那样精深，那样丰富，那样包容，那样高洁，或许会理会人们要拥抱她、亲吻她的情谊，或许会视而不见，而去等待人们下一步的行动。人，只能为她而改变，寻找接近她的心路。” 另外，如刘梅花的《沙枣树》、《葱岭沟的雪》等散文，胡美瑛的《祁连山下》、《雄关脚下》等散文，都是女性作家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借西部苍凉又柔情的风景书写胸中的大意念与小情绪。
孙海芳的风景世界仍多为朴素而隽永的老兰州，在她的笔下，这座西部城市的风景总是让人产生家的感觉。那一条条旧巷子，那一个个老院子，那一棵棵老树木，在孙海芳的笔下渐渐获得了文化的生命，从纸里走了出来，如水墨画一般，既梦幻又真实。孙海芳对种满花木的兰州老院子的描写充满了轻盈的味道，那些童年的记忆不是萧红式的忧伤，而是凌叔华式的甜美：“红砖铺成的院子，在下过雨以后，泛出绿绿的青苔。最美的是春天，一进院门，地上铺着一层白白的花瓣，有些花瓣正从微风中徐徐坠落，美不胜收。” 孙海芳笔下的兰州旧巷街景也总是那么有情调，鸡蛋青色的砖墙，随风而动的荒草，还有那些充满了生命情趣的小动物：“满街都是蹦蹦跳跳的瘌蛤蟆，很少见到大个的。据大孩子们说，大个的蛤蟆都成了精，藏在电线杆下面的洞洞里，会在晚上开宴会，吹拉弹唱，响声很大，吵得他们睡不着觉。这些话总是令我听得着迷，百听不厌，想象着该是动画片里那个喜悦的场景吧。”一切都以作者的喜好为轴心，我注六经，情由景生，象由心生，旧兰州城的街景已经不复重现，而一个“80后”城市女子怀旧的田园之心却正在徐徐打开。有时，孙海芳也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如画风景，还有生活在这风景中的异族朋友，此种描写可能也是彼种田园之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四、关于女性文化散文的一点思考
甘肃女性文化散文的世界是斑斓多彩的，有如春天新生的草木，有着无限的生机，氤氲在风中的不仅是花香，更多的是希望。城市里的白领书写者、小集镇上的多情才女、漫步于阡陌的乡间歌者……她们兰心慧质的文字和奔忙的身影都带给了我们感动与钦佩，在美丽梦想的支撑之下，在渴望脱离平庸生活的信念引领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的文学天空可以更为高远、开阔、洒脱。
以下为一点思考，或者说几句妄言。
首先，女性文化散文的社会关怀非常重要。文学的最终去向是要以美好的文字去关注人类的问题，因此，突破狭小的自我世界，去看一看天下苍生，去想一想匹夫担当，可能是女性文化散文的一个重要“练门”。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以敏感的心智关怀着祖国的同胞，以残疾之躯画出了爱国、爱和平、爱民主的传世之作，她的不少作品都以女性特有的文化（如服饰、爱情、生育等）为题材，比如那惊艳的名作《裂开伤口的记忆》。但她绝不是一个只表现女性经验的画家，她的忧患意识与担当意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惊人的张力，“她的艺术既受到其公共信仰的启迪，又受到个人痛苦的激发”。①这样的女性艺术家对我们是有着深刻启发意义的，优秀的艺术作品没有生物性别，而社会关怀断不应该缺失在每一部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中。
其次，女性文化散文也需要开阔浩荡的文风。相对于单一恬静的闺秀之风而言，刚柔相济的风格可能才是一个永远的文学诱惑，荡气回肠的文字才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关于这一问题，余光中有一段话对我们颇有启发：“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圣贤之境吾所不敢，但是韩潮苏海却令我心向往之。”②
最后，女性文化散文对地域文化的书写问题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知。“所谓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地方性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它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③这样的理论见解启发着女性作家去进一步思考关于地域文化的书写方式，如何摆脱简单堆砌的表象叙写而进入文化的腹地，应该是当务之急。而这一过程虽无限迷人又荆棘横生，它不是通过浪漫的旅游式采风就可达到，也不是通过功利主义的文化考察就能够实现，一切都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用心去做。
[注 释]
①贾尼斯·赫兰德著、代亭等译：《弗里达·卡洛绘画中的文化、政治与身份》，载《失落与寻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②余光中：《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见《余光中散文选集》（一），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