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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派”中国企业家诞生于一个火热的年代。
他们大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海割断了脐带，割不断的是资源、人脉；他们普遍具备一定知识水准，对社会趋势和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少数人甚至可能还是“理论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
或许，历史最终会将他们定位为“过渡的一代”？
2012年2月4日，深圳向北3829公里，一群被称为“92派”的企业家聚首于北国冰城亚布力，探讨20年前一位老人南国之旅带来的巨大改变。
出席这场名为“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论坛的，包括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等众多企业家。
陈东升正是“92派”一词的首创者，“这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辞职创业的企业家。”在他看来，每一次重要变革都会在企业家身上打下深深烙印。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1992年前后由官员、学者身份下海的企业家都可归入这一群体。
10万干部下海
1992年1月17日，时年88岁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的搀扶下，悄悄登上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火车。列车从北京一路南下，很少有人意识到，这趟列车的运行轨迹将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走向。这一年初春，中国大地乍暖还寒。改革开放正处在徘徊不决、欲进还退的关头。
随后，一切都因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而改变。
这一年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称，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接来60批考察团。8月，唐万新带了5000人从乌鲁木齐奔赴深圳，他们露宿街头，守候3天只为获取一张新股发行的抽签表。深圳之行为唐万新带来至少7000万元的原始积累，“德隆系”开始了在证券市场的10年驰骋。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魏振雄下海担任中惠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主任会计师，次年他的儿子魏东从中财大毕业，“涌金系”等来了宿命中的主人。
1992年之所以值得铭记，不仅是由于资本开始在中国起舞，还因为一代人“下海”潮涌。这一年，浙江人郭广昌刚满25岁，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3年。“小平南方讲话，把大家创业的激情、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活力激发出来。”郭广昌拿着准备出国留学的3.8万元借款，决定创业。
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陕西人冯仑则决定到热土海南碰碰运气。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投资，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在那里他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君子”，日后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官至副厅级。第二年他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后陈东升回忆说：“当一个社会确定只有顶级人才才去从事商业这样的主流价值观，才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真正走向成熟的时候。”
就在陈东升创办嘉德的半年后，他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的同学毛振华也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辞职，他要创办中国第一家像标准普尔和穆迪那样的评级机构。
毛振华回忆说，当时自己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他只能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这样经过4个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发了金融许可证。当年10月，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像他们一样的党政机关干部、研究机构学者辞职“下海”，不辞职而投身商海者超过1000万人。
“珍珠”一串串
按照陈东升的说法，“92派”的核心来源是80年代的社会主流精英，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曾在政府部门工作，有忧国忧民情结，甚至带着英雄主义理想。
“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是赚钱，更是想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当年从国家体改委研究所辞官下海创办了慧聪公司的郭凡生，这样点评自己所属的“92派”。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企业家相比，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财经观察家牛文文评价说，这些人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他们往往能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领头羊。
这些人，常常对“中国”、“国际”等字样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大浪淘沙，每当沙砾洗去，总能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他可能是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广昌、朱新礼，也可能是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
在过去20年里，郭广昌创办的复星投资了许多领域，“核心就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节奏，变换我们的投资重点。比如我们最早进入医药行业，就是因为批销领域的开放。1998年房改后，住房消费市场真正有了需求，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最近10多年，中国经济工业化加速，我们也投资重化工，包括钢铁、矿业等。”
陈东升的泰康人寿也抓住了中国保险市场快速成长的20年，如今其保费收入接近1000亿元。陈东升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格林伯格”，后者曾执掌世界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达37年之久。但陈东升说，自己只是“南方讲话和两个条例（指1992年出台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的受益者”。
如今，郭广昌和陈东升都成了企业家的“榜样”。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从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做市场调研，成为如今管理资产超过1350亿元的投资集团，“这些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了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
黯然神伤？
“92派”诞生于一个火热的年代，恰如美国西部淘金热的盛况。他们大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海割断了脐带，割不断的是资源、人脉；他们普遍具备一定知识水准，对社会趋势和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少数人甚至可能还是“理论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或是二者的结合。
《中国企业家》在《向92派致敬》一文中写道，相似的人生经历——由仕而商，相同的话语体系——相信市场，以及同为拓荒者的身份，让“92派”这个群体惺惺相惜，志趣相投。
最终，“92派”在一度沉闷的商业环境中独领风骚。因为他们的摸索、开拓、壮大，让创业在中国成为流行，“企业家”这一称谓被人尊重，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发端、确立。这一切，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南巡讲话”。
20年后的今天，“92派”企业家在亚布力论坛上的集体发声，既是主动之选，也有被动成分——关注“南巡”、关注“92派”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
“现在可以说到了改革的又一个攻坚时期。”皇甫平（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周瑞金）认为，面对如今贫富差距拉大、生产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复杂局面，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在于，“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艰难。我们面临的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纠结。”
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次的潮流又能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卸下多少束缚？
摘自《看天下》2012年第8期
他们大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海割断了脐带，割不断的是资源、人脉；他们普遍具备一定知识水准，对社会趋势和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少数人甚至可能还是“理论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
或许，历史最终会将他们定位为“过渡的一代”？
2012年2月4日，深圳向北3829公里，一群被称为“92派”的企业家聚首于北国冰城亚布力，探讨20年前一位老人南国之旅带来的巨大改变。
出席这场名为“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论坛的，包括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等众多企业家。
陈东升正是“92派”一词的首创者，“这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辞职创业的企业家。”在他看来，每一次重要变革都会在企业家身上打下深深烙印。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1992年前后由官员、学者身份下海的企业家都可归入这一群体。
10万干部下海
1992年1月17日，时年88岁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的搀扶下，悄悄登上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火车。列车从北京一路南下，很少有人意识到，这趟列车的运行轨迹将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走向。这一年初春，中国大地乍暖还寒。改革开放正处在徘徊不决、欲进还退的关头。
随后，一切都因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而改变。
这一年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称，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接来60批考察团。8月，唐万新带了5000人从乌鲁木齐奔赴深圳，他们露宿街头，守候3天只为获取一张新股发行的抽签表。深圳之行为唐万新带来至少7000万元的原始积累，“德隆系”开始了在证券市场的10年驰骋。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魏振雄下海担任中惠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主任会计师，次年他的儿子魏东从中财大毕业，“涌金系”等来了宿命中的主人。
1992年之所以值得铭记，不仅是由于资本开始在中国起舞，还因为一代人“下海”潮涌。这一年，浙江人郭广昌刚满25岁，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3年。“小平南方讲话，把大家创业的激情、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活力激发出来。”郭广昌拿着准备出国留学的3.8万元借款，决定创业。
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陕西人冯仑则决定到热土海南碰碰运气。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投资，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在那里他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君子”，日后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官至副厅级。第二年他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后陈东升回忆说：“当一个社会确定只有顶级人才才去从事商业这样的主流价值观，才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真正走向成熟的时候。”
就在陈东升创办嘉德的半年后，他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的同学毛振华也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辞职，他要创办中国第一家像标准普尔和穆迪那样的评级机构。
毛振华回忆说，当时自己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他只能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这样经过4个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发了金融许可证。当年10月，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像他们一样的党政机关干部、研究机构学者辞职“下海”，不辞职而投身商海者超过1000万人。
“珍珠”一串串
按照陈东升的说法，“92派”的核心来源是80年代的社会主流精英，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曾在政府部门工作，有忧国忧民情结，甚至带着英雄主义理想。
“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是赚钱，更是想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当年从国家体改委研究所辞官下海创办了慧聪公司的郭凡生，这样点评自己所属的“92派”。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企业家相比，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财经观察家牛文文评价说，这些人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他们往往能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领头羊。
这些人，常常对“中国”、“国际”等字样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大浪淘沙，每当沙砾洗去，总能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他可能是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广昌、朱新礼，也可能是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
在过去20年里，郭广昌创办的复星投资了许多领域，“核心就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节奏，变换我们的投资重点。比如我们最早进入医药行业，就是因为批销领域的开放。1998年房改后，住房消费市场真正有了需求，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最近10多年，中国经济工业化加速，我们也投资重化工，包括钢铁、矿业等。”
陈东升的泰康人寿也抓住了中国保险市场快速成长的20年，如今其保费收入接近1000亿元。陈东升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格林伯格”，后者曾执掌世界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达37年之久。但陈东升说，自己只是“南方讲话和两个条例（指1992年出台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的受益者”。
如今，郭广昌和陈东升都成了企业家的“榜样”。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从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做市场调研，成为如今管理资产超过1350亿元的投资集团，“这些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了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
黯然神伤？
“92派”诞生于一个火热的年代，恰如美国西部淘金热的盛况。他们大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海割断了脐带，割不断的是资源、人脉；他们普遍具备一定知识水准，对社会趋势和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少数人甚至可能还是“理论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或是二者的结合。
《中国企业家》在《向92派致敬》一文中写道，相似的人生经历——由仕而商，相同的话语体系——相信市场，以及同为拓荒者的身份，让“92派”这个群体惺惺相惜，志趣相投。
最终，“92派”在一度沉闷的商业环境中独领风骚。因为他们的摸索、开拓、壮大，让创业在中国成为流行，“企业家”这一称谓被人尊重，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发端、确立。这一切，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南巡讲话”。
20年后的今天，“92派”企业家在亚布力论坛上的集体发声，既是主动之选，也有被动成分——关注“南巡”、关注“92派”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
“现在可以说到了改革的又一个攻坚时期。”皇甫平（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周瑞金）认为，面对如今贫富差距拉大、生产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复杂局面，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在于，“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艰难。我们面临的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纠结。”
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次的潮流又能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卸下多少束缚？
摘自《看天下》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