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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是在想象中寻找诗意，那么纪录片，就是在现实中寻找诗意。二者同样都是人们情感表达的艺术形式，却又相互区别、相互依存，如今也正越来越往融合的方向发展。那二者的关系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在某些程度上展现出较强的关联性和联系性，本文结合二者的表达形式和艺术特点分析二者的关系，来探究其发展方向。
关键词：纪录片；电视电影；关系
引言
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非虚构”，核心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词典》界定纪录片为：“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世界纪录片之父”、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的创造者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理念为：“拍摄遥远的即将消失的文明、跟拍一个家庭、与被拍摄者交朋友、尊重被拍摄者的文化传统等”，没有刻意的情节设计、特定的情感主题与写好的矛盾冲突，它更多的是对社会真实情况的反映。电影则是以虚构的方式尽可能地“还原”现实世界，“展现”虚拟世界，给人以逼真感、亲近感，宛如身临其境，能够让人们更广阔、更真实地感受生活并获得艺术体验。
一、相关理论概述
（一）纪录片概述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实验性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电影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部是1905年的《定军山》。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又可以分为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
（二）电视电影
对于电视电影的界定直到为止尚未在影视研究中达成共识。从它的英文表达“Movie made for TV”来看，是指用胶片来拍摄、在胶片上直接或经胶转磁后剪辑、专供电视传播网播放的影片；严格说来，这种影片不能进入商业院线发行。从这个角度说，电视电影与电影的区别仅仅是发行路径与观看方式的不同，在艺术规范、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与电影并无原则区别；电视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和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也基本一致，如胶片拍摄、长度限制等方面。这并不是抹杀了三者的不同。因为，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电视电影，它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一样的：视听语言。因此笔者定义为：专门为电视播放所拍摄的电影，通常用数字技术进行拍摄，也可以用胶片拍摄，电视电影的制作一般规模不大，拍摄周期相对较短。
二、电影与纪录片之间的区别
（一）关注对象不同
1960年，罗伯特·德鲁与理查德·李考克所组建的制作小组完成了电视纪录片——《总统初选》。这部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为电影电视做出了示范，更重要的是展示了纪录片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诚如李考克所言：“我们通过观察社会，捕捉事件真实的过程，从而促使人们反思普遍持有的认为事情理所应当的认知。”在其之后，电影电视将富有争议的社会现实列为最核心的关注对象，至今未有明显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纪录片与电影电视截然不同.他在《夏日纪事》片头表达的那样：“这部电影没有剧本也没有演员，由男人和女人为我们展示一瞬间的事情，这是新的体验：真实电影。”显而易见，纪录片关注的是人本身，是表象之下人的本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电影电视在反映社会现实时，同样会重点关注某些人物，但其关注焦点却和纪录片有所不同。电影电视将人物视作社会现实中的一个部分或事件发展的一个环节，因而通常把人物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家庭境况以及人物的选择等要素融成一个整体来呈现.纪录片则倾向于将人物视作孤立个体，甚至是脱离了其原生环境的个体加以展示
（二）刻画对象的方式不同
关于对象的刻画，两个流派几乎都认同维尔托夫在构建真实过程中赋予瞬時片段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在瞬时片段的具体运用上，二者的差别却颇为明显。在电影电视看来，“真实”是复杂、含混，充满隐喻的，要将之还原，非全面展示对象不可.因此，他们倾向于视一个瞬时片段为观察对象的一个侧面，当片段足够多时，将它们照原始逻辑组接，对象的若干侧面便由此相互叠加，其本质自现.简言之，电影电视尝试通过若干片段的拼凑，以刻画出一个明确对象的完整形象.纪录片则倾向于视一个瞬时片段为相对独立的素材，以展示一个特定对象在特定时刻的独特表现，然后，将若干对象的片段作平行结构处理，突出不同对象间的对立与统一，引导观众反思自我生活的内涵.就像在《夏日纪事》第一部分，让·鲁什通过随机采访对巴黎街头的行人进行了并列式的集中呈现，既向观众展示了当时巴黎普通民众的言行细节，也揭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促使观众反思生活的价值。
三、电影与纪录片之间的关系
（一）都具备完整的故事性
其实从诞生之初，二者就很难被明确分别界定。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纪录片的范畴，而“世界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在其1922年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中也有非真实的角色扮演。可以说纪录片是电影发展史上最基础的一个形式。电影创作，题材选择是非常广泛的，可以从现实中取材，也可以进行想象构思，跨越时空的界限、打破自然的法则，从而更好地迎合当代观众的观影偏好。而纪录片却存在着局限性，不论是在题材上、创作时间上还是拍摄方式上。所以现在的纪录片越来越注重故事性的表现，故事性主要是指在进行电影制作时，导演可以借鉴电影所具有的叙事特点。
对拍摄素材进行挑选，并用剪辑来编排内容，有意识地突出矛盾与情感的部分，在尊重纪录片真实性的基础上突出其情节性以及故事性。例如2019年开年东方卫视推出的纪录片《人间世》第二季，以每一集一个主题的形式来讲真实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通过编导的前期引导性采访、选择性拍摄和编导后期制作团队对人物的行为、话语、冲突画面的选择与剪辑，使得一集的故事最终走向靠近该主题，并有完整的故事性。 （二）都具有较强真实感
而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出现的优秀的、受到观众好评的现实题材电影，在拍摄手法、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上也在借鉴纪录片的模式。对于感染观众来讲，形象属于是基本性的因素。电影中，选择演员非常重要，所以近年来《我不是药神》《亲爱的》这类由现实题材、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不论是场景还是演员形象，都会去尽量的贴近现实，给观众一种真实感。
四、二者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纵观近几年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纪录片，无论是大平台大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水果传》抑或是视频网站自制纪录片《历史那些事儿》等等，都是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画面堆砌、旁白叙事的模式而进行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创新。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开始向观众“讲故事”，运用剪辑技巧、恰到好处的节奏，展现出了一个个戏剧性、事件性的故事，通过这一个个“好故事”既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又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在这样融合的趋势下，“纪录电影”作为新的电影类型，越来越多的在院线上映。2017年中国国产纪录电影票房达2.64亿元，达到了历史新高。不少纪录片在保持其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运用到了“虚构”手段。但这种“虚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法，即用虚构的形式对事实进行重现或者合理演绎，从而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通过这种方式，让纯粹的记录更具有观赏性，对真实的表现更加生动立体。例如2018年迪士尼出品的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以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大熊猫、雪豹、金丝猴，三个野生动物家庭的暖心故事，影片赋予了每个动物家庭以人性化，在大自然春夏秋冬的轮回中，讲述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和生老病死。把他们的生息繁衍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这样的意义赋予是有价值的、基于事实的、打动人心的。
五、纪录片与电影电视结合发展策略
（一）体裁
体裁规定了纪录片、电视电影的虚实特质。纪录片必为纪实性叙述，电视电影必为虚构性叙述，即使电视电影是以纪录的形式展现。观众受“体裁规定性”的影响，对纪录片的真实效果给予期待，纪录片中的小规模“摆拍”只要不影响受众的意义接收，就是能够被接受和理解的。所以，纪录片为了事件的完整性和影片的丰富性，多采用“摆拍”手段，这对于观众而言并无大碍，受众仍然将其作为纪实性文本进行意义接收和解读。同样，电视电影虽然是虚构性文本，但创作者追求的纪实性效果是能够被受众接受的。虚构的故事情节并不能干扰受众的“视野期待”，特别是基于实在世界细节而创作的虚构性电视电影，以其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和真实的事件背景，引导受众以观看纪录片的心理观看电视电影，加上与纪录片颇为相似的创作方法，受众必深受内容震撼，因而使得电视电影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可可西里无人区》便如此。另外，科幻类电视电影中虚构性，也满足了受众的体裁预期，他们能够通过影片的讽刺和戏仿，完成对社会现实的嘲讽，同时这样的电视电影也挑战了人们既定的“真实”内涵。
（二）风格
通达关系数量会影响纪录片与伪纪录片的文本风格。一般说来，“虚构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达关系数量越大，两者距离越近，虚构叙述的”现实性“越强”，电视电影的文本风格与通达关系數量呈正相关，电视电影中很多都涉及社会中的“实事求是”，《科洛弗档案》就应该在市区发生，《第九区》中的螳螂式外星人就应当懂得人类的生活作息方式，这样电视电影才能够增强“现实性”，创作者的讽刺或警醒意图发送才能够如鱼得水。而纪录片的文本风格则与通达关系数量呈负相关，也就是纪录片与可能世界产生越多的联系，搬演越多的可能世界剧情，纪实性叙述的“虚构性”就越强。在埃及纪录片《金字塔》中，创作者根据最新近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成果，通过搬演的场景和演员的展现，并结合动画技术，重现四千五百年前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情景，运用故事情节“摆拍”一个名叫纳克特的年轻人的经历。
（三）社会效应“期待视野”与作品的相互作用
纪录片以自身的教育性质，并带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光辉，通过自然类纪录片为观众解释自然的奥秘；通过历史人物纪录片对伟大人物表示崇敬之情，并激励我们顶礼膜拜；通过侦探类、社会现象类纪录片向大众传播保护自我的常识和正能量；又通过历史类纪录片昭示民族曾经历的荣光和遭受的苦难，宣扬民族之路复兴的伟大议程等等。可以说，纪录片与历史、社会、现实、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肩负教育职责。
近年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陈腐老套的纪录片以不足以赢得收视率、虏获观众芳心，因而创作者开始大胆创新，走各种不拘一格的道路，尝试打破纪实与虚构的世界界限，融入悬疑、恐怖、科幻等更受大众欢迎的现代因素。这源于“期待视野”的历史性变化，多元拍摄技术的发展和生活多样性的提高，人们精神需求提升的同时，枯燥的日常生活期待更多非理性因素的张扬；传统教育性质的纪录片已经不能够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3D技术的融合、“摆拍”手段的频繁运用，纪录片形式的翻陈出新，如此的改变进步，都是受大多样化生活、多元需求的影响而催生的。同样，电视电影也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不单单指电视电影关涉内容的改变，也包括电视电影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电视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对纪录片的解构和讽刺的目的。电视电影利用纪录片的编码和规则，以不同程度的反射来批评对真实话语的期待和假定。纪录片与电视电影最大的区别是，电视电影突出纪录片的虚构性；电视电影利用纪录片美学则是为了破坏纪录片对真实的那些主张。电视电影突出自身的虚构性，目的是游戏、破坏或者挑战纪录片美学，而不是以相似的风格来得到认可。
结语
其实电影和纪录片的界限从来不需要绝对分明，镜头记录生活，就是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诗意追求。不论是对真实生活的记录，还是基于现实的再创作，都是创作者的欲望表达。在这种表达中，寻找诗意、发现诗意。
参考文献：
[1]王相辉，徐子淳.故事片与纪录片的融合评析[J].大众文艺，2018（02）：160-161.
[2]赵禹平.纪录片与伪纪录片的辨析：符号叙述分析[J].大舞台，2017（05）：74-80.
[3]王金洲.纪录片要从电影中借鉴创作手法[J].当代电视，2014（11）：32-33.
[4]陈一雷.纪录片故事化演变状况探析[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1）：31-35.
[5]何洪池.论纪录片故事化创作——以《圆明园》为例[J].电影评介，2009（21）：35+74.
关键词：纪录片；电视电影；关系
引言
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非虚构”，核心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词典》界定纪录片为：“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世界纪录片之父”、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的创造者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理念为：“拍摄遥远的即将消失的文明、跟拍一个家庭、与被拍摄者交朋友、尊重被拍摄者的文化传统等”，没有刻意的情节设计、特定的情感主题与写好的矛盾冲突，它更多的是对社会真实情况的反映。电影则是以虚构的方式尽可能地“还原”现实世界，“展现”虚拟世界，给人以逼真感、亲近感，宛如身临其境，能够让人们更广阔、更真实地感受生活并获得艺术体验。
一、相关理论概述
（一）纪录片概述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实验性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电影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部是1905年的《定军山》。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又可以分为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
（二）电视电影
对于电视电影的界定直到为止尚未在影视研究中达成共识。从它的英文表达“Movie made for TV”来看，是指用胶片来拍摄、在胶片上直接或经胶转磁后剪辑、专供电视传播网播放的影片；严格说来，这种影片不能进入商业院线发行。从这个角度说，电视电影与电影的区别仅仅是发行路径与观看方式的不同，在艺术规范、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与电影并无原则区别；电视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和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也基本一致，如胶片拍摄、长度限制等方面。这并不是抹杀了三者的不同。因为，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电视电影，它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一样的：视听语言。因此笔者定义为：专门为电视播放所拍摄的电影，通常用数字技术进行拍摄，也可以用胶片拍摄，电视电影的制作一般规模不大，拍摄周期相对较短。
二、电影与纪录片之间的区别
（一）关注对象不同
1960年，罗伯特·德鲁与理查德·李考克所组建的制作小组完成了电视纪录片——《总统初选》。这部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为电影电视做出了示范，更重要的是展示了纪录片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诚如李考克所言：“我们通过观察社会，捕捉事件真实的过程，从而促使人们反思普遍持有的认为事情理所应当的认知。”在其之后，电影电视将富有争议的社会现实列为最核心的关注对象，至今未有明显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纪录片与电影电视截然不同.他在《夏日纪事》片头表达的那样：“这部电影没有剧本也没有演员，由男人和女人为我们展示一瞬间的事情，这是新的体验：真实电影。”显而易见，纪录片关注的是人本身，是表象之下人的本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电影电视在反映社会现实时，同样会重点关注某些人物，但其关注焦点却和纪录片有所不同。电影电视将人物视作社会现实中的一个部分或事件发展的一个环节，因而通常把人物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家庭境况以及人物的选择等要素融成一个整体来呈现.纪录片则倾向于将人物视作孤立个体，甚至是脱离了其原生环境的个体加以展示
（二）刻画对象的方式不同
关于对象的刻画，两个流派几乎都认同维尔托夫在构建真实过程中赋予瞬時片段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在瞬时片段的具体运用上，二者的差别却颇为明显。在电影电视看来，“真实”是复杂、含混，充满隐喻的，要将之还原，非全面展示对象不可.因此，他们倾向于视一个瞬时片段为观察对象的一个侧面，当片段足够多时，将它们照原始逻辑组接，对象的若干侧面便由此相互叠加，其本质自现.简言之，电影电视尝试通过若干片段的拼凑，以刻画出一个明确对象的完整形象.纪录片则倾向于视一个瞬时片段为相对独立的素材，以展示一个特定对象在特定时刻的独特表现，然后，将若干对象的片段作平行结构处理，突出不同对象间的对立与统一，引导观众反思自我生活的内涵.就像在《夏日纪事》第一部分，让·鲁什通过随机采访对巴黎街头的行人进行了并列式的集中呈现，既向观众展示了当时巴黎普通民众的言行细节，也揭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促使观众反思生活的价值。
三、电影与纪录片之间的关系
（一）都具备完整的故事性
其实从诞生之初，二者就很难被明确分别界定。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纪录片的范畴，而“世界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在其1922年作品《北方的纳努克》中也有非真实的角色扮演。可以说纪录片是电影发展史上最基础的一个形式。电影创作，题材选择是非常广泛的，可以从现实中取材，也可以进行想象构思，跨越时空的界限、打破自然的法则，从而更好地迎合当代观众的观影偏好。而纪录片却存在着局限性，不论是在题材上、创作时间上还是拍摄方式上。所以现在的纪录片越来越注重故事性的表现，故事性主要是指在进行电影制作时，导演可以借鉴电影所具有的叙事特点。
对拍摄素材进行挑选，并用剪辑来编排内容，有意识地突出矛盾与情感的部分，在尊重纪录片真实性的基础上突出其情节性以及故事性。例如2019年开年东方卫视推出的纪录片《人间世》第二季，以每一集一个主题的形式来讲真实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通过编导的前期引导性采访、选择性拍摄和编导后期制作团队对人物的行为、话语、冲突画面的选择与剪辑，使得一集的故事最终走向靠近该主题，并有完整的故事性。 （二）都具有较强真实感
而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出现的优秀的、受到观众好评的现实题材电影，在拍摄手法、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上也在借鉴纪录片的模式。对于感染观众来讲，形象属于是基本性的因素。电影中，选择演员非常重要，所以近年来《我不是药神》《亲爱的》这类由现实题材、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不论是场景还是演员形象，都会去尽量的贴近现实，给观众一种真实感。
四、二者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纵观近几年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纪录片，无论是大平台大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水果传》抑或是视频网站自制纪录片《历史那些事儿》等等，都是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画面堆砌、旁白叙事的模式而进行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创新。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开始向观众“讲故事”，运用剪辑技巧、恰到好处的节奏，展现出了一个个戏剧性、事件性的故事，通过这一个个“好故事”既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又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在这样融合的趋势下，“纪录电影”作为新的电影类型，越来越多的在院线上映。2017年中国国产纪录电影票房达2.64亿元，达到了历史新高。不少纪录片在保持其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运用到了“虚构”手段。但这种“虚构”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法，即用虚构的形式对事实进行重现或者合理演绎，从而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通过这种方式，让纯粹的记录更具有观赏性，对真实的表现更加生动立体。例如2018年迪士尼出品的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以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大熊猫、雪豹、金丝猴，三个野生动物家庭的暖心故事，影片赋予了每个动物家庭以人性化，在大自然春夏秋冬的轮回中，讲述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和生老病死。把他们的生息繁衍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这样的意义赋予是有价值的、基于事实的、打动人心的。
五、纪录片与电影电视结合发展策略
（一）体裁
体裁规定了纪录片、电视电影的虚实特质。纪录片必为纪实性叙述，电视电影必为虚构性叙述，即使电视电影是以纪录的形式展现。观众受“体裁规定性”的影响，对纪录片的真实效果给予期待，纪录片中的小规模“摆拍”只要不影响受众的意义接收，就是能够被接受和理解的。所以，纪录片为了事件的完整性和影片的丰富性，多采用“摆拍”手段，这对于观众而言并无大碍，受众仍然将其作为纪实性文本进行意义接收和解读。同样，电视电影虽然是虚构性文本，但创作者追求的纪实性效果是能够被受众接受的。虚构的故事情节并不能干扰受众的“视野期待”，特别是基于实在世界细节而创作的虚构性电视电影，以其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和真实的事件背景，引导受众以观看纪录片的心理观看电视电影，加上与纪录片颇为相似的创作方法，受众必深受内容震撼，因而使得电视电影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可可西里无人区》便如此。另外，科幻类电视电影中虚构性，也满足了受众的体裁预期，他们能够通过影片的讽刺和戏仿，完成对社会现实的嘲讽，同时这样的电视电影也挑战了人们既定的“真实”内涵。
（二）风格
通达关系数量会影响纪录片与伪纪录片的文本风格。一般说来，“虚构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达关系数量越大，两者距离越近，虚构叙述的”现实性“越强”，电视电影的文本风格与通达关系數量呈正相关，电视电影中很多都涉及社会中的“实事求是”，《科洛弗档案》就应该在市区发生，《第九区》中的螳螂式外星人就应当懂得人类的生活作息方式，这样电视电影才能够增强“现实性”，创作者的讽刺或警醒意图发送才能够如鱼得水。而纪录片的文本风格则与通达关系数量呈负相关，也就是纪录片与可能世界产生越多的联系，搬演越多的可能世界剧情，纪实性叙述的“虚构性”就越强。在埃及纪录片《金字塔》中，创作者根据最新近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成果，通过搬演的场景和演员的展现，并结合动画技术，重现四千五百年前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情景，运用故事情节“摆拍”一个名叫纳克特的年轻人的经历。
（三）社会效应“期待视野”与作品的相互作用
纪录片以自身的教育性质，并带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光辉，通过自然类纪录片为观众解释自然的奥秘；通过历史人物纪录片对伟大人物表示崇敬之情，并激励我们顶礼膜拜；通过侦探类、社会现象类纪录片向大众传播保护自我的常识和正能量；又通过历史类纪录片昭示民族曾经历的荣光和遭受的苦难，宣扬民族之路复兴的伟大议程等等。可以说，纪录片与历史、社会、现实、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肩负教育职责。
近年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陈腐老套的纪录片以不足以赢得收视率、虏获观众芳心，因而创作者开始大胆创新，走各种不拘一格的道路，尝试打破纪实与虚构的世界界限，融入悬疑、恐怖、科幻等更受大众欢迎的现代因素。这源于“期待视野”的历史性变化，多元拍摄技术的发展和生活多样性的提高，人们精神需求提升的同时，枯燥的日常生活期待更多非理性因素的张扬；传统教育性质的纪录片已经不能够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3D技术的融合、“摆拍”手段的频繁运用，纪录片形式的翻陈出新，如此的改变进步，都是受大多样化生活、多元需求的影响而催生的。同样，电视电影也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不单单指电视电影关涉内容的改变，也包括电视电影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电视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对纪录片的解构和讽刺的目的。电视电影利用纪录片的编码和规则，以不同程度的反射来批评对真实话语的期待和假定。纪录片与电视电影最大的区别是，电视电影突出纪录片的虚构性；电视电影利用纪录片美学则是为了破坏纪录片对真实的那些主张。电视电影突出自身的虚构性，目的是游戏、破坏或者挑战纪录片美学，而不是以相似的风格来得到认可。
结语
其实电影和纪录片的界限从来不需要绝对分明，镜头记录生活，就是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诗意追求。不论是对真实生活的记录，还是基于现实的再创作，都是创作者的欲望表达。在这种表达中，寻找诗意、发现诗意。
参考文献：
[1]王相辉，徐子淳.故事片与纪录片的融合评析[J].大众文艺，2018（02）：160-161.
[2]赵禹平.纪录片与伪纪录片的辨析：符号叙述分析[J].大舞台，2017（05）：74-80.
[3]王金洲.纪录片要从电影中借鉴创作手法[J].当代电视，2014（11）：32-33.
[4]陈一雷.纪录片故事化演变状况探析[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1）：31-35.
[5]何洪池.论纪录片故事化创作——以《圆明园》为例[J].电影评介，2009（21）：3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