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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汲取经验教训，而且应该引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否则，导致苏联解体的毒瘤也有可能在西方各国滋长蔓延。|
关键词：发展模式；西方国家；理念更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20世纪末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始终是政治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介入讨论者不仅有专家学者，也有高官政要。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中，挖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根源者有之，掘其体制、机制、领袖艺术失误者有之，原因涉及国内国际上下左右，几乎无所不包。但细究起来，探源各种论断中根本性的差异不在于某些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对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主次要原因认定的争论上。
在笔者看来，苏联解体是各种综合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不同视角探讨苏共消亡和苏联解体的努力及观点均有价值。在众多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方面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倾向值得重视。由此看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失控和执政者发展理念走入歧途，确实成为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如此，而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会如此。此种警觉决不是笔者的妄言，而是来自诸多学者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所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人类的自省和良心，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和理论界精英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本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为了掠夺资源，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资本的占有者不惜把世界拖进战争的深渊。
不言而喻，这种深刻反省的结果也体现了对弱势阶层的关注，其直接表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但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这一制度却被嘲讽为“英国病”——西方精英阶层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忘记了战争的伤痛，拒绝向弱势阶层妥协。西方开始“向右转”，其标志就是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以及他们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胜利。这一切的背后，是西方精英阶层“精英利益高于一切”意志的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当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掌权者的统治与发展理念进行再评估与再反思。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虽然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0种，对这些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评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发展动因，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而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将大有裨益”。具体而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主要有：一是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说”，二是以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为代表的“后资本主义说”，三是以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晚期资本主义说”，四是以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说”，五是以美国学者理查德·斯克拉和戴维·贝尔等人为代表的“后帝国主义说”，六是以国内学者高放、鲁从明、成保良、董崇山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说”，七是以徐崇温、李琮、胡振良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八是以罗文东为代表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九是以学者王亦楠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说”，十是以刘昀献、靳辉明、黄素庵、顾海良、柳慧靑、李长久、赵汇等国内学者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说”。
上述观点不禁使人想到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仍未过时。因为，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诸多概括中便可看出，虽然他们的表述和论证不尽相同，但实际上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垄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赋予了新的阐释和论断而已。
其实，即便学者不从学术角度分析，普通公众仅从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现实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发达”和“富裕”已经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利益，甚至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所谓“自由民主”优越制度的表征。显然，这可以缓解其“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以及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需要维护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并且排除一切能够约束限制垄断利益的因素，甚至包括国家权力；同时，还要防止关键技术转移，以使垄断始终具有竞争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心、不满乃至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他们感到中国的发展使他们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在西方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不仅威胁到了西方国家资源分配的地位，而且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
正是由于西方不愿意接受自身经济危机不断出现和不断蔓延的现实，因此他们不惜走向极端，走上依靠武力对外施压的道路。全世界清楚地看到，“9·11”事件后，美国政客和媒体的表演，以及体现在民意测验中令人瞠目的种族主义之嚣张程度。左派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由于对美国国策提出质疑，使她几乎陷入整个美国理论界的围剿和反扑。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完成与政权的合谋，这使得在美国国内，一次次战争的舆论动员可以轻易达成。在西方的对外行动中，北约所承担的战争风险和战争成本很小，因此西方选择战争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倾向日益加剧。加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韬光养晦战略”，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在军力上与美国相抗衡。于是，就有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维护所谓“人道主义”的战争，有了支持中东北非的所谓“民主革命”、推翻所谓“暴君政权”的行动，有了利比亚、叙利亚等主权国家遭受西方侵略或侵略威胁的局面。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无论是大谈所谓的来自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还是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用以转嫁他们国内的危机之外，其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影子。为了享有占有资源的优先权，以及解决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美国不惜选择将导弹防御系统作为对策，其霸权主义和疯狂可见一斑。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深刻反思自身的行为，忘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其最终命运和结果或许不是自己能够掌控得了的。当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某些政客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危险，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危险不会很快到来。就像苏联的统治者一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的权杖顷刻之间就会丢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既不能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也不能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问题。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为求生存，中国没有退路。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势必取代精英主义的“丛林法则”。毕竟，精英主义制度只能给予少数国家少数人以发达和富裕。地球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和谐”与“共富”的理念是避免人类陷于核威胁和生态威胁的唯一选择。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内“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追求社会和谐；对外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追求世界和平；通过发展科学，追求“科学发展”；通过共同奋斗，实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赢”和“共富”之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理念的更新与坚持，不仅利在中国，也必然惠及全球、福泽人类。这一点现在已经为更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而且必将被历史所证明。
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3]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J].政治学研究,2010,(3).责编：赵 东
关键词：发展模式；西方国家；理念更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20世纪末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始终是政治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介入讨论者不仅有专家学者，也有高官政要。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中，挖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根源者有之，掘其体制、机制、领袖艺术失误者有之，原因涉及国内国际上下左右，几乎无所不包。但细究起来，探源各种论断中根本性的差异不在于某些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对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主次要原因认定的争论上。
在笔者看来，苏联解体是各种综合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不同视角探讨苏共消亡和苏联解体的努力及观点均有价值。在众多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方面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倾向值得重视。由此看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失控和执政者发展理念走入歧途，确实成为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如此，而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会如此。此种警觉决不是笔者的妄言，而是来自诸多学者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所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人类的自省和良心，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和理论界精英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本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为了掠夺资源，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资本的占有者不惜把世界拖进战争的深渊。
不言而喻，这种深刻反省的结果也体现了对弱势阶层的关注，其直接表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但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这一制度却被嘲讽为“英国病”——西方精英阶层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忘记了战争的伤痛，拒绝向弱势阶层妥协。西方开始“向右转”，其标志就是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以及他们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胜利。这一切的背后，是西方精英阶层“精英利益高于一切”意志的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当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掌权者的统治与发展理念进行再评估与再反思。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虽然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0种，对这些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评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发展动因，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而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将大有裨益”。具体而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主要有：一是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说”，二是以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为代表的“后资本主义说”，三是以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晚期资本主义说”，四是以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说”，五是以美国学者理查德·斯克拉和戴维·贝尔等人为代表的“后帝国主义说”，六是以国内学者高放、鲁从明、成保良、董崇山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说”，七是以徐崇温、李琮、胡振良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八是以罗文东为代表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九是以学者王亦楠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说”，十是以刘昀献、靳辉明、黄素庵、顾海良、柳慧靑、李长久、赵汇等国内学者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说”。
上述观点不禁使人想到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仍未过时。因为，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诸多概括中便可看出，虽然他们的表述和论证不尽相同，但实际上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垄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赋予了新的阐释和论断而已。
其实，即便学者不从学术角度分析，普通公众仅从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现实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发达”和“富裕”已经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利益，甚至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所谓“自由民主”优越制度的表征。显然，这可以缓解其“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以及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需要维护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并且排除一切能够约束限制垄断利益的因素，甚至包括国家权力；同时，还要防止关键技术转移，以使垄断始终具有竞争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心、不满乃至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他们感到中国的发展使他们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在西方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不仅威胁到了西方国家资源分配的地位，而且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
正是由于西方不愿意接受自身经济危机不断出现和不断蔓延的现实，因此他们不惜走向极端，走上依靠武力对外施压的道路。全世界清楚地看到，“9·11”事件后，美国政客和媒体的表演，以及体现在民意测验中令人瞠目的种族主义之嚣张程度。左派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由于对美国国策提出质疑，使她几乎陷入整个美国理论界的围剿和反扑。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完成与政权的合谋，这使得在美国国内，一次次战争的舆论动员可以轻易达成。在西方的对外行动中，北约所承担的战争风险和战争成本很小，因此西方选择战争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倾向日益加剧。加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韬光养晦战略”，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在军力上与美国相抗衡。于是，就有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维护所谓“人道主义”的战争，有了支持中东北非的所谓“民主革命”、推翻所谓“暴君政权”的行动，有了利比亚、叙利亚等主权国家遭受西方侵略或侵略威胁的局面。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无论是大谈所谓的来自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还是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用以转嫁他们国内的危机之外，其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影子。为了享有占有资源的优先权，以及解决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美国不惜选择将导弹防御系统作为对策，其霸权主义和疯狂可见一斑。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深刻反思自身的行为，忘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其最终命运和结果或许不是自己能够掌控得了的。当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某些政客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危险，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危险不会很快到来。就像苏联的统治者一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的权杖顷刻之间就会丢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既不能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也不能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问题。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为求生存，中国没有退路。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势必取代精英主义的“丛林法则”。毕竟，精英主义制度只能给予少数国家少数人以发达和富裕。地球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和谐”与“共富”的理念是避免人类陷于核威胁和生态威胁的唯一选择。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内“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追求社会和谐；对外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追求世界和平；通过发展科学，追求“科学发展”；通过共同奋斗，实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赢”和“共富”之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理念的更新与坚持，不仅利在中国，也必然惠及全球、福泽人类。这一点现在已经为更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而且必将被历史所证明。
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3]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J].政治学研究,2010,(3).责编：赵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