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阿英是潘毅教授在其论文《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中研究分析对象。本文运用增权理论来分析阿英。
【关键词】阿英；增权；无力
一、阿英的痛楚和尖叫
阿英是潘毅教授在其论文《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中研究分析对象。在论文的开篇处，潘毅教授给出了下列文字“凌晨四时，一声尖叫刺进了深夜的黑暗，与往常没有两样。阿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并且尖叫起来。我给那鬼魅似的叫声惊醒了，然后，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宁静之中。”如果把以上这段看作是我们社工中的案主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运用一下的理论，来帮忙阿英分析其成因，最后帮她解决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阿英其人，阿英是在一家深圳工厂做事的一个“打工妹”。“在湖南西部一个市镇长大，那是她所住过的最贫穷的一个市镇，但她家里并不穷，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在镇政府里当干部的。中学毕业后，阿英努力投考大学，但考过两次都考不上。19岁那年，父母把她送到广州念一个为期一年的会计课程，毕业后她返回家乡，在镇政府林业部门当会计员。阿英并不满足于在一个贫穷小镇里生活和工作，而在广州一年，也让她了解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她说：“我在老家是个干部，但我的工资也只不过两百块人民币，广州一个普通工人也比我多。”除了工资外，物质生活方面也有很大距离，以致没有年青人愿意留在乡下：“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想到广州去碰碰运气。”阿英这样说，想要我相信她并不特殊。她和姐姐一起跑到东莞去做工，姐姐嫁了一个当地人，于是她们每人给地方政府交了五千块人民币，把户口从乡下迁到了东莞。”由此踏上了外出务工的生活。
而深圳市阿英务工的第二个落脚点，在一个名叫Meteor电子有限公司重复着最简单的手工劳动，她的工作强度可以达到12个小时，阿英24岁，她又是给自己分析，自己的痛楚过度工作和紧张所致，24岁的她有时有埋怨自己的年纪太大，而大多数的车间女工只有16-18岁。年纪大表示不足以应付工厂的工作，大多数“打工妹”在多在这里工作三年以上，身体开始衰弱。
二、运用增权理论分析阿英
社会工作在面对在这样一个高强度工作的女工，该如何运用他所学到的理论来帮助阿英减少痛苦呢？
我们或许可以运用增权理论。
关于增权理论学者和专家有不同的界定。考斯特和帕金森认为，增权是一个能够促使个人有足够力量去参与，控制及影响自己的生命过程。（Cox&Parsons，1996）拉帕波特指出，增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人们、组织和社区对其事物或得控制的机制。增权过程也令个人能够對自己及生命中机会做有效的控制。（Rappaport，1984.1987）。
从增权的概念中我们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且敏感的话题：谁给谁增权？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增权并不是“赋予”服务对象权力，而是激发和挖掘案主的潜能。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的案主阿英，阿英现在面对的问题之一是工作之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这样的高强度的负荷劳动使得阿英在半夜尖叫，病痛也伴随着她而来，“我背上经常疼，我来这里工作了几个月，背上就开始疼。比起那些一天到晚坐在车间的装配女工，我已经舒服多了，我只是在生产部打字、做记录、记帐，有时还可以起来走走，喝喝水，歇一歇。可是我背上还是疼，真是不明所以。有时是背上疼，有时又跑到脖子上去。”
阿英高中学历有学过会计，当然知道劳动法的存在，对于她所在的血汗工厂，她应该是清楚的，她有权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削减工作强度。如何改变她自己的处境，对于阿英来说我们可以建议她继续学习技能，好让她能摆脱这个工厂，这里我们运用增权事件过程和介入的三个层面中的个人层面，强调提高自我形象，重获对自己生命控制的信念。
但是对于增权中的第二个层次即人与人之间的层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建立起与别人共处团结的能力。对于阿英，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要分对象的，如果把这个平等放到她和其他工友之间，她是肯定能够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平等，因为他们和阿英一样都是在血汗工厂做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把己生命中最好的时间卖给工厂，智力和体力上的最佳时刻被工厂榨干，最后被弃之如敝屣。但是我们把对比目标调整一下，若拿阿英和自己所在工厂的老板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首先，工厂的老板不用贩卖自己的青春时光，他或者他们不会在工厂的最前线连续工作12个小时；其次他们不会最好的工作年限不会受年龄的限制，在体力和智力跟不上工作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被工厂抛弃，很简单，因为工厂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再次，在面对自己的生命中重要机遇的时候他们似乎更具掌控能力。原因如下，首先，工厂的老板拥有生产资料，他在面对市场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资本应该如何处理获得最大的效益，其次，工厂的老板们希望生活现状进行改变的时候，他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早已经积累了足够金钱和人脉，或旅游，或移居国外。阿英若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目前的生活状况，都能干些什么呢？让我们来根据现有的状况相一下，她要是放弃这份工作后，为了维持生计，她只好找工作，但是，阿英又能找到一个怎样的工作呢？24岁的她，体力和智力最好的时间段都已经过去，她的出路在那里？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旅游对于她来说或许都是奢侈，更别说移居国外了。
咱们来看增权理论中的第三个层次。强调学习去争取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以及强调社会行动和社会改变的目标？。这一点，对于阿英来说似乎很远，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和她生活相行甚远，似乎管资源分派的事情只有政府和她何干？
分析到这里，增权理论不能解决阿英的问题，那么阿英的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三、阿英，我们不能帮到你
以我们的拙见，似乎在社会工作者这个层面是不足以解决的。首先，阿英的尖叫是个案，阿英从事的工作和她身后万千的姐妹却不是个案，“打工妹”的痛楚来源于全球资本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国门打开后，外资的涌入，阿英们（指在工厂从事高强度和超长时间的外出女工）的生活空间被缩小，为了生存，或许脱离土地外出务工时各不错的选择，在深圳这样的特区出现了对于学历没要求，对体力有要求的工厂。其次，阿英只是把她的痛楚通过半夜的尖叫迸发出来了，有多少阿英们“失语”。阿英们外出务工，却在务工的城市无处落脚，只能挤在6-10人的集体宿舍，隐私全无，尖叫的原因也掺着对于性的压抑。再次，阿英们能外出务工，但是，她们在体力下降的时候，不能满足工厂的要求的时候，她们的落脚处有在那里？还有，阿英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在东莞落下了户口。这个户口对她禁锢，是不是也是她尖叫的来源？
潘教授在文中分析道“阿英受到三重挤压，追求职业生活却换来一副残损的身体，性欲和道德压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紧张，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国家对其流动性的管制则把她困在中间，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她在一个新环境中，骤然而且不期然地认识到这些。个体的痛楚，烙上了社会和文化创伤的印记，并在个体的生命中一再展现。阿英的梦是特殊的，但它的特殊性却具有普遍性：它是一个身处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的女性工人所作的挣扎。”鉴于此，我认为社会工作者在接到此案主的时候，给与他们的服务空间似乎很小，着同时也充斥着无力。
【参考文献】
[1]]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
[2]]范明林：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第八章 增权理论p105-106
作者简介：姚珍，现在天津师范大学。
【关键词】阿英；增权；无力
一、阿英的痛楚和尖叫
阿英是潘毅教授在其论文《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中研究分析对象。在论文的开篇处，潘毅教授给出了下列文字“凌晨四时，一声尖叫刺进了深夜的黑暗，与往常没有两样。阿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并且尖叫起来。我给那鬼魅似的叫声惊醒了，然后，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宁静之中。”如果把以上这段看作是我们社工中的案主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运用一下的理论，来帮忙阿英分析其成因，最后帮她解决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阿英其人，阿英是在一家深圳工厂做事的一个“打工妹”。“在湖南西部一个市镇长大，那是她所住过的最贫穷的一个市镇，但她家里并不穷，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在镇政府里当干部的。中学毕业后，阿英努力投考大学，但考过两次都考不上。19岁那年，父母把她送到广州念一个为期一年的会计课程，毕业后她返回家乡，在镇政府林业部门当会计员。阿英并不满足于在一个贫穷小镇里生活和工作，而在广州一年，也让她了解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她说：“我在老家是个干部，但我的工资也只不过两百块人民币，广州一个普通工人也比我多。”除了工资外，物质生活方面也有很大距离，以致没有年青人愿意留在乡下：“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想到广州去碰碰运气。”阿英这样说，想要我相信她并不特殊。她和姐姐一起跑到东莞去做工，姐姐嫁了一个当地人，于是她们每人给地方政府交了五千块人民币，把户口从乡下迁到了东莞。”由此踏上了外出务工的生活。
而深圳市阿英务工的第二个落脚点，在一个名叫Meteor电子有限公司重复着最简单的手工劳动，她的工作强度可以达到12个小时，阿英24岁，她又是给自己分析，自己的痛楚过度工作和紧张所致，24岁的她有时有埋怨自己的年纪太大，而大多数的车间女工只有16-18岁。年纪大表示不足以应付工厂的工作，大多数“打工妹”在多在这里工作三年以上，身体开始衰弱。
二、运用增权理论分析阿英
社会工作在面对在这样一个高强度工作的女工，该如何运用他所学到的理论来帮助阿英减少痛苦呢？
我们或许可以运用增权理论。
关于增权理论学者和专家有不同的界定。考斯特和帕金森认为，增权是一个能够促使个人有足够力量去参与，控制及影响自己的生命过程。（Cox&Parsons，1996）拉帕波特指出，增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人们、组织和社区对其事物或得控制的机制。增权过程也令个人能够對自己及生命中机会做有效的控制。（Rappaport，1984.1987）。
从增权的概念中我们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且敏感的话题：谁给谁增权？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增权并不是“赋予”服务对象权力，而是激发和挖掘案主的潜能。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的案主阿英，阿英现在面对的问题之一是工作之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这样的高强度的负荷劳动使得阿英在半夜尖叫，病痛也伴随着她而来，“我背上经常疼，我来这里工作了几个月，背上就开始疼。比起那些一天到晚坐在车间的装配女工，我已经舒服多了，我只是在生产部打字、做记录、记帐，有时还可以起来走走，喝喝水，歇一歇。可是我背上还是疼，真是不明所以。有时是背上疼，有时又跑到脖子上去。”
阿英高中学历有学过会计，当然知道劳动法的存在，对于她所在的血汗工厂，她应该是清楚的，她有权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削减工作强度。如何改变她自己的处境，对于阿英来说我们可以建议她继续学习技能，好让她能摆脱这个工厂，这里我们运用增权事件过程和介入的三个层面中的个人层面，强调提高自我形象，重获对自己生命控制的信念。
但是对于增权中的第二个层次即人与人之间的层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建立起与别人共处团结的能力。对于阿英，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要分对象的，如果把这个平等放到她和其他工友之间，她是肯定能够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平等，因为他们和阿英一样都是在血汗工厂做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把己生命中最好的时间卖给工厂，智力和体力上的最佳时刻被工厂榨干，最后被弃之如敝屣。但是我们把对比目标调整一下，若拿阿英和自己所在工厂的老板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首先，工厂的老板不用贩卖自己的青春时光，他或者他们不会在工厂的最前线连续工作12个小时；其次他们不会最好的工作年限不会受年龄的限制，在体力和智力跟不上工作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被工厂抛弃，很简单，因为工厂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再次，在面对自己的生命中重要机遇的时候他们似乎更具掌控能力。原因如下，首先，工厂的老板拥有生产资料，他在面对市场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资本应该如何处理获得最大的效益，其次，工厂的老板们希望生活现状进行改变的时候，他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早已经积累了足够金钱和人脉，或旅游，或移居国外。阿英若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目前的生活状况，都能干些什么呢？让我们来根据现有的状况相一下，她要是放弃这份工作后，为了维持生计，她只好找工作，但是，阿英又能找到一个怎样的工作呢？24岁的她，体力和智力最好的时间段都已经过去，她的出路在那里？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旅游对于她来说或许都是奢侈，更别说移居国外了。
咱们来看增权理论中的第三个层次。强调学习去争取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以及强调社会行动和社会改变的目标？。这一点，对于阿英来说似乎很远，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和她生活相行甚远，似乎管资源分派的事情只有政府和她何干？
分析到这里，增权理论不能解决阿英的问题，那么阿英的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三、阿英，我们不能帮到你
以我们的拙见，似乎在社会工作者这个层面是不足以解决的。首先，阿英的尖叫是个案，阿英从事的工作和她身后万千的姐妹却不是个案，“打工妹”的痛楚来源于全球资本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国门打开后，外资的涌入，阿英们（指在工厂从事高强度和超长时间的外出女工）的生活空间被缩小，为了生存，或许脱离土地外出务工时各不错的选择，在深圳这样的特区出现了对于学历没要求，对体力有要求的工厂。其次，阿英只是把她的痛楚通过半夜的尖叫迸发出来了，有多少阿英们“失语”。阿英们外出务工，却在务工的城市无处落脚，只能挤在6-10人的集体宿舍，隐私全无，尖叫的原因也掺着对于性的压抑。再次，阿英们能外出务工，但是，她们在体力下降的时候，不能满足工厂的要求的时候，她们的落脚处有在那里？还有，阿英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在东莞落下了户口。这个户口对她禁锢，是不是也是她尖叫的来源？
潘教授在文中分析道“阿英受到三重挤压，追求职业生活却换来一副残损的身体，性欲和道德压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紧张，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国家对其流动性的管制则把她困在中间，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她在一个新环境中，骤然而且不期然地认识到这些。个体的痛楚，烙上了社会和文化创伤的印记，并在个体的生命中一再展现。阿英的梦是特殊的，但它的特殊性却具有普遍性：它是一个身处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的女性工人所作的挣扎。”鉴于此，我认为社会工作者在接到此案主的时候，给与他们的服务空间似乎很小，着同时也充斥着无力。
【参考文献】
[1]]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
[2]]范明林：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第八章 增权理论p105-106
作者简介：姚珍，现在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