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正当金融危机在全球肆虐之时，时任法国总统的尼古拉·萨科齐任命成立了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主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担任，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担任主席顾问，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让-保罗·菲图西担任委员会协调员。委员会成员由来自几个国家（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的大学、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的专家组成。委员会的目的是，确定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的局限性，研究更加确切地描述情况所需的额外信息，讨论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这一信息和评估其他衡量手段的可行性。委员会的工作不止限于法国和发达国家，而是希望为所有相关国家或者一组国家提供一个模板，并激励全世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于2009年9月4日在萨科齐总统主持的一场研讨会上公布，并在报告的基础上整理出一部名为《对我们生活的误测》的著作，公开出版。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斯蒂格利茨说：在一个日益以表现为导向的社会中，衡量标准关系重大。我们衡量什么影响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的衡量标准有误，那么我们奋力争取的东西也将是错误的。为追求GDP增长，我们可能最终造成一个国民生活状况更糟的社会。
　　太多时候，我们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岁月里，我们的经济遭到的批评之一就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金融部门是让经济更加富有成效的手段，而它本身并非目的。更糟糕的是，混淆幸福衡量标准的改善与幸福本身的改善。我们的经济应该让我们更幸福，而经济本身同样不是目的。
　　他还指出，人均GDP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衡量标准。如果政府能报告说人均GDP增长了，比如5%，那它们就感到高兴。可是，其他的数字可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形。在俄罗斯，虽然人均GDP逐渐增长，但是预期寿命逐渐下降这一情况表明，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美国也一样。从1999年到2008年，虽然人均GDP不断增长，但是大多数人发现，在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后，他们的收入减少了。这呈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经济表现状况。如果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收入不平等也加剧，那么就可能出现这种不一致。
　　而且，那些看起来与个人感觉不同步的衡量标准引起人们的怀疑。如果GDP在增长，但多数人却感觉他们的境况在变糟，那么他们就可能担心政府在统计数字上造假。在这些情况下，对政府的信任下降，随着信任的下降，政府处理对公众至关重要事务的能力将被削弱。
　　如果把全球化以及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的问题合在一起，那么GDP的衡量标准可能尤其具有误导性。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出售一个造成污染的采矿公司，这家公司开采权使用费低廉但没有充分的环保规定，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可能增长，但人们的幸福可能降低。
　　人们还担心，在世界面对全球变暖的危机时，专注于GDP的物质方面可能尤其不合适。在我们衡量表现时，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以休闲而非只是消费越来越多商品的方式来享受知识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的成果，那么我们要“惩罚”这个国家吗？
　　因此，要想描述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复杂的事务，只有一个指标是不够的。试图利用一系列非常小的数字来描述现状非常具有误导性。
　　我们关心，“总体上”我们干得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关心收入分配的状况。此外，我们不仅关心我们眼下过得怎样，还关心我们在未来将过得怎样。如果我们想寅吃卯粮，那我们起码要知道，我们当前的幸福水平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可持续性包括很多方面，但是环境的可持续性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随着全球变暖，世界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时。
　　斯蒂格利茨认为，建立新的衡量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新的衡量系统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而且应该在可持续性的背景下衡量幸福。改变重点并不意味着不考虑GDP和生产衡量标准。
　　GDP和生产衡量标准源自对市场生产和就业的考虑；它们仍然为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监控经济活动，提供答案。但是，强调幸福是重要的，因为总的GDP数据中包含的信息与为普通人带来幸福的因素之间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意味着，要致力于建立一种用着眼于幸福的衡量标准和记录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来补充市场活动衡量标准的统计系统。这样一个系统必须、必然地，由多个衡量标准组成，包含一系列不同的衡量标准。
　　（摘自新华出版社《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作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等 译者：阮江平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