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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马永红两次回乡竟聘村主任受挫之后，又接连出手三招：考研究生、成立草根公益机构、在白鹿原南桑村实验有机农业。他要做一个现实版的QQ农场，打出的口号是：“走，白鹿原上‘偷’菜去!”一年后，他的新农村试验初见成效。
“种啥一亩地能收入两万三?又不是种金子?!”这是当初南桑村村民对马永红描绘的有机农业所发出的疑问。
马永红是西安市长安区炮里乡南桑村村主任助理，是通过陕西省委组织部考试选拔的大学生村官。2011年春节前，南桑村“白鹿人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可以看作是马永红助理生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初质疑他的村民也改变了看法。
从单枪匹马做，到有农户主动要求加入，马永红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越挫越勇建菜园
2008年12月，即将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马永红经历了一次失败，他在陕西省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落选。
这已是他第二次在这个选举中铩羽而归。2005年，还在大学就读的他休学回家支农，并于当年11月参加了村长竞选，未获成功(本刊曾做报道)，但却因此成为新闻人物，得到央视、凤凰卫视、南方周末等媒体的关注。
对两次参加村长选举的经历，马永红抱有不同的心态。“与前一次参加选举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更注重结果，过程在上一次体验过了。”但结果却让他感到失望。他在博客中写道：我失去了合兴村，自我感觉就像科学家失去了实验室，革命者失去了根据地，献血者找不到采血车，那种悲壮和失落远非“新长征”三个字可以形容。
离开合兴村的马永红却没有时间去咀嚼感伤，因为再有6天就是研究生考试了，他必须全力以赴。这一次，他收获了成功，考上了延安大学的研究生。
在到延大上学前的这段空档期，马永红又萌生了成立一家专业服务三农的公益组织的想法。“以前几年的支农服务，都是以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进行，眼看就要毕业了，支农活动应当走向正规化。”马永红说。
2009年5月1日，西安市进步青年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了。为免去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一系列麻烦(主要是找不到主管单位)，他干脆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在工商所注了册，只是营业执照上多了“大学生支农以及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指导”几个字。“尽管我们是在工商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但我们是草根性的公益组织，我们给志愿者搭建一个平台，给志愿者、农民提供咨询、培训，利用寒暑假组织志愿者到农村去支农支教。”这是马永红对这个新组织的定位。
2009年9月，马永红通过省委组织部的选拔考试，被下派到西安市长安区炮里乡南桑村任村主任助理。
南桑村是长安区最偏远的一个村，到这里来是马永红主动向组织申请的。“无论怎么说，终于有一个村子可以让自己名正言顺地介入农村基层建设了。”马永红感到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像战士终于上了战场一样兴奋。
马永红在南桑村的一间土屋临时栖身。有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他，盯着从窗子射进来的月光，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在南桑村为西安市民办一个有机菜园，一举双赢，村民可以从土地上得到较高的收入，市民可以吃到健康的蔬菜。
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深夜一点打通了同样是大学生村官的朋友李元仓的电话，讨论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但是，马永红没有想到，当他在南桑村撂出这个想法时，上至村领导、下至村民都不为所动。村支书曾有过一次教训，所以对冒风险的事情惟恐避之不及。他的说法是：种了一辈子地，我这会儿也没有摸准到底咱这里能种啥?
前几年几个年轻人折腾着种西瓜，成熟了却卖不出去。“会有人来这么远的村子买菜吗?人家在超市买多方便?”村主任高斌孝的说法也有自己的道理。
马永红想，口头描画的有机农业的效益，农民难以信服。于是，他决定自己先干起来再说。
5亩菜园50个会员
经过一番协调，马永红租了村民5亩地，作为有机菜园的用地。
他把这些地隔成50个小块，每块以一年15DO元的价格吸纳市民成为会员，每个会员可以得到300斤的有机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菜。他还发给每位会员8张亲友卡，如果会员没时间来收菜，可以叫其亲戚朋友来，帮着浇水、施肥，还准许偷菜。
马永红设想，要在南桑村做一个现实版的QQ农场。他打出的口号是：“走，白鹿原上‘偷’菜去!”
“我们9个志愿者骑着自行车跑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西安城，宣传有机菜种植。”现接替马永红成为进步青年中心总干事的陈星说道。
其实类似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有。马永红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实验之前，还专程抽时间去了位于北京西郊的“小毛驴”农场观摩学习，在那里，博士石嫣租了130亩地，种植有机蔬菜，创造了100多万元的年销售收入。
学习归来后，马永红给自己在南桑村的实验进行了定位：“市民得到安全的食品，农民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生态环境得到了修复，这就叫做城乡互助。”他设想，拥有了自己的小菜园的市民，周末可以过把田园生活的瘾，如果实在没时间，就交由专人打理，保证每周能收到一次菜，一年不少于20次，一次不少于15斤。
2010年5月的一天，60多位市民来到南桑村实地体验。呼吸着新鲜空气，在菜地里间间苗，除除草，活动一下筋骨，这种感觉在城里是无法体会到的，大家的认购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所有菜地全部有了主人。预留的6块菜地，是为了预防灾害所用。
试验开始了。
马永红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找不到人给他种菜。“南桑村的青壮劳力大部分进城务工了，一个月600多元的工钱，留在村上的农民也看不上，小工一天的收入都要三、四十块呢。”马永红说。
第一次平整土地，是马永红和他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来干的，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做农活。
“我心里清楚，其实参与我们基地建设试验的许多人，更多地是出于对我个人在新农村道路上探索的支持。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想着我能够种出有机菜。吃到菜更好，吃不到就当是对我的工作的支持，这反而使我更有精神压力。”马永红说。
外公舅舅来“当差”
“无论如何，第一年试验不能失败。”马永红下定了决心。
因为还有研究生的学业需要完成，马永红不可能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菜园上。为了稳妥起见，他托父母在洛南找靠得住的人帮自己种菜。外公听说后，主动“请缨”来到了西安。
但是，对外公的到来，马永红并不是很情愿。“外公年纪大了，尽管在老家一直未停止过重体力劳动，但毕竟是77岁的高龄，听力还不好。”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地又不等人，马永红就答应了。
外公以前在老家也时常在自家地里种点菜，但这么大的菜园子还没种过。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也能经营大菜园，外公全身心投入，认真和精细的态度大大超出了 马永红的预料。
在马永红看来，作为专供部分市民的菜园，完全可以错开成熟期，慢慢种，但外公干起活来很性急，非一口气干完不可。“明明是大太阳天，他还在地里干活，除非你发现后强制不让他干：明明是阴雨天，进不了地，但他就站在田垄上，除那些可以够得着的杂草；明明将地大概整平就可以了，但他非要将地里稍微大点的土块都敲碎；明明可以用水管浇地，但他总是一桶一桶地挑，还说用瓢浇，对苗好……”马永红说，由于外公的精耕细作，第一次种植的有机菜长势不错。
村上很多人常常到外公的住处来聊天，马永红觉得外公和村民的关系比他自己还走的近。外公会磨刀，村民就把家里的剪子、斧头、切面刀拿来，外公来者不拒，免费服务。外公有绑扫帚的手艺，村民拿来高梁秆，外公不到一个下午就能绑五、六个。作为感谢，村民就给外公管一、两顿饭。
马永红一有时间，就给外公讲生态有机农业的操作技术，讲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的区别。外公听了后说，“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有机农业不就是恢复古时候那种种地方法吗?”一句话，就说中了有机农业的核心特征。
有时外公给马永红打电话说，青菜地里有虫了，马永红赶回去，就看见外公蹲在地里用手抓菜青虫。经过请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后，他们自制辣椒水、大蒜水杀虫，效果不错。
最让马永红感动的是，外公常对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给你把菜种好，我知道你是在搞试验，咱要尽力把试验搞成功，不叫别人笑，爷要是把菜种坏了，怕丢自己的人，丢你的人!”
后来，因身体原因，外公不得不回老家看病，他不愿意在西安看，说回家看病有合作医疗，可以报销。
外公回家后，又说服自己的小儿子、也就是马永红的小舅来到了菜园。小舅不会做饭，常常煮方便面凑合，马永红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小舅的孩子放暑假了，马永红赶紧让舅妈带着孩子来到西安。舅妈的到来，除了让小舅吃上了热乎饭，还能帮着种菜。
在信任中坚持
当初要办有机菜园时，马永红曾向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建设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廉高波(他同时是进步青年中心的顾问)征求过意见。廉高波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可以获得市民、农民以及生态效应的多赢。廉高波不但自己认购了一块菜地，还积极发动身边的朋友认购。
董先生也是有机菜园的一个会员，他说自己加入的原因很简单：“我相信马永红的人品，他说不用化肥，不打农药，我信!”
周典俊是积极支持马永红支农的一位朋友，用马永红的话说，他几乎参与了马永红个人的很多重大事件，如大学期间结婚、再次回村竞选、创建进步中心以及白鹿原上种菜等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一种新奇的态度，后来成了等待，等待一种蔬菜，等待一种信息的传递。我们吃有，机蔬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概念，一旦概念成为一种具体的模式以后，人们对生活的境界和期待值也就发生了改变，在我们享受高质量生活的同时，合力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周典俊的说法很平实。
的确，很多会员都是出于对马永红的信任才加入的。有人甚至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马永红的办法和传销有类似之处，启动的是熟人资源。”
马永红对此并不否认。他说，国内试行的有机农业，第一年试点期间的消费者几乎都是通过熟人关系建立的，毕竟这种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并与种植者共同承担风险的经营模式，需要有一个被接受和熟悉的过程。
为了让会员及时得知菜园的情况，马永红给他们送菜时，会附送一份打印成册的《信息简报》。在厚厚一摞简报中，能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们的有机菜种植正是第一年的试验阶段，因此并没有细致考虑到倒茬和其它因素，菜园里的叶菜(小青菜和小白菜)均已经在上周因到生长期而发黄，对此，我们进行了改进，即由原来的大片一次性种植，改为分三四块，每10天种植一块轮作，以保证大家的菜园里每周都有刚好适量的新鲜青菜。此外，由原来散播改为分行点播，行间距和苗间距约为5到8厘米，这样，可保证菜园里的青菜不会因过于稠密而出现间苗困难、养分不足等问题。”
“本周我们已经将大家菜园里的青菜地进行了老苗清理和新菜种植作业，而西红柿、黄瓜、豆角等还尚未成熟，将会留下一个空档期，对此深表歉意，以后会以其他方式加以补偿。”
有会员建议在菜的品种上进行调整，简报就加以回应：“除土豆等已经过了时节无法再补种外，其它的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现在大家的菜园里有22－40株西红柿，22－40株黄瓜，20株菜辣椒，20株茄子，8株向日葵……”
有人打电话反映说送的西葫芦太老、黄瓜太粗，马永红立即群发信息向大家致歉，并说明菜园种的黄瓜是农村本土的可以长大的品种；西葫芦过老，是因为小舅为了装满一箱菜，将准备留种的也一并摘了，“以后配送蔬菜不再非要装够一整箱，要注重蔬菜的品质。”
一个耕作季过去了，马永红向会员公布了一份账目明细表。5个月时间，平均为会员配送300斤有机蔬菜，平均一斤5元钱，比超市的普通蔬菜贵些，但比超市的有机蔬菜最少便宜了一半，而且是配送上门的。
送货上门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常常让马永红很感动。“我们每一次送菜，总有人到楼下接，省了我们很多力气，还请我们进家里喝水，很热情。他们简单的一声问候，都叫我们很温暖。”在马永红看来，他们送的不仅仅是菜，更重要的是附加在有机菜背后的新的生活方式。从试验到市场化
看着一车车的蔬菜被送到市区，看着村子里时常会有市民的身影，村民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送完最后一批菜，马永红也给村民公布了有机菜园的投入产出明细账。经过一番仔细计算，他预计扩大规模后，可实现每亩15000元到23000元的收入。一些村民不相信，一些村民却动了心。
马永红和另一个大学生村官李元仓讨论的结果是，有机菜园应该从试验阶段正式步入市场运作阶段。以村民为主体注册成立生产合作社，以市民为主体成立消费者合作社，以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体成立一个连接市民消费者和农民生产者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即城乡互助中心。
于是，南桑村8户农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长安区“白鹿人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2010年认购南桑村菜地的市民发起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马永红在试验阶段发现，干旱是制约蔬菜生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扩大规模，就必须打井。在白鹿原上打一口井，需要9万多元，再加上大水泵、变压器等配套设施，总共花费大约为14万元。这让马永红觉得压力巨大。
有几个投资者很感兴趣，但他们看中的多是秦岭环山线一带，不愿意在南桑村投资，嫌远。只有一个愿意到村上投资，马永红又有顾虑，怕受投资方的控制，品牌、所有权都归了别人，村民得不到多少实惠。
2010年年底，马永红组织召开了首届西安城乡互助论坛暨南桑村购菜包地签约会。在这次会上，合作社理事长王慎言庄严承诺：“我们保证种的菜是有机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保障土壤的活力和农作物的健康……每个加入城乡互助的消费者都有权对农场的生产实行参与式的监督。”
周典俊作为消费者合作社的理事，也表示要善待农民以及其生产的成果，推进有机生产，主张文明消费。
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陕西省律师协会“三农”法律事务委员会承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在法律人士介入下，规范了合作化团体组织运营管理，市民和农民双方协议签订、履行都是在第三方的约束监督下完成的，保证互助模式的规范化和长期化。”该委员会秘书长徐松柳说。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工作处处长董顺利认为，西安城乡互助的模式借助有机农业形式，重建市场公平诚信，倡导新的生活理念，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次试验，让市民和农民之间充分信任，让生产文明和消费文明结合起来。”
春节前，城乡互助中心的志愿者到西安宫力城等几个小区做宣传。那天风特别大，宣传效果没有预想的好。
令马永红感到安慰的是，山东一位销售大米的温先生专程来到南桑村，表示每月资助城乡互助中心500元，按月支付，直到中心消亡。同时，希望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别人不同的是，温先生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他慷慨地表示，就算市场化运作失败也无悔，就当支持马永红的事业了。
“发展经济只是在南桑村主要工作的一项，事实上我们正在以城乡互助的形式将在全省可以接触的资源往南桑村聚拢，试图在白鹿原上打造一个‘神话’。”这是马永红对他这一年南桑村实验的总结与期待。
“种啥一亩地能收入两万三?又不是种金子?!”这是当初南桑村村民对马永红描绘的有机农业所发出的疑问。
马永红是西安市长安区炮里乡南桑村村主任助理，是通过陕西省委组织部考试选拔的大学生村官。2011年春节前，南桑村“白鹿人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可以看作是马永红助理生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初质疑他的村民也改变了看法。
从单枪匹马做，到有农户主动要求加入，马永红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越挫越勇建菜园
2008年12月，即将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马永红经历了一次失败，他在陕西省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落选。
这已是他第二次在这个选举中铩羽而归。2005年，还在大学就读的他休学回家支农，并于当年11月参加了村长竞选，未获成功(本刊曾做报道)，但却因此成为新闻人物，得到央视、凤凰卫视、南方周末等媒体的关注。
对两次参加村长选举的经历，马永红抱有不同的心态。“与前一次参加选举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更注重结果，过程在上一次体验过了。”但结果却让他感到失望。他在博客中写道：我失去了合兴村，自我感觉就像科学家失去了实验室，革命者失去了根据地，献血者找不到采血车，那种悲壮和失落远非“新长征”三个字可以形容。
离开合兴村的马永红却没有时间去咀嚼感伤，因为再有6天就是研究生考试了，他必须全力以赴。这一次，他收获了成功，考上了延安大学的研究生。
在到延大上学前的这段空档期，马永红又萌生了成立一家专业服务三农的公益组织的想法。“以前几年的支农服务，都是以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进行，眼看就要毕业了，支农活动应当走向正规化。”马永红说。
2009年5月1日，西安市进步青年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了。为免去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一系列麻烦(主要是找不到主管单位)，他干脆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在工商所注了册，只是营业执照上多了“大学生支农以及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指导”几个字。“尽管我们是在工商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但我们是草根性的公益组织，我们给志愿者搭建一个平台，给志愿者、农民提供咨询、培训，利用寒暑假组织志愿者到农村去支农支教。”这是马永红对这个新组织的定位。
2009年9月，马永红通过省委组织部的选拔考试，被下派到西安市长安区炮里乡南桑村任村主任助理。
南桑村是长安区最偏远的一个村，到这里来是马永红主动向组织申请的。“无论怎么说，终于有一个村子可以让自己名正言顺地介入农村基层建设了。”马永红感到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像战士终于上了战场一样兴奋。
马永红在南桑村的一间土屋临时栖身。有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他，盯着从窗子射进来的月光，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在南桑村为西安市民办一个有机菜园，一举双赢，村民可以从土地上得到较高的收入，市民可以吃到健康的蔬菜。
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深夜一点打通了同样是大学生村官的朋友李元仓的电话，讨论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但是，马永红没有想到，当他在南桑村撂出这个想法时，上至村领导、下至村民都不为所动。村支书曾有过一次教训，所以对冒风险的事情惟恐避之不及。他的说法是：种了一辈子地，我这会儿也没有摸准到底咱这里能种啥?
前几年几个年轻人折腾着种西瓜，成熟了却卖不出去。“会有人来这么远的村子买菜吗?人家在超市买多方便?”村主任高斌孝的说法也有自己的道理。
马永红想，口头描画的有机农业的效益，农民难以信服。于是，他决定自己先干起来再说。
5亩菜园50个会员
经过一番协调，马永红租了村民5亩地，作为有机菜园的用地。
他把这些地隔成50个小块，每块以一年15DO元的价格吸纳市民成为会员，每个会员可以得到300斤的有机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菜。他还发给每位会员8张亲友卡，如果会员没时间来收菜，可以叫其亲戚朋友来，帮着浇水、施肥，还准许偷菜。
马永红设想，要在南桑村做一个现实版的QQ农场。他打出的口号是：“走，白鹿原上‘偷’菜去!”
“我们9个志愿者骑着自行车跑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西安城，宣传有机菜种植。”现接替马永红成为进步青年中心总干事的陈星说道。
其实类似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有。马永红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实验之前，还专程抽时间去了位于北京西郊的“小毛驴”农场观摩学习，在那里，博士石嫣租了130亩地，种植有机蔬菜，创造了100多万元的年销售收入。
学习归来后，马永红给自己在南桑村的实验进行了定位：“市民得到安全的食品，农民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生态环境得到了修复，这就叫做城乡互助。”他设想，拥有了自己的小菜园的市民，周末可以过把田园生活的瘾，如果实在没时间，就交由专人打理，保证每周能收到一次菜，一年不少于20次，一次不少于15斤。
2010年5月的一天，60多位市民来到南桑村实地体验。呼吸着新鲜空气，在菜地里间间苗，除除草，活动一下筋骨，这种感觉在城里是无法体会到的，大家的认购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所有菜地全部有了主人。预留的6块菜地，是为了预防灾害所用。
试验开始了。
马永红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找不到人给他种菜。“南桑村的青壮劳力大部分进城务工了，一个月600多元的工钱，留在村上的农民也看不上，小工一天的收入都要三、四十块呢。”马永红说。
第一次平整土地，是马永红和他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来干的，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做农活。
“我心里清楚，其实参与我们基地建设试验的许多人，更多地是出于对我个人在新农村道路上探索的支持。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想着我能够种出有机菜。吃到菜更好，吃不到就当是对我的工作的支持，这反而使我更有精神压力。”马永红说。
外公舅舅来“当差”
“无论如何，第一年试验不能失败。”马永红下定了决心。
因为还有研究生的学业需要完成，马永红不可能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菜园上。为了稳妥起见，他托父母在洛南找靠得住的人帮自己种菜。外公听说后，主动“请缨”来到了西安。
但是，对外公的到来，马永红并不是很情愿。“外公年纪大了，尽管在老家一直未停止过重体力劳动，但毕竟是77岁的高龄，听力还不好。”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地又不等人，马永红就答应了。
外公以前在老家也时常在自家地里种点菜，但这么大的菜园子还没种过。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也能经营大菜园，外公全身心投入，认真和精细的态度大大超出了 马永红的预料。
在马永红看来，作为专供部分市民的菜园，完全可以错开成熟期，慢慢种，但外公干起活来很性急，非一口气干完不可。“明明是大太阳天，他还在地里干活，除非你发现后强制不让他干：明明是阴雨天，进不了地，但他就站在田垄上，除那些可以够得着的杂草；明明将地大概整平就可以了，但他非要将地里稍微大点的土块都敲碎；明明可以用水管浇地，但他总是一桶一桶地挑，还说用瓢浇，对苗好……”马永红说，由于外公的精耕细作，第一次种植的有机菜长势不错。
村上很多人常常到外公的住处来聊天，马永红觉得外公和村民的关系比他自己还走的近。外公会磨刀，村民就把家里的剪子、斧头、切面刀拿来，外公来者不拒，免费服务。外公有绑扫帚的手艺，村民拿来高梁秆，外公不到一个下午就能绑五、六个。作为感谢，村民就给外公管一、两顿饭。
马永红一有时间，就给外公讲生态有机农业的操作技术，讲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的区别。外公听了后说，“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有机农业不就是恢复古时候那种种地方法吗?”一句话，就说中了有机农业的核心特征。
有时外公给马永红打电话说，青菜地里有虫了，马永红赶回去，就看见外公蹲在地里用手抓菜青虫。经过请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后，他们自制辣椒水、大蒜水杀虫，效果不错。
最让马永红感动的是，外公常对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给你把菜种好，我知道你是在搞试验，咱要尽力把试验搞成功，不叫别人笑，爷要是把菜种坏了，怕丢自己的人，丢你的人!”
后来，因身体原因，外公不得不回老家看病，他不愿意在西安看，说回家看病有合作医疗，可以报销。
外公回家后，又说服自己的小儿子、也就是马永红的小舅来到了菜园。小舅不会做饭，常常煮方便面凑合，马永红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小舅的孩子放暑假了，马永红赶紧让舅妈带着孩子来到西安。舅妈的到来，除了让小舅吃上了热乎饭，还能帮着种菜。
在信任中坚持
当初要办有机菜园时，马永红曾向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建设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廉高波(他同时是进步青年中心的顾问)征求过意见。廉高波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可以获得市民、农民以及生态效应的多赢。廉高波不但自己认购了一块菜地，还积极发动身边的朋友认购。
董先生也是有机菜园的一个会员，他说自己加入的原因很简单：“我相信马永红的人品，他说不用化肥，不打农药，我信!”
周典俊是积极支持马永红支农的一位朋友，用马永红的话说，他几乎参与了马永红个人的很多重大事件，如大学期间结婚、再次回村竞选、创建进步中心以及白鹿原上种菜等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一种新奇的态度，后来成了等待，等待一种蔬菜，等待一种信息的传递。我们吃有，机蔬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概念，一旦概念成为一种具体的模式以后，人们对生活的境界和期待值也就发生了改变，在我们享受高质量生活的同时，合力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周典俊的说法很平实。
的确，很多会员都是出于对马永红的信任才加入的。有人甚至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马永红的办法和传销有类似之处，启动的是熟人资源。”
马永红对此并不否认。他说，国内试行的有机农业，第一年试点期间的消费者几乎都是通过熟人关系建立的，毕竟这种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并与种植者共同承担风险的经营模式，需要有一个被接受和熟悉的过程。
为了让会员及时得知菜园的情况，马永红给他们送菜时，会附送一份打印成册的《信息简报》。在厚厚一摞简报中，能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们的有机菜种植正是第一年的试验阶段，因此并没有细致考虑到倒茬和其它因素，菜园里的叶菜(小青菜和小白菜)均已经在上周因到生长期而发黄，对此，我们进行了改进，即由原来的大片一次性种植，改为分三四块，每10天种植一块轮作，以保证大家的菜园里每周都有刚好适量的新鲜青菜。此外，由原来散播改为分行点播，行间距和苗间距约为5到8厘米，这样，可保证菜园里的青菜不会因过于稠密而出现间苗困难、养分不足等问题。”
“本周我们已经将大家菜园里的青菜地进行了老苗清理和新菜种植作业，而西红柿、黄瓜、豆角等还尚未成熟，将会留下一个空档期，对此深表歉意，以后会以其他方式加以补偿。”
有会员建议在菜的品种上进行调整，简报就加以回应：“除土豆等已经过了时节无法再补种外，其它的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现在大家的菜园里有22－40株西红柿，22－40株黄瓜，20株菜辣椒，20株茄子，8株向日葵……”
有人打电话反映说送的西葫芦太老、黄瓜太粗，马永红立即群发信息向大家致歉，并说明菜园种的黄瓜是农村本土的可以长大的品种；西葫芦过老，是因为小舅为了装满一箱菜，将准备留种的也一并摘了，“以后配送蔬菜不再非要装够一整箱，要注重蔬菜的品质。”
一个耕作季过去了，马永红向会员公布了一份账目明细表。5个月时间，平均为会员配送300斤有机蔬菜，平均一斤5元钱，比超市的普通蔬菜贵些，但比超市的有机蔬菜最少便宜了一半，而且是配送上门的。
送货上门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常常让马永红很感动。“我们每一次送菜，总有人到楼下接，省了我们很多力气，还请我们进家里喝水，很热情。他们简单的一声问候，都叫我们很温暖。”在马永红看来，他们送的不仅仅是菜，更重要的是附加在有机菜背后的新的生活方式。从试验到市场化
看着一车车的蔬菜被送到市区，看着村子里时常会有市民的身影，村民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送完最后一批菜，马永红也给村民公布了有机菜园的投入产出明细账。经过一番仔细计算，他预计扩大规模后，可实现每亩15000元到23000元的收入。一些村民不相信，一些村民却动了心。
马永红和另一个大学生村官李元仓讨论的结果是，有机菜园应该从试验阶段正式步入市场运作阶段。以村民为主体注册成立生产合作社，以市民为主体成立消费者合作社，以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体成立一个连接市民消费者和农民生产者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即城乡互助中心。
于是，南桑村8户农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长安区“白鹿人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2010年认购南桑村菜地的市民发起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马永红在试验阶段发现，干旱是制约蔬菜生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扩大规模，就必须打井。在白鹿原上打一口井，需要9万多元，再加上大水泵、变压器等配套设施，总共花费大约为14万元。这让马永红觉得压力巨大。
有几个投资者很感兴趣，但他们看中的多是秦岭环山线一带，不愿意在南桑村投资，嫌远。只有一个愿意到村上投资，马永红又有顾虑，怕受投资方的控制，品牌、所有权都归了别人，村民得不到多少实惠。
2010年年底，马永红组织召开了首届西安城乡互助论坛暨南桑村购菜包地签约会。在这次会上，合作社理事长王慎言庄严承诺：“我们保证种的菜是有机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保障土壤的活力和农作物的健康……每个加入城乡互助的消费者都有权对农场的生产实行参与式的监督。”
周典俊作为消费者合作社的理事，也表示要善待农民以及其生产的成果，推进有机生产，主张文明消费。
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陕西省律师协会“三农”法律事务委员会承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在法律人士介入下，规范了合作化团体组织运营管理，市民和农民双方协议签订、履行都是在第三方的约束监督下完成的，保证互助模式的规范化和长期化。”该委员会秘书长徐松柳说。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工作处处长董顺利认为，西安城乡互助的模式借助有机农业形式，重建市场公平诚信，倡导新的生活理念，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次试验，让市民和农民之间充分信任，让生产文明和消费文明结合起来。”
春节前，城乡互助中心的志愿者到西安宫力城等几个小区做宣传。那天风特别大，宣传效果没有预想的好。
令马永红感到安慰的是，山东一位销售大米的温先生专程来到南桑村，表示每月资助城乡互助中心500元，按月支付，直到中心消亡。同时，希望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别人不同的是，温先生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他慷慨地表示，就算市场化运作失败也无悔，就当支持马永红的事业了。
“发展经济只是在南桑村主要工作的一项，事实上我们正在以城乡互助的形式将在全省可以接触的资源往南桑村聚拢，试图在白鹿原上打造一个‘神话’。”这是马永红对他这一年南桑村实验的总结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