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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转型吸引了无数研究者的目光。在这其中，韩国财政部原副部长、产业资源部原部长郑德龟，就对中国的转型模式非常感兴趣。
郑德龟参与了韩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大部分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并深谙韩国官僚圈、政治圈、企业集团三角决策结构对韩国经济生活的影响。他的《超越增长与分配》一书，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策决定结构、韩国经济的转型期与经济危机、两极分化与中产阶层复原、转型期与不和谐现象管理的失效等方面，均有独到解释。
9月11日，郑德龟接受了《财经》记者采访。他在强调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应保持协调的同时，还借鉴历史学家福山曾提出的概念，认为信任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福山曾以六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就信任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郑德龟眼中，中国需要重视改革的次序，把握改革的时机，还要意识到，信任这项社会资本的建设，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财经》：你曾在《超越增长与分配》一书中提到，当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时，它们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来说，主要挑战有哪些？
郑德龟：我想，中国可能首先必须要跨越一些过去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顺序不平衡问题。对中国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增长很快，中西部地区则大大落后。这种发展上的顺序和速度的不平衡问题，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政治经济结构和政府的服务等，要能夠适应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2010年的人们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需求之间是大不相同的。对后者而言，最主要的需求无非是食物、服装、住房等；但是随着时光流逝，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就产生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他们收入上涨时，人们会改变他们的参数指标——我工作越多，我就越想享受我的生活；食物固然重要，但个人尊严不可或缺；我不想再服从他人；我想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等等。这是人类需求的第二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就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挑战。同江时代和邓时代相比，习时代所面临的人们的需求结构很不相同了。很多国家在这样的时刻都犯下了一些错误。所有人在心态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人们的需求水平上升了。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下，中国将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社会应向其他国家继续开放。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拥有巨大国外市场，这当然很不错。但其他国家也很想与中国做生意，并在中国渗透和扩大市场，但中国可能不想开放得那么快，这就产生了一些冲突。
不仅如此，中国还面临一些更新的情况。最后的挑战来自地缘方面，比如要对美国在亚洲形成的势力进行牵制。美国一直想成为世界上唯一主导性的力量。“二战”后，美国曾一直与前苏联保持对立，但现在他们很关心，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会不会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或者扮演类似的角色？
因为距离的原因，你们不必对此过度担心。未来100年，中国和美国大概是不会发生战争。但中国有一个弱点——大量自然资源从国外进口，虽然中国有了钱，但运输仍是个大问题。美国在西太平洋海岸拥有大量海军部队，从马六甲海峡到中国南海，再到中国台湾海峡和中国黄海，在这条运输的黄金线路上，中国一旦遭遇封锁，可能就麻烦了。
话虽如此，但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新的迹象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大国战略使得美国妥协了，这是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美国自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巨大的国债和财务债务，后两者正是造成全球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仍然在全球拥有主导权。
最后一个新挑战，是中国经济是否将经历中等收入陷阱。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深入到中国经济内部来看，我看不到有什么硬着陆迹象。即便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衰减，但我还是看不到有什么剧烈的、大的硬着陆的迹象。如果非要说有硬着陆的风险的话，那也来自于你们的社会治理结构，而非经济。你们的制度体系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矛盾。
《财经》：中国与韩国有着想似的文化传统结构。你曾提到，韩国的政治圈、官僚圈和财阀之间的失衡，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
郑德龟：你们拥有和韩国完全不同的治理系统结构。韩国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所构筑的政治圈、官僚圈和财阀之间的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和内资-外资-企业家精神结合的三角经济开发战略，为过去50年间韩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朴正熙总统1979年去世后，这一优势渐渐丧失了。尤其是现在的五年任期制的总统选举，总统拥有控制三者间的制约能力被彻底打破了。三角平衡不复存在。
中国是很独特的。中国有很强的政党和很强的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商业。但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随着时间流逝，政党权力可能衰减，如何维持经济和社会有矛盾的结构，是一个挑战。
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想，或许官僚系统是一个答案。中国的市场不可能独立运行很久，或许30年时间？30年后谁将成为这个运行系统的支撑者和企业与市场财富的管理者？我想你们需要一个管理很好的、设计很好的官僚系统。中国现有的官僚系统实际上拥有半自主性。30年后，这个系统的威力也在衰减，而市场经理人的权力将得到扩大。
现在你们的社会有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在通往未来的长路上，市场上会有官僚、专家、市场经理人等很多参与者参与进来，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分工和权力分工呢？这在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大众只关心生活，而精英们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
《财经》：如何妥善解决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协调问题？
郑德龟：中国有很多问题，但在任何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类社会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正走在接近一个确定目标的过程中。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最终也是开放的社会。这也是你们“中国梦”的内涵之义。
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代价很高。我们需要对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源进行分工。中国怎样在人力资本分工之下，进行权力的分工将会是政治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北京共识”的核心资源是政治上的控制。你们拥有这种控制时，中国书写了成功故事。但在未来是否还能如此成功？
在经济改革方面，一是东部沿海如何走出高成本、低效益的增长极限？在空间上，你们必须从东部沿海这条线向西部和中部移动，进行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开发。二是金融改革方面。中国的崛起给人印象深刻，但中国金融系统的权力真的需要越来越强大吗？韩国的发展中，金融系统结构曾经遭遇失败。
金融制度来源于西方，金融的国际标准是统一的，韩国不得已跟上学习，但必然遭遇一次失败。
余永定倡导人民币国际化，我常常劝他不要这样提。为什么？当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总量20%的时候，人民币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将成为主要货币。现在中国就开始主动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话，其结局很可能像日元、英镑或瑞士法郎一样，它们目前的境遇并不太好。
中国就像一个航空母舰，身躯庞大，政治和经济改革应协调，将改革成本降到最低。如果做了错误的顺序和速度的设计，将会付出很大代价。想要减少这一成本，需要在各方面创新。没有创新，现有制度将不能再发挥效力。在处理政治改革议题时需要温和，但在有些关键领域，则需要全国性的创新竞争。
《财经》：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来说，韩国经验有何教训或者经验借鉴意义？现在是否是一个中国开启金融自由化的好时机？
郑德龟：韩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并不成功，这是因为韩国具有独特的政府支持的发展模式。当时韩国就是开放得有点过晚，然后开放得过快。中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尽早开放，然后在开放的过程中可以掌握节奏慢慢地推进。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韩国还保持着对国外资本市场的关闭状态。韩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开始得太晚了，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建设是如此落后。但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段内，我们的国内资本市场又很快扩张了。我们跌倒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市场开放的次序没有安排好。但是在韩国金融危机后，我们清除了问题，并且彻底开放了。
彻底开放也会带来外部的市场高波动性问题。如三星电子，其70%的股份被国外投资者拥有，这完全有别于以前的国内投资模式。很多人对此持批评态度，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资本自由化的成功结果之一。
中国一定要注意成熟的次序，弄清步骤，分清先后。不犹豫、不轻率以及与其他政策领域保持协调；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一定要适度。
《财经》：中国现在是否是合适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时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建立顺序是怎样的？
郑德龟：可能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或顺序可循。但通常，对那些开始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资本、特别是商品和服务的各类投资往往是优先的。但如果你想变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力资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技术进步和更多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会使你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但最后会出现一些隐性的问题。
人类生活不能脱离规则。在中国，信任缺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你不可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信任机制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先决条件。法治、透明、不能操纵市场、信任等等，都是必须的。
在中国，脱离规则的事情不少，社会信任有所丧失：腐败、非法交易以及仿制品众多。人们不倾向于相信别人，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旅游者愿意在韩国购买高价值产品，为什么？这是因为韩国有很好的社会资本、信任。
在美元的纸币上，印有一句话，“我们信任上帝”。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就会在未来付出大量的社会成本。我们常说物质资本第一，人力资本第二，社会资本第三，但实质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几乎是一回事。
《财经》：中国有市民社会吗？
郑德龟：我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还是杂乱无章的。市民社会主要是由主流人群和NGO构成的，主流人群的来源则比较广泛。现在你们的主流人群中，政治精英占比偏高。
《财经》：为什么你认为社会安全网如此重要？中国有2亿农民工，他们的衣食住行对政府而言是个不小挑战。你有什么建议？
郑德龟：没有社会安全网，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无法完成。在过去的30年中，你们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现在已经达到极限了。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提出向内需型经济转变的原因。但是怎么实现内需的增长呢？如果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担忧，人们就不会积极消费，内需型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人们就必须存钱。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来源。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人们在变老的同时却寿命越来越长了。
政府需要扩大支出，最终，政府可能会背负上沉重的债务。你们的城市农民工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经济不平衡，但是农民工不能享有住房、被雇佣和教育方面的选择权，显然更为严重些。怎样让这些城市移民参与到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对政府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其实如果你们允许社会流动的话，其实未必会出现现在这么高的流动率。在美国，约有70%的人没有护照，他们不需要护照。他们长期居住在某一个州，不需要移动。但是他们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中国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没有选择自由，将会导致很大的社会福利损失、低效和资源错配。
《财经》：东亚模式对中国和韩国来说，是优势还是劣势？未来东亚模式将会怎样？
郑德龟：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先进，也可以成为后进。开始你可能是领先者，但你可能衰落了，后进者赶超了你。世界大国排名起起又落落，未来的趋势也无非如此。
在东亚模式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第一梯队。中国大陆和印度属于第二梯队。在中国，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很重要的，但在韩国和日本模式中，不允许外商直接投资。韩国特殊的商业模式和政治模式，使得韩国出现了一大批自己的企业，如LG、SK等创新企业。中国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但不欢迎短期金融资本的进入。中国刚把国内的金融资本动员起来，而这种模式在过去30年内是很成功的。
对于东亚模式的第二梯队的印度来说，过去的成效也不错，虽然他们的制造业基础不好，也不稳定。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为什么中国和印度现在进入了一个增长瓶颈？对中国来说，改革必须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中国社会必然全方位地走向开放，并与国际社会有更多协调。同时，虽然中国进行全面的全盘的改革有风险，但是需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上面进行创新：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官僚干预和主导的地方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等等。这就是对“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进行一些修订。
《财经》：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不适应民主制度，在韩国，儒家文化起到了什么作用？
郑德龟：韩国和中国一样，具备儒家文化背景。当然在具体的领域应用很不相同。儒家文化并不總是能带来正向激励。比如在金融改革中，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而在资本经济下，进行金融决断往往是一种很冷酷的选择，这些方面，儒家文化并不适应这样的转向。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要求人们选择较高的教育和保持很好的身心修养，这对于未来提高收入和应对替代效应的变化都是有利的。儒家文化中的家庭团结，提供了一个稳定社会的基础框架，也是很有利的部分。
更重要的分歧，出现在儒家的家庭伦理与现代的个体主义伦理之间。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一个大家庭之中，年轻人往往需要供养年长者，尽管他们并不想这样做，更倾向于社会保障来替代完成这一责任。在30年前，如果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子破产了，弟弟妹妹们得拿出钱来替他补窟窿，但现在不会这样了，现在个人顾个人的多。个体化的生存策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生存策略。
郑德龟参与了韩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大部分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并深谙韩国官僚圈、政治圈、企业集团三角决策结构对韩国经济生活的影响。他的《超越增长与分配》一书，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策决定结构、韩国经济的转型期与经济危机、两极分化与中产阶层复原、转型期与不和谐现象管理的失效等方面，均有独到解释。
9月11日，郑德龟接受了《财经》记者采访。他在强调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应保持协调的同时，还借鉴历史学家福山曾提出的概念，认为信任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福山曾以六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就信任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郑德龟眼中，中国需要重视改革的次序，把握改革的时机，还要意识到，信任这项社会资本的建设，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中国面临五方面挑战
《财经》：你曾在《超越增长与分配》一书中提到，当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时，它们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来说，主要挑战有哪些？
郑德龟：我想，中国可能首先必须要跨越一些过去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顺序不平衡问题。对中国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增长很快，中西部地区则大大落后。这种发展上的顺序和速度的不平衡问题，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政治经济结构和政府的服务等，要能夠适应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2010年的人们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需求之间是大不相同的。对后者而言，最主要的需求无非是食物、服装、住房等；但是随着时光流逝，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就产生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他们收入上涨时，人们会改变他们的参数指标——我工作越多，我就越想享受我的生活；食物固然重要，但个人尊严不可或缺；我不想再服从他人；我想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等等。这是人类需求的第二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就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挑战。同江时代和邓时代相比，习时代所面临的人们的需求结构很不相同了。很多国家在这样的时刻都犯下了一些错误。所有人在心态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人们的需求水平上升了。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下，中国将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社会应向其他国家继续开放。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拥有巨大国外市场，这当然很不错。但其他国家也很想与中国做生意，并在中国渗透和扩大市场，但中国可能不想开放得那么快，这就产生了一些冲突。
不仅如此，中国还面临一些更新的情况。最后的挑战来自地缘方面，比如要对美国在亚洲形成的势力进行牵制。美国一直想成为世界上唯一主导性的力量。“二战”后，美国曾一直与前苏联保持对立，但现在他们很关心，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会不会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或者扮演类似的角色？
因为距离的原因，你们不必对此过度担心。未来100年，中国和美国大概是不会发生战争。但中国有一个弱点——大量自然资源从国外进口，虽然中国有了钱，但运输仍是个大问题。美国在西太平洋海岸拥有大量海军部队，从马六甲海峡到中国南海，再到中国台湾海峡和中国黄海，在这条运输的黄金线路上，中国一旦遭遇封锁，可能就麻烦了。
话虽如此，但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新的迹象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大国战略使得美国妥协了，这是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美国自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巨大的国债和财务债务，后两者正是造成全球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仍然在全球拥有主导权。
最后一个新挑战，是中国经济是否将经历中等收入陷阱。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深入到中国经济内部来看，我看不到有什么硬着陆迹象。即便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衰减，但我还是看不到有什么剧烈的、大的硬着陆的迹象。如果非要说有硬着陆的风险的话，那也来自于你们的社会治理结构，而非经济。你们的制度体系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矛盾。
中国应吸取韩国改革得失
《财经》：中国与韩国有着想似的文化传统结构。你曾提到，韩国的政治圈、官僚圈和财阀之间的失衡，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
郑德龟：你们拥有和韩国完全不同的治理系统结构。韩国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所构筑的政治圈、官僚圈和财阀之间的三角经济政策决定结构，和内资-外资-企业家精神结合的三角经济开发战略，为过去50年间韩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朴正熙总统1979年去世后，这一优势渐渐丧失了。尤其是现在的五年任期制的总统选举，总统拥有控制三者间的制约能力被彻底打破了。三角平衡不复存在。
中国是很独特的。中国有很强的政党和很强的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商业。但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随着时间流逝，政党权力可能衰减，如何维持经济和社会有矛盾的结构，是一个挑战。
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想，或许官僚系统是一个答案。中国的市场不可能独立运行很久，或许30年时间？30年后谁将成为这个运行系统的支撑者和企业与市场财富的管理者？我想你们需要一个管理很好的、设计很好的官僚系统。中国现有的官僚系统实际上拥有半自主性。30年后，这个系统的威力也在衰减，而市场经理人的权力将得到扩大。
现在你们的社会有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在通往未来的长路上，市场上会有官僚、专家、市场经理人等很多参与者参与进来，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分工和权力分工呢？这在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大众只关心生活，而精英们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
《财经》：如何妥善解决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协调问题？
郑德龟：中国有很多问题，但在任何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类社会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正走在接近一个确定目标的过程中。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最终也是开放的社会。这也是你们“中国梦”的内涵之义。
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代价很高。我们需要对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源进行分工。中国怎样在人力资本分工之下，进行权力的分工将会是政治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北京共识”的核心资源是政治上的控制。你们拥有这种控制时，中国书写了成功故事。但在未来是否还能如此成功？
在经济改革方面，一是东部沿海如何走出高成本、低效益的增长极限？在空间上，你们必须从东部沿海这条线向西部和中部移动，进行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开发。二是金融改革方面。中国的崛起给人印象深刻，但中国金融系统的权力真的需要越来越强大吗？韩国的发展中，金融系统结构曾经遭遇失败。
金融制度来源于西方，金融的国际标准是统一的，韩国不得已跟上学习，但必然遭遇一次失败。
余永定倡导人民币国际化，我常常劝他不要这样提。为什么？当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总量20%的时候，人民币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将成为主要货币。现在中国就开始主动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话，其结局很可能像日元、英镑或瑞士法郎一样，它们目前的境遇并不太好。
中国就像一个航空母舰，身躯庞大，政治和经济改革应协调，将改革成本降到最低。如果做了错误的顺序和速度的设计，将会付出很大代价。想要减少这一成本，需要在各方面创新。没有创新，现有制度将不能再发挥效力。在处理政治改革议题时需要温和，但在有些关键领域，则需要全国性的创新竞争。
《财经》：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来说，韩国经验有何教训或者经验借鉴意义？现在是否是一个中国开启金融自由化的好时机？
郑德龟：韩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并不成功，这是因为韩国具有独特的政府支持的发展模式。当时韩国就是开放得有点过晚，然后开放得过快。中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尽早开放，然后在开放的过程中可以掌握节奏慢慢地推进。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韩国还保持着对国外资本市场的关闭状态。韩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开始得太晚了，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建设是如此落后。但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段内，我们的国内资本市场又很快扩张了。我们跌倒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市场开放的次序没有安排好。但是在韩国金融危机后，我们清除了问题，并且彻底开放了。
彻底开放也会带来外部的市场高波动性问题。如三星电子，其70%的股份被国外投资者拥有，这完全有别于以前的国内投资模式。很多人对此持批评态度，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资本自由化的成功结果之一。
中国一定要注意成熟的次序，弄清步骤，分清先后。不犹豫、不轻率以及与其他政策领域保持协调；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一定要适度。
信任缺失是一个大问题
《财经》：中国现在是否是合适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时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建立顺序是怎样的？
郑德龟：可能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或顺序可循。但通常，对那些开始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资本、特别是商品和服务的各类投资往往是优先的。但如果你想变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力资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技术进步和更多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会使你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但最后会出现一些隐性的问题。
人类生活不能脱离规则。在中国，信任缺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你不可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信任机制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先决条件。法治、透明、不能操纵市场、信任等等，都是必须的。
在中国，脱离规则的事情不少，社会信任有所丧失：腐败、非法交易以及仿制品众多。人们不倾向于相信别人，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旅游者愿意在韩国购买高价值产品，为什么？这是因为韩国有很好的社会资本、信任。
在美元的纸币上，印有一句话，“我们信任上帝”。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就会在未来付出大量的社会成本。我们常说物质资本第一，人力资本第二，社会资本第三，但实质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几乎是一回事。
《财经》：中国有市民社会吗？
郑德龟：我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还是杂乱无章的。市民社会主要是由主流人群和NGO构成的，主流人群的来源则比较广泛。现在你们的主流人群中，政治精英占比偏高。
《财经》：为什么你认为社会安全网如此重要？中国有2亿农民工，他们的衣食住行对政府而言是个不小挑战。你有什么建议？
郑德龟：没有社会安全网，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无法完成。在过去的30年中，你们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现在已经达到极限了。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提出向内需型经济转变的原因。但是怎么实现内需的增长呢？如果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担忧，人们就不会积极消费，内需型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人们就必须存钱。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来源。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人们在变老的同时却寿命越来越长了。
政府需要扩大支出，最终，政府可能会背负上沉重的债务。你们的城市农民工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经济不平衡，但是农民工不能享有住房、被雇佣和教育方面的选择权，显然更为严重些。怎样让这些城市移民参与到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对政府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其实如果你们允许社会流动的话，其实未必会出现现在这么高的流动率。在美国，约有70%的人没有护照，他们不需要护照。他们长期居住在某一个州，不需要移动。但是他们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中国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没有选择自由，将会导致很大的社会福利损失、低效和资源错配。
东亚模式有优有劣
《财经》：东亚模式对中国和韩国来说，是优势还是劣势？未来东亚模式将会怎样？
郑德龟：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先进，也可以成为后进。开始你可能是领先者，但你可能衰落了，后进者赶超了你。世界大国排名起起又落落，未来的趋势也无非如此。
在东亚模式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第一梯队。中国大陆和印度属于第二梯队。在中国，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很重要的，但在韩国和日本模式中，不允许外商直接投资。韩国特殊的商业模式和政治模式，使得韩国出现了一大批自己的企业，如LG、SK等创新企业。中国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但不欢迎短期金融资本的进入。中国刚把国内的金融资本动员起来，而这种模式在过去30年内是很成功的。
对于东亚模式的第二梯队的印度来说，过去的成效也不错，虽然他们的制造业基础不好，也不稳定。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为什么中国和印度现在进入了一个增长瓶颈？对中国来说，改革必须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中国社会必然全方位地走向开放，并与国际社会有更多协调。同时，虽然中国进行全面的全盘的改革有风险，但是需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上面进行创新：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官僚干预和主导的地方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等等。这就是对“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进行一些修订。
《财经》：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不适应民主制度，在韩国，儒家文化起到了什么作用？
郑德龟：韩国和中国一样，具备儒家文化背景。当然在具体的领域应用很不相同。儒家文化并不總是能带来正向激励。比如在金融改革中，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而在资本经济下，进行金融决断往往是一种很冷酷的选择，这些方面，儒家文化并不适应这样的转向。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要求人们选择较高的教育和保持很好的身心修养，这对于未来提高收入和应对替代效应的变化都是有利的。儒家文化中的家庭团结，提供了一个稳定社会的基础框架，也是很有利的部分。
更重要的分歧，出现在儒家的家庭伦理与现代的个体主义伦理之间。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一个大家庭之中，年轻人往往需要供养年长者，尽管他们并不想这样做，更倾向于社会保障来替代完成这一责任。在30年前，如果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子破产了，弟弟妹妹们得拿出钱来替他补窟窿，但现在不会这样了，现在个人顾个人的多。个体化的生存策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