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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很是流行，许多人以能和胡适成为朋友而自豪。一方面作为留美博士，胡适才学过人早在新文化运动时便已“暴得了大名”属于少年得志，另一方面胡适待人宽和谦让，乐于助人，所以大家都争相和胡适交朋友。而胡适对朋友们遇到的困难也总是倾尽全力进行帮助毫不推托，不少人都得到过胡适的恩惠。这其中胡适“捧红”狂人刘文典更是民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胡适与刘文典同为安徽老乡，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又同在北京大学文科教书，加之两人在思想观点上有很多契合处，这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不过那时二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胡适早已在中国文学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月领着260块银元的不菲薪俸，受着各类人的追捧。而此时的刘文典只能对胡适是高山仰止，虽同样在北大教书却只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每月领着200块银元的薪水，时常还要被辜鸿铭等老学究们冷嘲热讽一番，内心十分压抑。
为此，刘文典曾给胡适写信发牢骚：“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认为之所以被别人轻视，关键是自己这匹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实力被埋没。为向学界同仁证明自己的实力，刘文典决定在校勘学方面下一番苦功夫，“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连贯，左右横通”，最终他选定了当时在学术界有着“硬骨头”之称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作为校勘的主攻方向。搞校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校勘者不仅要精通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还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也要懂得版本目录方面的研究。所以刘文典选择校勘《淮南子》足见其校勘方面的功底十分深厚。
为了校勘《淮南子》，刘文典广泛搜集资料，仔细研究前人成果，加以扬弃创新，力争让自己的所写文字都言之有理有据，用刘文典的话说就是：“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靠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刘文典终于把《淮南子》校勘了一遍，写成了《淮南鸿烈集解》一书。胡适还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并非常赞赏，称此书必能成为“一部可以不朽之作”。胡适还专门将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审阅，希冀能够让校长对刘文典留下好印象，对刘文典加以重视。
书虽然是写完了，可要找一个好的出版社进行出版则颇费周折，这不但要求作者能保证所写之书出版后能有不错的销路，更要认识出版界方面的朋友。可那时刘文典在学术界一点名气都没有，要想靠自己的本事找到一家适合的出版社十分困难。因此刘文典就把出版的事宜全权交给了人脉极广的胡适处理，胡适找到了老朋友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进行洽谈，并最终达成了出版协议。
除了联系出版的事，胡适俨然成了刘文典在经济上的“保姆”。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购买其他图书进行比对、参考，同时还要雇人抄写。刘文典向北大借了600元钱，相当于刘文典三个月的薪水。可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由于书还没有出版，刘文典是囊中羞涩根本无力还钱。
眼见要被扣发掉三个月的薪水，刘文典只好给胡适写信，让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刘文典对胡适已经到了近似哀求的地步，胡适接信后，马上跟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看在胡适的面子上，张元济答应了刘文典的请求，让其预支了稿费支票渡过了难关。
就在《淮南鸿烈集解》即将出版的时候。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作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靠写白话文出名的胡适竟然被要求用文言文作序，如此“强人所难”，胡适丝毫没有犹豫便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也成为胡适为数不多用文言文写就的文章之一。在序中，胡适不吝对刘文典的夸赞之词。有了胡博士的序，再加上该书确实是一部校勘学方面的上乘佳作，所以1923年3月份该书一出版，很快是洛阳纸贵，人们纷纷抢购。梁启超、鲁迅等人更是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赞誉，刘文典声名大振，从一个“学界新人”变成了一个校勘学方面的大家，从此再也没人敢小瞧他了。
对于自己的“一夜成名”，刘文典对胡适心存感激。“你是弟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这番话可见胡适在刘文典心中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算得上是刘文典在学术道路上的“大恩人”，正是因为胡适一次次对“困境”中的刘文典施以援手雪中送炭，才成就了刘文典后来学术上的辉煌。
胡适与刘文典同为安徽老乡，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又同在北京大学文科教书，加之两人在思想观点上有很多契合处，这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不过那时二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胡适早已在中国文学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月领着260块银元的不菲薪俸，受着各类人的追捧。而此时的刘文典只能对胡适是高山仰止，虽同样在北大教书却只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每月领着200块银元的薪水，时常还要被辜鸿铭等老学究们冷嘲热讽一番，内心十分压抑。
为此，刘文典曾给胡适写信发牢骚：“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认为之所以被别人轻视，关键是自己这匹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实力被埋没。为向学界同仁证明自己的实力，刘文典决定在校勘学方面下一番苦功夫，“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连贯，左右横通”，最终他选定了当时在学术界有着“硬骨头”之称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作为校勘的主攻方向。搞校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校勘者不仅要精通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还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也要懂得版本目录方面的研究。所以刘文典选择校勘《淮南子》足见其校勘方面的功底十分深厚。
为了校勘《淮南子》，刘文典广泛搜集资料，仔细研究前人成果，加以扬弃创新，力争让自己的所写文字都言之有理有据，用刘文典的话说就是：“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靠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刘文典终于把《淮南子》校勘了一遍，写成了《淮南鸿烈集解》一书。胡适还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并非常赞赏，称此书必能成为“一部可以不朽之作”。胡适还专门将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审阅，希冀能够让校长对刘文典留下好印象，对刘文典加以重视。
书虽然是写完了，可要找一个好的出版社进行出版则颇费周折，这不但要求作者能保证所写之书出版后能有不错的销路，更要认识出版界方面的朋友。可那时刘文典在学术界一点名气都没有，要想靠自己的本事找到一家适合的出版社十分困难。因此刘文典就把出版的事宜全权交给了人脉极广的胡适处理，胡适找到了老朋友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进行洽谈，并最终达成了出版协议。
除了联系出版的事，胡适俨然成了刘文典在经济上的“保姆”。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购买其他图书进行比对、参考，同时还要雇人抄写。刘文典向北大借了600元钱，相当于刘文典三个月的薪水。可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由于书还没有出版，刘文典是囊中羞涩根本无力还钱。
眼见要被扣发掉三个月的薪水，刘文典只好给胡适写信，让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刘文典对胡适已经到了近似哀求的地步，胡适接信后，马上跟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看在胡适的面子上，张元济答应了刘文典的请求，让其预支了稿费支票渡过了难关。
就在《淮南鸿烈集解》即将出版的时候。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作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靠写白话文出名的胡适竟然被要求用文言文作序，如此“强人所难”，胡适丝毫没有犹豫便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也成为胡适为数不多用文言文写就的文章之一。在序中，胡适不吝对刘文典的夸赞之词。有了胡博士的序，再加上该书确实是一部校勘学方面的上乘佳作，所以1923年3月份该书一出版，很快是洛阳纸贵，人们纷纷抢购。梁启超、鲁迅等人更是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赞誉，刘文典声名大振，从一个“学界新人”变成了一个校勘学方面的大家，从此再也没人敢小瞧他了。
对于自己的“一夜成名”，刘文典对胡适心存感激。“你是弟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这番话可见胡适在刘文典心中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算得上是刘文典在学术道路上的“大恩人”，正是因为胡适一次次对“困境”中的刘文典施以援手雪中送炭，才成就了刘文典后来学术上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