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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很是流行,许多人以能和胡适成为朋友而自豪。一方面作为留美博士,胡适才学过人早在新文化运动时便已“暴得了大名”属于少年得志,另一方面胡适待人宽和谦让,乐于助人,所以大家都争相和胡适交朋友。而胡适对朋友们遇到的困难也总是倾尽全力进行帮助毫不推托,不少人都得到过胡适的恩惠。这其中胡适“捧红”狂人刘文典更是民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胡适与刘文典同为安徽老乡,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又同在北京大学文科教书,加之两人在思想观点上有很多契合处,这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不过那时二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胡适早已在中国文学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月领着260块银元的不菲薪俸,受着各类人的追捧。而此时的刘文典只能对胡适是高山仰止,虽同样在北大教书却只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每月领着200块银元的薪水,时常还要被辜鸿铭等老学究们冷嘲热讽一番,内心十分压抑。
为此,刘文典曾给胡适写信发牢骚:“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认为之所以被别人轻视,关键是自己这匹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实力被埋没。为向学界同仁证明自己的实力,刘文典决定在校勘学方面下一番苦功夫,“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连贯,左右横通”,最终他选定了当时在学术界有着“硬骨头”之称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作为校勘的主攻方向。搞校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校勘者不仅要精通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还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也要懂得版本目录方面的研究。所以刘文典选择校勘《淮南子》足见其校勘方面的功底十分深厚。
为了校勘《淮南子》,刘文典广泛搜集资料,仔细研究前人成果,加以扬弃创新,力争让自己的所写文字都言之有理有据,用刘文典的话说就是:“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靠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刘文典终于把《淮南子》校勘了一遍,写成了《淮南鸿烈集解》一书。胡适还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并非常赞赏,称此书必能成为“一部可以不朽之作”。胡适还专门将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审阅,希冀能够让校长对刘文典留下好印象,对刘文典加以重视。
书虽然是写完了,可要找一个好的出版社进行出版则颇费周折,这不但要求作者能保证所写之书出版后能有不错的销路,更要认识出版界方面的朋友。可那时刘文典在学术界一点名气都没有,要想靠自己的本事找到一家适合的出版社十分困难。因此刘文典就把出版的事宜全权交给了人脉极广的胡适处理,胡适找到了老朋友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进行洽谈,并最终达成了出版协议。
除了联系出版的事,胡适俨然成了刘文典在经济上的“保姆”。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购买其他图书进行比对、参考,同时还要雇人抄写。刘文典向北大借了600元钱,相当于刘文典三个月的薪水。可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由于书还没有出版,刘文典是囊中羞涩根本无力还钱。
眼见要被扣发掉三个月的薪水,刘文典只好给胡适写信,让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刘文典对胡适已经到了近似哀求的地步,胡适接信后,马上跟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看在胡适的面子上,张元济答应了刘文典的请求,让其预支了稿费支票渡过了难关。
就在《淮南鸿烈集解》即将出版的时候。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作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靠写白话文出名的胡适竟然被要求用文言文作序,如此“强人所难”,胡适丝毫没有犹豫便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也成为胡适为数不多用文言文写就的文章之一。在序中,胡适不吝对刘文典的夸赞之词。有了胡博士的序,再加上该书确实是一部校勘学方面的上乘佳作,所以1923年3月份该书一出版,很快是洛阳纸贵,人们纷纷抢购。梁启超、鲁迅等人更是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赞誉,刘文典声名大振,从一个“学界新人”变成了一个校勘学方面的大家,从此再也没人敢小瞧他了。
对于自己的“一夜成名”,刘文典对胡适心存感激。“你是弟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这番话可见胡适在刘文典心中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算得上是刘文典在学术道路上的“大恩人”,正是因为胡适一次次对“困境”中的刘文典施以援手雪中送炭,才成就了刘文典后来学术上的辉煌。
胡适与刘文典同为安徽老乡,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又同在北京大学文科教书,加之两人在思想观点上有很多契合处,这让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不过那时二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胡适早已在中国文学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月领着260块银元的不菲薪俸,受着各类人的追捧。而此时的刘文典只能对胡适是高山仰止,虽同样在北大教书却只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每月领着200块银元的薪水,时常还要被辜鸿铭等老学究们冷嘲热讽一番,内心十分压抑。
为此,刘文典曾给胡适写信发牢骚:“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认为之所以被别人轻视,关键是自己这匹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实力被埋没。为向学界同仁证明自己的实力,刘文典决定在校勘学方面下一番苦功夫,“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连贯,左右横通”,最终他选定了当时在学术界有着“硬骨头”之称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作为校勘的主攻方向。搞校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校勘者不仅要精通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还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也要懂得版本目录方面的研究。所以刘文典选择校勘《淮南子》足见其校勘方面的功底十分深厚。
为了校勘《淮南子》,刘文典广泛搜集资料,仔细研究前人成果,加以扬弃创新,力争让自己的所写文字都言之有理有据,用刘文典的话说就是:“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靠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刘文典终于把《淮南子》校勘了一遍,写成了《淮南鸿烈集解》一书。胡适还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并非常赞赏,称此书必能成为“一部可以不朽之作”。胡适还专门将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审阅,希冀能够让校长对刘文典留下好印象,对刘文典加以重视。
书虽然是写完了,可要找一个好的出版社进行出版则颇费周折,这不但要求作者能保证所写之书出版后能有不错的销路,更要认识出版界方面的朋友。可那时刘文典在学术界一点名气都没有,要想靠自己的本事找到一家适合的出版社十分困难。因此刘文典就把出版的事宜全权交给了人脉极广的胡适处理,胡适找到了老朋友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进行洽谈,并最终达成了出版协议。
除了联系出版的事,胡适俨然成了刘文典在经济上的“保姆”。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购买其他图书进行比对、参考,同时还要雇人抄写。刘文典向北大借了600元钱,相当于刘文典三个月的薪水。可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由于书还没有出版,刘文典是囊中羞涩根本无力还钱。
眼见要被扣发掉三个月的薪水,刘文典只好给胡适写信,让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刘文典对胡适已经到了近似哀求的地步,胡适接信后,马上跟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看在胡适的面子上,张元济答应了刘文典的请求,让其预支了稿费支票渡过了难关。
就在《淮南鸿烈集解》即将出版的时候。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作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靠写白话文出名的胡适竟然被要求用文言文作序,如此“强人所难”,胡适丝毫没有犹豫便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也成为胡适为数不多用文言文写就的文章之一。在序中,胡适不吝对刘文典的夸赞之词。有了胡博士的序,再加上该书确实是一部校勘学方面的上乘佳作,所以1923年3月份该书一出版,很快是洛阳纸贵,人们纷纷抢购。梁启超、鲁迅等人更是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赞誉,刘文典声名大振,从一个“学界新人”变成了一个校勘学方面的大家,从此再也没人敢小瞧他了。
对于自己的“一夜成名”,刘文典对胡适心存感激。“你是弟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这番话可见胡适在刘文典心中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算得上是刘文典在学术道路上的“大恩人”,正是因为胡适一次次对“困境”中的刘文典施以援手雪中送炭,才成就了刘文典后来学术上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