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处于舆论旋涡中的许霆恶意取款案，正在从个案公正转向制度考问。先是广东律师何富杰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后有北京律师李方平等8名律师也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量刑标尺已经过时，亟须修改。
　　又是一起“公民上书”的经典案例。从孙志刚事件至今，我们对“意见公民”这个词组已不再陌生，但看到的成效却难尽人意。一方面，一些“意见公民”时常遭遇“炒作”、“作秀”之类的指责。另一方面，公益的主宰力量——公共权力，似乎并未对“意见公民”予以足够的关注。除孙志刚事件等寥寥几起外，又有多少得到了相关公权力机关的回应？对于与许霆案有关的这两起律师上书行为的后续发展，笔者同样不持乐观态度，它们也许只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再添几声“无疾而终”的追问罢了。不难想象，如果一边是踊跃建言，一边是不理不睬，那么这些宝贵的民间意见只能更多地表现为个人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而很难转化成推动制度建设的理性力量和智力资源。
　　要改变这样的局面，除了一些公权力机关提高民主意识，从宪法权利的高度认识言论自由、批评建议等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建立公共权力与民间意见良性互动的制度机制。比如，民意机关开启更加通畅的公民建言渠道和违宪审查机制，行政机关构建更加完善的公民建言献策、批评建议的处理机制。对于“意见公民”的各种表达，从意见的接收、回应、评估等各个环节，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还有很多空白之处，亟需研究和加强。
　　至于民间意见本身，也需要保持审慎的美德。上书也好，公开信也好，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激情呼吁的层面，而是更需要意见诉求本身的合理性、建设性、可行性。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一些过于悲情、泛滥的“意见暴力”，已经让我们感到了忧虑。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社会是可悲的，但一个意见泛滥、众口喧扰的社会也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很可能混淆公众的判断力，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甚至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裹挟下发生决策失误。对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变质民主同样是不堪承受之重。
　　以“意见公民”的行动为标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公民社会。而此起彼伏的公民上书、公开信现象，则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递进开辟了新的切入点——对公共权力而言，是更为开放的意见渠道和决策程序；对公民群体而言，则是更负责任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