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有很多人读不懂中国共产党，也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对于“中国为何不搞多党竞争”这样的问题，答不上来。其实，这是由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决定的，如果中国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将被人民抛弃。
这几年，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西方自己长期误读中国，误读中国共产党。7月1日晚，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24期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就此讲述了，如何从历史传承和国际比较中读懂中国共产党。
西方误读中国由来已久
一直到2012年，西方主流的政治观察家还是认为中国要崩溃。十八大召开前夕，张维为在英国广播公司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张维为当时笑了，他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记不起来。”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主流媒体人、主流智库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中国就是不对的，中国就要走衰，就要崩溃。但是，现在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而西方的学者、智库、媒体，还没有做好准备。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误读中国由来已久。一般情况下，只要西方主流媒体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问题总是那么几个：中国为什么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怎么可能成功呢？中国什么时候要放弃一党制呢？
张维为把这叫做“懒汉做学问”，即不需要任何调查研究，不需要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历史、传统——“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落后了，就是错误的”。这种心态导致西方制度日益僵化，社会精英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结果只能是“黑天鵝现象”层出不穷，人民普遍感到越来越失望。
张维为指出，西方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读不懂中国共产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源于基于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偏见。
如何回答“中国为何不搞多党竞争”
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有很多人读不懂中国共产党。坦率地说，“甚至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自己也读不懂，人家问他，‘中国为何不搞多党竞争’？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我们可以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讲得清清楚楚”。
首先，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是“党”，但这个“党”和西方政党的“党”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党这个词在英文中叫party，在法文叫parti，西班牙文叫partidos，词根都是part，意思是部分。所以西方的政党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每个利益集团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表。
与西方的这种“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其特点是“百国之和”。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
如果中国也采用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那么中国马上就会出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政党，很容易导致国家分裂。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采用过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结果导致了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教训。“我觉得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政党将被人民抛弃。”张维为说。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能够比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张维为表示，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实施能力，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
用“中国话语”进行跨党派、跨国家比较
张维为指出，现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政治制度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在这个竞争中，可以提炼出三条标准，也可以说是用一种“中国话语”，来进行跨党派、跨国家的比较。
第一，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党。如果有，这个国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竞争力，胜出的可能比较大;如果没有，走向衰败的可能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是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各国都需要改革，但好像只有中国能够真正地推动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很难进行。
第三，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所以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的模式。
这三条标准构成一种“中国话语”“中国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评判，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我国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这几年，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西方自己长期误读中国，误读中国共产党。7月1日晚，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24期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就此讲述了，如何从历史传承和国际比较中读懂中国共产党。
西方误读中国由来已久
一直到2012年，西方主流的政治观察家还是认为中国要崩溃。十八大召开前夕，张维为在英国广播公司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张维为当时笑了，他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记不起来。”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主流媒体人、主流智库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中国就是不对的，中国就要走衰，就要崩溃。但是，现在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而西方的学者、智库、媒体，还没有做好准备。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误读中国由来已久。一般情况下，只要西方主流媒体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问题总是那么几个：中国为什么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怎么可能成功呢？中国什么时候要放弃一党制呢？
张维为把这叫做“懒汉做学问”，即不需要任何调查研究，不需要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历史、传统——“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落后了，就是错误的”。这种心态导致西方制度日益僵化，社会精英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结果只能是“黑天鵝现象”层出不穷，人民普遍感到越来越失望。
张维为指出，西方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读不懂中国共产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源于基于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偏见。
如何回答“中国为何不搞多党竞争”
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有很多人读不懂中国共产党。坦率地说，“甚至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自己也读不懂，人家问他，‘中国为何不搞多党竞争’？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我们可以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讲得清清楚楚”。
首先，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是“党”，但这个“党”和西方政党的“党”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党这个词在英文中叫party，在法文叫parti，西班牙文叫partidos，词根都是part，意思是部分。所以西方的政党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每个利益集团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表。
与西方的这种“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其特点是“百国之和”。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
如果中国也采用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那么中国马上就会出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政党，很容易导致国家分裂。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采用过西方这种部分利益党的模式，结果导致了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教训。“我觉得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政党将被人民抛弃。”张维为说。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能够比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张维为表示，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实施能力，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
用“中国话语”进行跨党派、跨国家比较
张维为指出，现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政治制度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在这个竞争中，可以提炼出三条标准，也可以说是用一种“中国话语”，来进行跨党派、跨国家的比较。
第一，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党。如果有，这个国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竞争力，胜出的可能比较大;如果没有，走向衰败的可能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是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各国都需要改革，但好像只有中国能够真正地推动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很难进行。
第三，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所以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的模式。
这三条标准构成一种“中国话语”“中国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评判，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我国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