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那时天天打我，除了不打头，其它都是她的打击目标，打了之后我就像斑马一样到学校去，真的很丢人！两个女同学看到我老起劲儿了，说：“呀！周立波，你妈妈又买新拖鞋啦？！”我问：“你们怎么知道？”她们说，“你今天这个花纹跟昨天那个花纹是不一样的啊！”
　　我那种皮是很另类的。记得在我们那个年龄都会请木匠到家里面打家具，我家就来了一个。木匠带了个小孩，那个小孩经常要跟我玩，我不跟他玩他就哭。有一天，我把木匠锯下来的木屑、锯末之类的都放在碗里，用热水一冲，挺厚的一碗，像藕粉似的，然后我就骗他说，“哥哥给你吃藕粉哦！来，要一下子吃完的哦！给你吹吹啊——来，预备，啊呜——”他就真吃了，一口进去，“哇”就哭了，因为那种樟木锯末很辣很辣。
　　他一哭，我妈又是一顿打。第二天我就把胡椒粉撒在手背上，跟小孩说：“你想不想要很阴凉的感觉呀？”我给他示范，把胡椒粉放在鼻子跟前，“你一定要用力吸，要使劲儿，知道了吗？好，来试一下！预备，来！”好，又哭了。所以我的确是该打，很恶劣。
　　隔壁的一个好好阿婆好打小报告，我就想要怎么才能报复她一下呢？那会儿鸡是很稀奇的，买回来都要养着，不舍得吃。有一天，我看到好好阿婆那只浦东三黄鸡用很高傲的眼神看我。我气不打一处来，就把弹弓的橡皮筋卸下来喂它。我喂了它29条橡皮筋，每丢一根，鸡都非常好奇地上来，“啪”一下子吞掉了，“啪啪啪啪”，29根下肚了，打结了，不一会儿我就发现鸡看我的眼神不对了，很迷茫。然后它就慢慢倾斜，脚慢慢地撑开，往后仰，整个身子就软掉了，我一看，吓死了，一只鲜活的鸡当场就变成一具尸体了。
　　起初好好阿婆觉得可能是鸡瘟掉了，快点把它杀了吧，眼见着阿婆拔完毛，把内脏取出来，等她把鸡的胃剥开看到29根橡皮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转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哇！我真是被妈妈暴打了一顿，打到那个好好阿婆都不好意思了。
　　记得我那会儿坐在马桶上，旁边有杂物的，我看到了爸爸的套鞋，哎，这个鞋跟怎么这么厚？我用我爸的胡子刀把它割开，一看没什么，又放回原位了，放好以后自己就有点害怕了，迟早要被知道的嘛。还好，两个星期没下雨，等到下雨的时候我都忘了这件事了，只看我爸爸回来之后每走一步都是“卟唧卟唧”的声音，两只鞋全进水了，于是我爸上报我妈，我妈继续打我。上海男的一般很少打自己的孩子，都是妈妈打，如果男人打自己的孩子会被别人认为娘娘腔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海绵铅笔盒，那时候可是非常稀奇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玩吸铁石和海绵，所以第一天用我就把这个崭新的海绵铅笔盒一刀拉开，把吸铁石分别送给了旁边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做完这事以后知道自己闯祸了，不能回去了，居然想到了逃。
　　下午没上课，先跑回家拿了五条年糕，三条插在腰间，其余两条给了同学，因为我是老大嘛。我说我们沿着北斗星走，去北京。我根本不懂哪里是北斗星，就是沿着铁路走。结果从市区走到郊区就走不动了。我发现不认识路了，就又回来了。到家以后不敢上去，躲在家门口。哇，没想到整栋房子的人都出来找我，我爸爸妈妈真的被吓到了。隔壁邻居一看我躲在旁边，把我一把抱上去了。我家当时住三楼，妈妈看到我就抱头痛哭，爸爸也急死了，问寒问暖，给东西吃，给我洗澡，所有人都来看我，这时候我想差不多该打了吧？可是没打。我竟然睡得好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做很有道理。没过两星期，一闯祸，又逃了。
　　这次回来真的刻骨铭心了，我爸第一次打我，他是体育运动员，“啪”的一巴掌下去，就把我搞到位了，到现在为止都没再逃过。
　　上海襄阳南路上的“大可堂”是当年上海滑稽剧团的原址，1981年至1990年之间，我在这里待了差不多十年，家人那时最头痛的回忆就是经常全家去学校挨批。最后爸爸被批烦了，就跟老师说：“要不算了，你们把他开除吧，我们也没办法，教育不好。”我们在剧团住的是那种老洋房，20米长的甬道没有灯，平时很怕人的，经常还放点布景什么的。我同学打热水必须要通过这条甬道，但是因为很害怕，就会唱歌给自己壮胆，我经常躲在黑暗里，等他过去了，跟在后面鬼吼，把男同学都吓哭了。当时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写一次检查，后来写检查跟开支票一样，都有套路了，基本抬头换一换就是了。我们是三年毕业，再实习一年，等我从学馆毕业的时候，馆长给我的毕业礼物就是我所有的检查，他说：“周立波，你今天毕业了，成为上海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了！来，这些检查还给你！”我接过来一看，简直像《家》《春》《秋》一样，很厚的一摞。
　　（阳子摘自《幸福·悦读》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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