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瓯北诗话》看吴梅村“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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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吴梅村的诗歌因准确地展示了明末清初的风云变幻而被称为“诗史”。而《瓯北诗话》中对“诗史”的阐述是清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代表看法。因此,文章将从其“诗史”的形成原因、以诗证史、以史入诗三个方面来研究《瓯北诗话》中对吴梅村“诗史”的阐述。
  关键词:《瓯北诗话》;赵翼;吴梅村;诗史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又号裘萼,晚号三半老人,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其与袁枚、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与袁枚、张问陶,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瓯北诗话》是赵翼的诗学理论著作。无论是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还是在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它都具有一定的地位。《瓯北诗话》共收入十家诗人,赵翼将吴梅村选入《瓯北诗话》不仅因其“爱古不薄今”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吴梅村具有“史识”,且有“以诗为史”的自觉。
  1 “诗史”形成原因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少年时期便喜读历史。清代王昶在《吴伟业传》中说他:“幼有异质,笃好史、汉。”清代钱林《文献征存录·吴伟业》中评价说:“生有异质,年十四通三史(史记、两汉书)。吴梅村于“崇祯庚午举于乡,辛未会试第一人,廷试第二,授编修,时年二十三”。崇祯元年(1628)考中秀才,崇祯三年(1630)中举人;崇祯四年(1631)参加会试,以第一名获隽,紧接着廷试,又以一甲第二名连捷;崇祯八年(1635),吴梅村初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他第一次做史官;崇祯十年(1637)后“寻充东宫讲读官”;崇祯十三年(1640)“又迁南京国子监司业,转左庶子”;晚明时,党争不断,仕途不顺,见明王朝日薄西山,于是辞官;弘光朝时,被召任少詹事,发现把控朝政的马士英、阮大成腐败卖国,愤然辞归;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慑于清廷淫威,碍于老母敦促被迫应招北上;次年被授为秘书院侍讲,后来升为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二年(1655),被任命为《顺治大训》纂修官,三天后被召入南苑,参与纂修《内政辑要》,后被命为《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几个月后复被命为《孝经衍义》编纂官”。由此可见,吴梅村的“诗史”大约在他少年时代苦心研读“三史”的时候就已经奠基。在他走上仕途成为翰林院官员以后就更加明确,因为明清兩代修史之事归之翰林院,人们往往尊称翰林为“太史”,而且他还多次任纂修官,做过一些修史的具体工作。
  吴梅村“诗史”的形成不仅与他的史学兴趣、史官经历相关,而且也与当时的修史之风密切相关。明末清初是一个动荡变幻的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战乱不断,面对巨大的变故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著书立说,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还有人开始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不忘故国。除此之外,还兴起了一股修史之风,如查继佐《罪惟录》、朱国桢《皇明史概》等。受修史之风的影响,吴梅村也开始修史,清代著名词人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云:“梅村吴先生以顺治壬辰(九年)舍馆嘉兴之万寿宫,方辑《绥寇纪略》。”记录了明朝政府被起义军推翻的过程,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
  2 以史入诗
  赵翼精于史学,学识渊博,其诗歌多用典故,用典多取正史并且用典贴切。因此赵翼十分欣赏同样具有“史识”的吴梅村,称其“熟于《两汉》、《三国》及《晋书》、《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不比后人猎取稗官从说以炫新奇者也”,认为吴梅村诗“庀才多用正史,不取小说家故实,而选声作色,又华艳动人”。赵翼十分推崇吴梅村诗中的歌行体,认为吴梅村诗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指事传辞,兴亡具备”的长篇歌行,具有“诗史”的品格。他说“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时事之大者,如 《临江参军》、《南厢园叟》、《永和宫词》、《雒阳行》、《殿上行》、《萧史青门曲》、《松山哀》、《雁门尚书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圆圆曲》、《思陵长公主挽词》等作,皆极有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赵翼的诗多记录明清之际的人物、事件,以史入诗,具有“诗史”意义。但是吴梅村身处特殊政治环境,虽然被迫入仕使他万分惭愧,但是迫于清廷的压力,他在写诗时对史实描述多有含蓄之处,赵翼说:“梅村身阅兴亡,时事多所忌讳,不敢显言,但撮数字为题,使阅者自得之。如《杂感》、《杂咏》、《事》、《咏史》、《东莱行》、《洛阳行》、《殿上行》之类,题中初不指明某人某事,几于无处捉摸。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吴梅村诗或直叙历史或隐晦表达都是以史入诗,记录明清之际重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史入诗,具有“诗史”意义。
  3 以诗证史
  吴梅村诗具有“诗史”意义,因此有助于考证史实,是可谓“以诗证史”。如吴梅村《过维扬吊少司马卫紫岫》自注:“韩城人,余同官同年,死扬难。”据赵翼考,由于卫允文在弘光朝投入马士英一党,因此他的死因《明史》中并无记载,因此关于他死于何年何月、因何而死便无从知晓,因此吴梅村的诗对于考证这一史实十分重要,赵翼说:“今正史不载,独赖梅村一诗,得传此死节於后,不可谓非胤文之幸矣。”诗中“非关卫瓘需开府,欲下高昂在护军”,就记载了卫允文曾受命监军高杰的史实。梅村与卫允文是同一年的进士,因此梅村的这首吊哀亡友之诗便使卫允文殉国的事迹得以被证实。除此之外,关于明朝将领李国祯之死,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他是殉节而死。同意此种说法的有陈济生《再生纪略》、程源《孤臣纪哭》《绅志略》《燕都日记》等。另一种说法是说他拷赃而死,持此观点的是王士德的《崇祯遗录》。两种说法孰真孰假关乎李国祯是留名青史还是遗臭万年。梅村在其《吴门遇刘雪舫》一诗中有“宁同英国死,不作襄城生”二句则是可靠的佐证材料,赵翼根据此诗句判定李国祯是殉节而死,他说:“梅村赴召人都,距国变时未久,国祯之死,尚在人耳目间,固不敢轻为诬蔑也……是盖据梅村诗为证,然则梅村亦可称‘诗史’矣。”《明史》中记载李国祯是殉节而死,就是据吴梅村诗为证的,故认为“梅村诗亦可称诗史矣”。
  史学家赵翼高度赞扬吴梅村诗,认为其诗具有“史识”,且有“以诗为史”的自觉。吴梅村的史学兴趣、史官经历,以及当时的修史之风是他“诗史”的重要原因。他“以诗为史”,其诗载史、证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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