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床》，令人浮想。床，作为一件小小的道具，文字很少，少到阅读时，稍微大意点，便容易被忽略不计。因为它并不是连贯作品始终的物件儿，或许可以说，仅仅是一个似有若无的意向。但其存在价值的重要性却显而易见。
　　  “我”坐上一列早已过时的短途绿皮火车。乘客之杂乱，环境之肮脏，空气之恶劣，自不必说。偏偏又运气不好，碰上的邻座，是位不管不顾，“逮”到任何一个听众都会喋喋不休的妇人。妇人的强行“倾吐”，令人反感至极。但随着列车的前行，内容的进展，“我”与读者都一点一点地被带入其中，并都难以遏止地滋生出一探究竟的好奇。于是便有了“我”丢掉矜持之后的“附和”。而寥寥数语的交流，变成了故事得以持续的呼应，同时自然又强化了妇人叙述内容的丰富。
　　 其实，眼下的人们，通常对他人婆婆妈妈的琐事，早已了无兴致。但是，这位妇人嘴里的儿子，儿子在北京的公务员身份，儿子毫无沟通常识的人际能力，毫无技能的生存状态，以及曾在乡亲们眼中出人头地、出息透顶的一位才俊，竟然成为都市中看不清工作及生活前途，时时刻刻都怀着逃离当下生活念头的弱智青年……一件件出人意料的“家丑”，统统外扬开来。
　　 作品的高明之处，不去过多过细地展现妇人儿子在北京的生活细节。否则，可能就成为另一篇小说了。但是这一来，作品反倒有了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说得直白些，具有了一种反常的世俗诱惑力，更容易煽动起读者窥望他人隐秘的心理向往。
　　 妇人絮絮叨叨中的儿子的故事，实质上，重复了一个老旧的代沟主题。而代际矛盾的消亡，永无尽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行，一代一代的人，由青年变中年，中年成老年，生存方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休无止地花样翻新，一定会以更为奇特、纷繁的形态演变下去。
　　 代沟，在许多人心中常常产生误区，以为这仅仅是年龄差别的结果。这篇小说告诉我们，代沟的发生率特别普遍。固然有年龄的因素，但更多的，则因多元社会的庞杂，在各自不同的个案中，都能找到难以疗治的根源。
　　 由一架普通的“床”，凸显出的代沟，在各色家庭、各色人等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体现的具体事物及其方式、力度，自然是千差万别的。但代沟一旦生根、发芽之后，蓬勃地疯长起来，则会影响无数家庭、无数人生的最终走向。十分遗憾的是，这却是一个普遍容易忽略的社会问题。
　　 小说中的母亲，自己辛劳一辈子，却无端地看不起一位女同事的种种“怪异”行为。所谓怪异，无非是对方选择与大多数女人不同的无婚生活，无非是讲究穿着，无非是酷爱旅游之类。妇人一时看不惯别人倒也罢了，而是数十年地看不惯;她自己看不惯倒也罢了，连儿子小时候对那位阿姨的内心喜欢也要连根拔掉;她在家里与儿子“斗争”倒也罢了，在火车上，连完全陌生的路人也不肯放过。
　　 这位令人厌烦而又令人怜悯的母亲，以其不可救药的偏执的人物形象，给人“镜子”般的借鉴。每位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不妨拿来照照自己。
　　趙玫
　　 甄明哲的《理想的床》初读的时候，以为是一篇普通的非常写实的小说，小说的着笔尤其写实，实到仿佛回到了莫迫桑、屠格涅夫时代的笔法，但读着读着小说变得迷幻起来，读到最后的时候，似乎魔幻起来，真实还是虚幻？现实还是非现实？这真是一篇好小说的魅力。
　　 《理想的床》的叙事结构有点像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都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发生的故事，一个在船上，一个在火车车厢里，不同的是莫泊桑永远在同一个物理时空进行叙事，而《理想的床》的叙事随着故事的展开，叙事的轮廓随着火车的行驶慢慢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最后变成了某种非现实，“我”被误认为人家的儿子，有点像卡夫卡的《变形记》。
　　 《理想的床》无疑展现的是当下生活的现实，年轻一代的生活状态，京城生活与外省青年的隔阂，尤其写到了两代人的理念造成的情感鸿沟。小说中母亲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对子女的爱如何转化为无解的困惑是当下的一个复杂的情感命题。小说中这困惑的焦点就是对一张理想的床的理解，床在这里特别具有暗示性和象征性，是生长的环境，也是人生的平台，还是一种家庭和身份的象征。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的创作，小说写的都是另一种现实，这也是文学和生活永恒的关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高”不仅是站得高看得远，不仅是照亮生活，还可以超越生活，魔幻生活、重组生活也是一种高于。
　　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