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很皮，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老师经常到家里“告状”。每次老师家访走后，我就免不了挨父亲的尺子。父亲不善言辞，所以教育我的方式就是抽尺子。尺子是现成的，就是母亲做裁缝用的直尺，是父亲自己动手做的，竹条磨得光光的，上面的刻度也是父亲一刀一刀刻上去的。小时候家里的玩具都是父亲手工做的，连这把“戒尺”也不例外。
　　父亲打我是有讲究的。在父亲看来，错误严重的，抽四五下，最多六下;程度轻一点儿的，抽两三下。有时候他心血来潮，先征求我意见抽几下。我不知道父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按照犯错误的严重程度，约莫着说个数儿，父亲基本上就依我的要求抽。有时候父亲还会再追问：“重一点儿还是轻一点儿？”我觉得既然犯错误了，轻一点儿是不应该的，就总是说重一点儿。尺子抽在屁股上，有一种麻麻的感觉，甚至忘记了疼——许是抽得过于重了，连疼痛感都消失了。因此当父亲问我“痛不痛”时，我就直白：“不痛。”父亲说：“不痛？那就再来两记。”后来我就知道了，不痛也要说痛。
　　除了打我，父亲有时候还让我饿肚子。抽三四下，痛感或许很快就过去了;不让我吃饭，真要了我的命。中午，父亲打完我之后，就把我晾在一边，等他们吃完，就把饭菜一股脑儿都放进高我一半身子的菜橱里。即使父母离开了，我也不敢自己爬上去偷吃，否则父亲知道，一定还会打我。有一次姐姐看我可怜（因为是她把我犯错误的消息带回家的），就偷偷把饭菜从橱子里拿出来给我吃。父亲知道后，还打了姐姐。从此她再也不敢帮我了。于是，我就只能饿着肚子去上学，这样的下午我都是在眼冒金星中度过的。这样的次数多了，亲戚朋友有知道的，就劝父亲，别把孩子的胃饿坏了。父亲说，他们小时候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也没生什么胃病。
　　父亲打我最凶的一次，是母亲的手臂被缫丝机轧断之后。本来家里的活儿基本上都是母亲包揽的，但是因为手轧断后，生活自理都有些困难，母亲就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给我们分工家务活儿：姐姐负责扫地，我负责洗碗。我觉得吃了大亏，当场就不同意。因为地可能不用每天打扫，碗却要每天洗三回。母亲说，男孩子应该多做一点儿，干干活儿，力气就来了。无论好说歹说，我就是不答应。一直到父亲下班回家，我还是没答应。父亲一怒之下，就打了我两记耳光。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死倔一根筋，不论软硬兼施就是不肯。父亲实在气不过，就把我捆绑着吊在单位白场上一棵树上狠命地打。父亲单位同事走过，都劝阻父亲。父亲居然拉下脸，对劝解的所有人说：“今天谁要是把他放下来，就跟谁打。”据说那天我始终没答应，父亲无奈，最后只好把我放下来。以后几天，父母亲理都不理我。可能我慢慢觉得自己理亏，就悄悄把洗碗的活儿接了过来。后来每次說起这个事，父亲都会笑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父亲打我的历史，一直到我小学毕业才告结束。父亲长得矮，只有一米六几的样子，我一上初中就超过父亲身高，他就再也不打我了。他知道他打不过我了。工作以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父亲打我的事，不小心被父亲读到。他小心谨慎地问我：“这些事你还记得这么牢啊？”我笑着对父亲说：“别怕，只是写写的。”那时候我已经高出父亲一个头。按照父亲的说法，我比他高之后，他有点儿怕我了。
　　在父亲那一代人观念里，总觉得棍棒底下才能出孝子，虽然他们并不知晓“子不教，父之过”的古训，但确确实实在行动上这样践行着。好多看我长大的人都说，我真的就是给父亲打出来的。我的一位后来做了领导的老师就是这样评价我的。她说，小时候那么吵的一个人，怎么现在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言下之意，要不是我父亲那样打我，今天我可能早就犯下大错，更别说像模像样地做人了。
　　如今，父亲早已离去。在我印象中，父亲除了打我，一辈子似乎再没有别的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方法——我的童年时代似乎只记得是在父亲的棍棒底下生活着的。但是现在若要我说出父亲打了我那么多次究竟有什么过错，我却一样也说不出来，好像所有错的都在我，而不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