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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这一消息不仅让世界舆论始料未及，也让该组织的领袖阿巴西“不知所措”。与积极接纳“地中海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热得发烫的获奖呼声相比，这个北非小国的“对话大会”着实是个“冷门组织”，甚至严格说来，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它只是4个机构临时拼凑起来的应急对话平台。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们给出了他们的理由：“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后，（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为建立突尼斯的多元主义民主制度做出决定性贡献。”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是如何登上诺贝尔和平奖这座大舞台的呢？这个“对话大会”何以有能量左右一个国家的政局？在突尼斯这个小舞台上，“对话大会”又表现出了怎样的大智慧呢？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还要从5年前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说起。
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得奖后接受采访
“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春”
中世纪的西亚、北非热闹非凡，团结在星
月旗帜下的阿拉伯人开辟了人类文明的一片天，但随后的教派纷争让阿拉伯世界陷入了分裂与对立之中，传统主义势力的盛行使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缓慢，西方势力的介入更加剧了各方的火拼。2010年，享有北非“和平绿洲”美誉的文明古国突尼斯爆发了“茉莉花革命”。起因是这年的12月，因不堪警察的暴力执法和轮番羞辱，水果摊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身亡，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腐败独裁，秘密警察的粗暴镇压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多年来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怒火，使这个稳定而富裕的国度陷入动荡，全国范围内的骚乱造成多人伤亡，平静了几千年的“迦太基”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瞩目。
多米诺的第一块骨牌终究还是倒下了。相似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及社会状况使得突尼斯的动荡迅速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激发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抗议浪潮。“阿拉伯之春”在西方的喝彩声中使稳坐江山数十年的政治强人们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埃及持续的骚乱致使总统穆巴拉克黯然下台，结束了其长达30年的统治。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统治该国42年的卡扎菲政权，卡扎菲被杀。2012年2月，也门调解协议正式生效，总统萨利赫下台。但随之上台的“民主”政府头上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街头暴力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发不可收拾，使得原本就矛盾重重的这一地区陷入泥沼。因“革命”上台的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推翻，军方随即展开了对穆兄会的清算。叙利亚自2011年初就陷入多方混战，致使400余万平民流离失所，使欧洲遭遇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也门哈迪政府被胡塞武装和支持萨利赫的部队联手推翻，沙特、埃及、科威特等国出兵干涉。利比亚在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宗教势力和亲西方势力展开火拼，内战再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机而起，四处攻城略地，周边各国风声鹤唳。
示威者们游行
已然无法控制国内局势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流亡沙特阿拉伯，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独裁统治，一个政权因民众抗议而倒台，这在阿拉伯国家还是第一次。随即成立的临时政府虽然接纳了反对派，但是这些“革命者”并不买账，他们认为临时政府里残留有腐败的原政府官员。新政府取消了党禁，并且释放了全部政治犯，然而抗议者们并不打算立即恢复秩序，上千名警察也加入到了示威的行列，大批民众违抗宵禁的命令，局势迅速恶化。为了平息事态，属于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政府官员宣布全体退党，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在内的原属宪政民主联盟的6名内阁成员退出临时政府。2011年2月，又将24个省长全部撤换，总理加努希辞职，宪政民主联盟也被取缔，临时政府希望以此来平息民众的不满。2011年10月，突尼斯举行了“革命”后的首次选举，制宪议会应运而生。突尼斯最大且组织最良好的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赢得了41%的选票，成立仅7个月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开始主导突尼斯政坛，这标志着突尼斯正式开启了“后
革命时代”的过渡。
民主的选举有理由让突尼斯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过渡时期的突尼斯政治冲突、暴力袭击接连不断，境内的恐怖分子连续对多个省份的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并有从边境向内陆地区发展的趋势。宗教势力与世俗派间的冲突，新旧势力间的权力争夺，政府与反对派间的不信任，社会稳定与民众诉求间的失调，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加剧了局势的紧张。“革命”的热情使民众愈发激进，对政府逐渐失去了耐心，反对派也开始怀疑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和不容乐观的经济状况使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革命”两年后，有人说突尼斯又回到了本·阿里统治时期的恶性循环，民主的突尼斯似乎只是个幻影，人们已经对实现政治和解、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再抱有希望。2013年，两位反对派领袖被暗杀，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突尼斯将步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国后尘，成为又一个在“后革命时代”陷入乱局的失败典型。
随着突尼斯当地民主政治的搭建逐渐结束，在“对话大会”的持续影响下，突尼斯罢工事件的发生也有了大幅减少：从2011 年的426 起减少到310 起。图为突尼斯的家庭在海滩上休息、度假
然而就在突尼斯即将重蹈叙利亚等国的覆辙时，“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挺身而出，开辟了一条和平的轨道，成为了这个时代挽救国家于既倒的新模范。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对话大会”虽然经常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但它也是个十足的反对派。混乱的局势促使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联手突尼斯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律师协会，于2013年10月共同发起“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希望以此保住新生的民主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在这个四方机制中起着主导作用，它创立于1946年，历次反独裁政治运动中都有它的身影，其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5%，甚至可以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代表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的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曾在突尼斯独立运动期间与劳工总联合会有过“阶级联合”的“佳话”。人权联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被誉为“反独裁的斗士”。律师协会扮演着行业工会和政治变革急先锋的角色。这4个组织在突尼斯有着深厚的底蕴，代表着突尼斯社会的各个群体和不同价值观，涵盖了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生活、法治、福利、人权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与街头上的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3年，两位反对派领袖被暗杀后，4个组织联合发起了波及全国的大罢工，释放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停摆，本已陷入寒冬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面对抗议的声浪，起初政府认为自己是民主的选择，拒绝妥协。但不久前埃及军方推翻了“革命”后的民选政府，并推行了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埃及政变后的骚乱让突尼斯各方势力认识到国家的未来必须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暴力只会让国家陷入混乱的恶性循环。面对前车之鉴，突尼斯政府决定回到谈判桌，同意与劳工总联合会等反对派进行对话。“对话大会”也试图与政府寻求共识，不断在各个派别间斡旋，
积极推动各方政治势力坐到一起，结束政治僵局，共同面对国家的未来，以消弭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
“对话大会”并非民主政治的花架子，它为全国性的政治对话设计了一套合理的框架和流程。他们起草并积极推行了通向全国和解的危机解决路线图，为制定突尼斯历史上的首部民主宪法、实施民主选举开辟了道路，标志着突尼斯政治困局出现了破冰的信号。根据这张最初被讥为“政治课本”的路线图，由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导的现政府在3周内辞职，由独立人士领导的技术性政府临时过渡，直至完成议会和总统选举。与此同时，规定全国制宪会议必须在4周内起草新宪法。新宪法于2014年初顺利通过，10月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政坛常青树埃塞卜西领导世俗派的突尼斯呼声党获得大胜，埃塞卜西高票当选总统。在历经5届过渡政府、多次大规模抗议浪潮之后，2015年1月，以中立人士埃西德为总理的首届正式政府成立，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平交权，完成了这轮“革命”浪潮中迄今唯一一例“由宗教回归世俗”的政权和平交替，迎来了“阿拉伯之春”迄今唯一的春天，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尊重人权的体系终于在突尼斯初步建立，突尼斯政治过渡平稳收官。
2015年9月15日，学生们重返校园
不可否认的是，突尼斯在“后革命时代”的平稳过渡与突尼斯的国情、地区形势、西方的影响紧密相关，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突尼斯社会和解精神象征的“对话大会”，通过多次磋商寻求解决政治困局，成功地在宗教派别与世俗派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扮演了对话、缓冲的角色，并协调各方在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分歧中达成共识。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突尼斯的成就显示了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治运动可以合作，而民间团体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发挥重要角色。”毋庸置疑，“对话大会”是突尼斯民主转型的重要基础，推动其成为“阿拉伯之春”后唯一成功进行民主变革的国家，唯一建立包容性民主宪法和民主议会的国家，它所代表的“团结”“非暴力”“对话”“妥协”的和解精神代表着“阿拉伯之春”的唯一出路，如果“革命”的战火能够平息，如果伊斯兰教能够走出“宗教”的堡垒，其他危机或许也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所说：“‘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国家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斗争都停滞不前或是遭受着挫折，而突尼斯基于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及其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了民主转型，‘对话大会’为突尼斯公民之间、政党之间、国家之间的和平对话铺平了道路，同时还找到了应对政治和宗教分歧时一致的解决方式，‘对话大会’成功建立了这种广泛的国家对话，对抗了暴力在突尼斯的传播，而它的作用也同时符合诺贝尔先生在其遗嘱中提到的和平会议的定义。”如此看来，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选择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图为当地时间2011 年2 月28 日，塞尔维亚，反战组织黑衣妇女在游行中举着写着“突尼斯终于自由了”的标牌
“阿拉伯之冬”的一把“火”
诺贝尔和平奖的到来无疑鼓励着这个刚刚在民主道路上起步的国家，只是这个代表和平的奖项却是在血与泪中锻造出来的，对于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
来说，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回望渐行渐远的2011年，西方鼓励阿拉伯世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引进“自由”“民主”，阿拉伯世界的旧体制接连被掀翻，人们带着对“好政府”的期许，毅然踏上追寻民主的道路。“革命”的激情之下，仿佛美好的春天触手可及，但事实证明并没有这么简单。伴随“阿拉伯之春”而来的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泛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四处蔓延以及战争对“人权”“民主”的践踏。叙利亚等国吃了“民主”“自由”的西药，却找不到属于自己民族的那份“解药”，至今仍然备受暗杀、内战、入侵、政变、极端主义肆虐的折磨，“阿拉伯之春”俨然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西方世界也为当初肆意传播价值观的行为吞下了苦果，就连之前津津乐道的“革命”也避而不谈了。但突尼斯政治和解的道路或许是阿拉伯这个“寒冷冬天”唯一的一把“火”，人类变革的经验有限，即使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民主改革也会遭遇波折。突尼斯是幸运的，在“革命”之后虽然经历了暗杀和动荡，但是“对话大会”成为了突尼斯人的英雄，把国家从内乱的边缘拉了回来，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范式，进一步探索着把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的模式，使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之春”版图上唯一大体稳定的国家。
诺贝尔和平奖选择了这个不具普遍性的成功案例，一方面是对突尼斯“革命”的奖赏;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也借此再次表达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同时向叙利亚等国家传达信心，那就是在这场“阿拉伯之春”中，不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使这些国家陷入动乱的泥潭，而是自身的宗教传统势力压过了现代公民团体的力量。此时的突尼斯被赋予了超国家主体的意义，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标兵”。正如诺贝尔委员会所说：“组委会希望这可以成为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借鉴的案例，激励在中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各地致力于促进和平和民主的所有人士。”
突尼斯的形势固然可喜，但在北非这块风云变幻之地，“和平绿洲”的未来仍然充满着未知和变数，平稳的过渡也仅是相对而言，极端主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北非小国，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似乎还很漫长。“革命”前蓬勃的轻工业恢复缓慢，今年发生的两起针对游客的恐怖袭击也为其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恢复埋下了隐患。突尼斯警方的数据显示，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的士兵中，突尼斯人占很大比例。一旦当初导致“革命”的经济危机和就业危机重新抬头，极端分子回流国内，届时“对话大会”能否再以柔克刚、化戾气为祥和呢？或许这些问题才会真正考验到“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就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当天，突尼斯一名被执法人员没收了货物的小贩自焚身亡，执政的突尼斯呼声党重要成员尼达阿·图内斯在稍早前死于暗杀，这也使一些人开始怀疑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是否为时过早。
【责任编辑】王
“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春”
中世纪的西亚、北非热闹非凡，团结在星
月旗帜下的阿拉伯人开辟了人类文明的一片天，但随后的教派纷争让阿拉伯世界陷入了分裂与对立之中，传统主义势力的盛行使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缓慢，西方势力的介入更加剧了各方的火拼。2010年，享有北非“和平绿洲”美誉的文明古国突尼斯爆发了“茉莉花革命”。起因是这年的12月，因不堪警察的暴力执法和轮番羞辱，水果摊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身亡，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腐败独裁，秘密警察的粗暴镇压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多年来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怒火，使这个稳定而富裕的国度陷入动荡，全国范围内的骚乱造成多人伤亡，平静了几千年的“迦太基”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瞩目。
多米诺的第一块骨牌终究还是倒下了。相似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及社会状况使得突尼斯的动荡迅速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激发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抗议浪潮。“阿拉伯之春”在西方的喝彩声中使稳坐江山数十年的政治强人们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埃及持续的骚乱致使总统穆巴拉克黯然下台，结束了其长达30年的统治。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统治该国42年的卡扎菲政权，卡扎菲被杀。2012年2月，也门调解协议正式生效，总统萨利赫下台。但随之上台的“民主”政府头上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街头暴力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发不可收拾，使得原本就矛盾重重的这一地区陷入泥沼。因“革命”上台的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推翻，军方随即展开了对穆兄会的清算。叙利亚自2011年初就陷入多方混战，致使400余万平民流离失所，使欧洲遭遇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也门哈迪政府被胡塞武装和支持萨利赫的部队联手推翻，沙特、埃及、科威特等国出兵干涉。利比亚在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宗教势力和亲西方势力展开火拼，内战再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机而起，四处攻城略地，周边各国风声鹤唳。
已然无法控制国内局势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流亡沙特阿拉伯，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独裁统治，一个政权因民众抗议而倒台，这在阿拉伯国家还是第一次。随即成立的临时政府虽然接纳了反对派，但是这些“革命者”并不买账，他们认为临时政府里残留有腐败的原政府官员。新政府取消了党禁，并且释放了全部政治犯，然而抗议者们并不打算立即恢复秩序，上千名警察也加入到了示威的行列，大批民众违抗宵禁的命令，局势迅速恶化。为了平息事态，属于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政府官员宣布全体退党，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在内的原属宪政民主联盟的6名内阁成员退出临时政府。2011年2月，又将24个省长全部撤换，总理加努希辞职，宪政民主联盟也被取缔，临时政府希望以此来平息民众的不满。2011年10月，突尼斯举行了“革命”后的首次选举，制宪议会应运而生。突尼斯最大且组织最良好的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赢得了41%的选票，成立仅7个月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开始主导突尼斯政坛，这标志着突尼斯正式开启了“后
革命时代”的过渡。
民主的选举有理由让突尼斯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过渡时期的突尼斯政治冲突、暴力袭击接连不断，境内的恐怖分子连续对多个省份的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并有从边境向内陆地区发展的趋势。宗教势力与世俗派间的冲突，新旧势力间的权力争夺，政府与反对派间的不信任，社会稳定与民众诉求间的失调，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加剧了局势的紧张。“革命”的热情使民众愈发激进，对政府逐渐失去了耐心，反对派也开始怀疑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和不容乐观的经济状况使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革命”两年后，有人说突尼斯又回到了本·阿里统治时期的恶性循环，民主的突尼斯似乎只是个幻影，人们已经对实现政治和解、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再抱有希望。2013年，两位反对派领袖被暗杀，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突尼斯将步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国后尘，成为又一个在“后革命时代”陷入乱局的失败典型。
然而就在突尼斯即将重蹈叙利亚等国的覆辙时，“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挺身而出，开辟了一条和平的轨道，成为了这个时代挽救国家于既倒的新模范。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对话大会”虽然经常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但它也是个十足的反对派。混乱的局势促使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联手突尼斯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律师协会，于2013年10月共同发起“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希望以此保住新生的民主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在这个四方机制中起着主导作用，它创立于1946年，历次反独裁政治运动中都有它的身影，其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5%，甚至可以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代表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的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曾在突尼斯独立运动期间与劳工总联合会有过“阶级联合”的“佳话”。人权联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被誉为“反独裁的斗士”。律师协会扮演着行业工会和政治变革急先锋的角色。这4个组织在突尼斯有着深厚的底蕴，代表着突尼斯社会的各个群体和不同价值观，涵盖了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生活、法治、福利、人权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与街头上的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3年，两位反对派领袖被暗杀后，4个组织联合发起了波及全国的大罢工，释放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停摆，本已陷入寒冬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面对抗议的声浪，起初政府认为自己是民主的选择，拒绝妥协。但不久前埃及军方推翻了“革命”后的民选政府，并推行了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埃及政变后的骚乱让突尼斯各方势力认识到国家的未来必须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暴力只会让国家陷入混乱的恶性循环。面对前车之鉴，突尼斯政府决定回到谈判桌，同意与劳工总联合会等反对派进行对话。“对话大会”也试图与政府寻求共识，不断在各个派别间斡旋，
积极推动各方政治势力坐到一起，结束政治僵局，共同面对国家的未来，以消弭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
“对话大会”并非民主政治的花架子，它为全国性的政治对话设计了一套合理的框架和流程。他们起草并积极推行了通向全国和解的危机解决路线图，为制定突尼斯历史上的首部民主宪法、实施民主选举开辟了道路，标志着突尼斯政治困局出现了破冰的信号。根据这张最初被讥为“政治课本”的路线图，由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导的现政府在3周内辞职，由独立人士领导的技术性政府临时过渡，直至完成议会和总统选举。与此同时，规定全国制宪会议必须在4周内起草新宪法。新宪法于2014年初顺利通过，10月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政坛常青树埃塞卜西领导世俗派的突尼斯呼声党获得大胜，埃塞卜西高票当选总统。在历经5届过渡政府、多次大规模抗议浪潮之后，2015年1月，以中立人士埃西德为总理的首届正式政府成立，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平交权，完成了这轮“革命”浪潮中迄今唯一一例“由宗教回归世俗”的政权和平交替，迎来了“阿拉伯之春”迄今唯一的春天，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尊重人权的体系终于在突尼斯初步建立，突尼斯政治过渡平稳收官。
不可否认的是，突尼斯在“后革命时代”的平稳过渡与突尼斯的国情、地区形势、西方的影响紧密相关，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突尼斯社会和解精神象征的“对话大会”，通过多次磋商寻求解决政治困局，成功地在宗教派别与世俗派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扮演了对话、缓冲的角色，并协调各方在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分歧中达成共识。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突尼斯的成就显示了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治运动可以合作，而民间团体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发挥重要角色。”毋庸置疑，“对话大会”是突尼斯民主转型的重要基础，推动其成为“阿拉伯之春”后唯一成功进行民主变革的国家，唯一建立包容性民主宪法和民主议会的国家，它所代表的“团结”“非暴力”“对话”“妥协”的和解精神代表着“阿拉伯之春”的唯一出路，如果“革命”的战火能够平息，如果伊斯兰教能够走出“宗教”的堡垒，其他危机或许也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所说：“‘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国家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斗争都停滞不前或是遭受着挫折，而突尼斯基于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及其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了民主转型，‘对话大会’为突尼斯公民之间、政党之间、国家之间的和平对话铺平了道路，同时还找到了应对政治和宗教分歧时一致的解决方式，‘对话大会’成功建立了这种广泛的国家对话，对抗了暴力在突尼斯的传播，而它的作用也同时符合诺贝尔先生在其遗嘱中提到的和平会议的定义。”如此看来，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选择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阿拉伯之冬”的一把“火”
诺贝尔和平奖的到来无疑鼓励着这个刚刚在民主道路上起步的国家，只是这个代表和平的奖项却是在血与泪中锻造出来的，对于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
来说，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回望渐行渐远的2011年，西方鼓励阿拉伯世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引进“自由”“民主”，阿拉伯世界的旧体制接连被掀翻，人们带着对“好政府”的期许，毅然踏上追寻民主的道路。“革命”的激情之下，仿佛美好的春天触手可及，但事实证明并没有这么简单。伴随“阿拉伯之春”而来的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泛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四处蔓延以及战争对“人权”“民主”的践踏。叙利亚等国吃了“民主”“自由”的西药，却找不到属于自己民族的那份“解药”，至今仍然备受暗杀、内战、入侵、政变、极端主义肆虐的折磨，“阿拉伯之春”俨然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西方世界也为当初肆意传播价值观的行为吞下了苦果，就连之前津津乐道的“革命”也避而不谈了。但突尼斯政治和解的道路或许是阿拉伯这个“寒冷冬天”唯一的一把“火”，人类变革的经验有限，即使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民主改革也会遭遇波折。突尼斯是幸运的，在“革命”之后虽然经历了暗杀和动荡，但是“对话大会”成为了突尼斯人的英雄，把国家从内乱的边缘拉了回来，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范式，进一步探索着把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的模式，使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之春”版图上唯一大体稳定的国家。
诺贝尔和平奖选择了这个不具普遍性的成功案例，一方面是对突尼斯“革命”的奖赏;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也借此再次表达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同时向叙利亚等国家传达信心，那就是在这场“阿拉伯之春”中，不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使这些国家陷入动乱的泥潭，而是自身的宗教传统势力压过了现代公民团体的力量。此时的突尼斯被赋予了超国家主体的意义，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标兵”。正如诺贝尔委员会所说：“组委会希望这可以成为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借鉴的案例，激励在中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各地致力于促进和平和民主的所有人士。”
突尼斯的形势固然可喜，但在北非这块风云变幻之地，“和平绿洲”的未来仍然充满着未知和变数，平稳的过渡也仅是相对而言，极端主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北非小国，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似乎还很漫长。“革命”前蓬勃的轻工业恢复缓慢，今年发生的两起针对游客的恐怖袭击也为其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恢复埋下了隐患。突尼斯警方的数据显示，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的士兵中，突尼斯人占很大比例。一旦当初导致“革命”的经济危机和就业危机重新抬头，极端分子回流国内，届时“对话大会”能否再以柔克刚、化戾气为祥和呢？或许这些问题才会真正考验到“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就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当天，突尼斯一名被执法人员没收了货物的小贩自焚身亡，执政的突尼斯呼声党重要成员尼达阿·图内斯在稍早前死于暗杀，这也使一些人开始怀疑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是否为时过早。
【责任编辑】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