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促其亡
　　每年3月的全国两会，总有若干个经济话题引人注目，国有企业改革从未落下。
　　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到底强大到了怎样的地步？给大家看一组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数据。
　　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1085.72万户，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5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
　　也正因此，在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的国内经济学家提出一系列激进的市场化主张，比如对国有企业进行私营化改造、取消国资委和发改委等，有人甚至建议，将国有资产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国民。这些主张，在民众中引起极热烈的呼应。
　　在我看来，非此即彼的“存废论”，事实上将国有企业的改革脸谱化、简单化。真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当如何存在？
　　改革方破局
　　中国自古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倘若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恰恰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之前，对于以“大一统”为治理目标的中国来说，想全面瓦解国有经济是不可思议的。
　　但显然，国企必须改革。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
　　这是国企改革的首要课题，要给予民间一个同台竞技的环境。当今的国企集团实力强大，绝非当年的“刘阿斗”，自应该自信地拆除“护城河”，允许公平竞争。
　　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其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
　　到今天，我们发现，强大的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越来越变成“政府型企业”。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央企的干部任命居然是由国资委及党的组织部联合宣布，企业创造的利润也绝大部分留存为部门利益，所谓“全民企业”实质上已蜕变为“政府企业”及集团利益。
　　因此，与其纠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废”，倒不如认真地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可以把改革的任务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
　　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福利；
　　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早在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大量事实展示了中国问题的本土性，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国企改革的问题正如睿智而清醒的费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须流经的渠道”，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窄命题”。
　　责任编辑：马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