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教授、院长。兼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等职。多次担任“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飞天奖”、“百花奖”等国家级奖项评委。多年致力于中国民族化影视理论研究，发表著作、文章约550万字，获多项国家、省市奖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新媒体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抓住机遇，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传播、传承文化的责任。而挑战在于信息传播方式的更加多样化，衍生了很多新的传播特征，需要打破因循守旧的传播思维，摸索、建立新的更有效的传播路径与方式。
中国文化迫切需要形成传播话语权
目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情况并不让人感到乐观。症结在于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没有很强的话语权。一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的重建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做；二是在文化建构和推广中，新媒体还没有被我们普遍高效地使用起来。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所主张的“第三极文化”，是文化自信的一种尝试。自2009年提出后，引起强烈反响。所谓“第三极文化”，是对“中国新文化”的一种理想建构，达成“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确定坐标。“第三极文化”的宗旨，是把中国文化中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进一步继承、发扬，同时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使之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共同为构建和谐美好的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正在遭遇新媒体运输来的其他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个时候，我们更应当保持自己的文化定力，坚守清醒的民族意识，坚守本土的文化自信。在外来文化铺天盖地涌入的时候，从容不迫、沉着应对，以丰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文化底蕴，展示中国文明无可替代的文化魅力，确立文化交流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确立，不是要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等形成对抗、冲突，而是要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独立的话语表达体系。
文化传播应淡化官方色彩
文化传播更适合由文化艺术界的力量来承担主要工作，而不宜以官方政治宣传和教育为主要途径与手段，否则容易触发反感心理。比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究竟有多少外国或非华裔受众？此外，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外交模式，是不是也会因本国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的独特性而导致误解和抵触？
新媒体的个性化特征，也要求文化传播由文化层面的力量来实现。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服务更明显地表现为点对点、“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方式，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受众对信息具有筛选的权利，可以通过新媒体检索、选择、定制、存储、推荐信息。从效果评估来看，新媒体时代的理想传播效果其实是人际传播。用一个意识形态性的声音来达成小众传播、人际传播的效果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传统的对外宣传、对外传播的意识和做法，是不是也有单极主义、单边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的嫌疑？
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宜于发挥非营利组织作用，以弥补公共文化外交的主体缺失。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作为非营利组织（NPO），对此做了示范性的探索。基于“第三极文化”理念，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于2010年11月共同组建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旨在有效整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优势资源，通过开展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创作，把中国文化更有力地推向世界。
研究院积极探索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路径，目前主要工作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看”，指“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计划，已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品牌项目。“问”，指“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数据问卷调研，是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有关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年度调研项目。“论”，指研究院一年两次关于“第三极文化”走向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是一次“请进来”论坛和一次“走出去”论坛。“刊”，是指研究院和德国Springer科技传媒集团联合出版英文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简称ICCC）。根据检索，ICCC是目前国际唯一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英文学术期刊。研究院负责ICCC的编辑工作，每年出版两期，赠送全球前80名的大学图书馆。“创”是指研究院组建了创作委员会，组织开展创作项目，已推出一批具有一定口碑和影响力的作品。研究院非赢利组织的身份，解除了大多数西方学者、学生、友人的疑虑，较之于政府背景明显的孔子学院，得到较多海外人士的欢迎和支持。
美国福布莱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都是非赢利基金会，他们对于美国的文化外交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为强化“非赢利”优势，淡化官方色彩，研究院设立了“会林文化基金”，旨在将其打造成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的重要窗口、引领公益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 “会林文化基金”正在筹划运用多种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颁发“会林文化奖”。此举在于形成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激励、推广机制。
设计间接性的文化国际传播机制
间接性的文化国际传播，即由受众国人员来担任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鲁迅先生讲“拿来主义”，我们还要讲“送去主义”。平白无故地送，人家未必领情，搞不好还引发对方的警觉，最好是让他们自己到中国“来拿”。这是对“拿来主义”的辩证应用。
西方世界并非对中国文化向来就抵制，其实是之前有所误传和误解。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国文化是好奇而且向往的，希望有机会了解真实的情况。当他们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回到国内进行传播，就成为间接性的文化国际传播。这种传播是由他们将采集的内容带回国内进行传播。这种效果比较好，容易为本国人民所接受。人所熟知的马可·波罗，把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传达给西方世界，到现在还有人相信他所描绘的中国景象。美国西德尼·D·甘博，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对中国城乡，尤其是北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北京的社会调查》，这本书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在美国，是汉学家们必备的案头书，而很多民众就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中国，激发了一阵“中国文化热”。
借鉴此经验，研究院设计并组织了“看中国”项目，征集具备影视创意和独立制作能力的外国青年到中国来寻找、拍摄，呈现中国文化。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吸引了世界各国青少年的目光，他们向往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期待。这股力量如果巧妙地用好，会形成不可估量的传播力量。目前，研究院已经组织了3年3届“看北京”、“看上海”等“看中国”项目，出色完成了43部短片作品，并获得6项国际奖。今年还将组织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国青年，到北京、天津、苏州、大连、长沙等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展开活动。为便于跨文化阅读和审美体验，成品以视频媒体承载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文化景观，使得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应用了通行无阻的超越文字效果的新媒体视觉语言。
新媒体时代，信息量正以核爆炸式扩容，零打碎敲、没有规模和特色的文化传播，将淹没在海量信息中而不被世人注意，只有品牌巨头才更容易吸引到眼球。因此，要做好文化传播这篇大文章，必须树雄心、立壮志，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韩国推动其文化风靡全球的成功做法，努力打造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巨头，使中国文化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符合我大国地位的新贡献。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教授、院长。兼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等职。多次担任“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飞天奖”、“百花奖”等国家级奖项评委。多年致力于中国民族化影视理论研究，发表著作、文章约550万字，获多项国家、省市奖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新媒体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抓住机遇，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传播、传承文化的责任。而挑战在于信息传播方式的更加多样化，衍生了很多新的传播特征，需要打破因循守旧的传播思维，摸索、建立新的更有效的传播路径与方式。
中国文化迫切需要形成传播话语权
目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情况并不让人感到乐观。症结在于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没有很强的话语权。一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的重建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做；二是在文化建构和推广中，新媒体还没有被我们普遍高效地使用起来。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所主张的“第三极文化”，是文化自信的一种尝试。自2009年提出后，引起强烈反响。所谓“第三极文化”，是对“中国新文化”的一种理想建构，达成“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确定坐标。“第三极文化”的宗旨，是把中国文化中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进一步继承、发扬，同时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使之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共同为构建和谐美好的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正在遭遇新媒体运输来的其他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个时候，我们更应当保持自己的文化定力，坚守清醒的民族意识，坚守本土的文化自信。在外来文化铺天盖地涌入的时候，从容不迫、沉着应对，以丰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文化底蕴，展示中国文明无可替代的文化魅力，确立文化交流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确立，不是要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等形成对抗、冲突，而是要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独立的话语表达体系。
文化传播应淡化官方色彩
文化传播更适合由文化艺术界的力量来承担主要工作，而不宜以官方政治宣传和教育为主要途径与手段，否则容易触发反感心理。比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究竟有多少外国或非华裔受众？此外，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外交模式，是不是也会因本国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的独特性而导致误解和抵触？
新媒体的个性化特征，也要求文化传播由文化层面的力量来实现。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服务更明显地表现为点对点、“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方式，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受众对信息具有筛选的权利，可以通过新媒体检索、选择、定制、存储、推荐信息。从效果评估来看，新媒体时代的理想传播效果其实是人际传播。用一个意识形态性的声音来达成小众传播、人际传播的效果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传统的对外宣传、对外传播的意识和做法，是不是也有单极主义、单边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的嫌疑？
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宜于发挥非营利组织作用，以弥补公共文化外交的主体缺失。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作为非营利组织（NPO），对此做了示范性的探索。基于“第三极文化”理念，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于2010年11月共同组建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旨在有效整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优势资源，通过开展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创作，把中国文化更有力地推向世界。
研究院积极探索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路径，目前主要工作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看”，指“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计划，已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品牌项目。“问”，指“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数据问卷调研，是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有关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年度调研项目。“论”，指研究院一年两次关于“第三极文化”走向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是一次“请进来”论坛和一次“走出去”论坛。“刊”，是指研究院和德国Springer科技传媒集团联合出版英文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简称ICCC）。根据检索，ICCC是目前国际唯一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英文学术期刊。研究院负责ICCC的编辑工作，每年出版两期，赠送全球前80名的大学图书馆。“创”是指研究院组建了创作委员会，组织开展创作项目，已推出一批具有一定口碑和影响力的作品。研究院非赢利组织的身份，解除了大多数西方学者、学生、友人的疑虑，较之于政府背景明显的孔子学院，得到较多海外人士的欢迎和支持。
美国福布莱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都是非赢利基金会，他们对于美国的文化外交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为强化“非赢利”优势，淡化官方色彩，研究院设立了“会林文化基金”，旨在将其打造成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的重要窗口、引领公益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 “会林文化基金”正在筹划运用多种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颁发“会林文化奖”。此举在于形成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激励、推广机制。
设计间接性的文化国际传播机制
间接性的文化国际传播，即由受众国人员来担任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鲁迅先生讲“拿来主义”，我们还要讲“送去主义”。平白无故地送，人家未必领情，搞不好还引发对方的警觉，最好是让他们自己到中国“来拿”。这是对“拿来主义”的辩证应用。
西方世界并非对中国文化向来就抵制，其实是之前有所误传和误解。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国文化是好奇而且向往的，希望有机会了解真实的情况。当他们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回到国内进行传播，就成为间接性的文化国际传播。这种传播是由他们将采集的内容带回国内进行传播。这种效果比较好，容易为本国人民所接受。人所熟知的马可·波罗，把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传达给西方世界，到现在还有人相信他所描绘的中国景象。美国西德尼·D·甘博，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对中国城乡，尤其是北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北京的社会调查》，这本书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在美国，是汉学家们必备的案头书，而很多民众就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中国，激发了一阵“中国文化热”。
借鉴此经验，研究院设计并组织了“看中国”项目，征集具备影视创意和独立制作能力的外国青年到中国来寻找、拍摄，呈现中国文化。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吸引了世界各国青少年的目光，他们向往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期待。这股力量如果巧妙地用好，会形成不可估量的传播力量。目前，研究院已经组织了3年3届“看北京”、“看上海”等“看中国”项目，出色完成了43部短片作品，并获得6项国际奖。今年还将组织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国青年，到北京、天津、苏州、大连、长沙等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展开活动。为便于跨文化阅读和审美体验，成品以视频媒体承载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文化景观，使得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应用了通行无阻的超越文字效果的新媒体视觉语言。
新媒体时代，信息量正以核爆炸式扩容，零打碎敲、没有规模和特色的文化传播，将淹没在海量信息中而不被世人注意，只有品牌巨头才更容易吸引到眼球。因此，要做好文化传播这篇大文章，必须树雄心、立壮志，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韩国推动其文化风靡全球的成功做法，努力打造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巨头，使中国文化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符合我大国地位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