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关我接任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的消息最近才正式发布，但要不要做这个馆长？如何做这个馆长？却已经花了我半年的时间，在这个半年中，我首先和女儿王若瀛商量要不要做这个馆长，如果我做馆长了，意味着这个未成年人要开始独立学习和行走世界。果然在我开始介入美术馆与正式做馆长之间，王若瀛已经给出了结论：这是我与她之间的“一个时代的终结”。
　　她不是一个常规的未成年人在纽约读书，而是一个在纽约学钢琴的未成年人，更是一个由我直接陪教的一个学钢琴的未成年人，因为无论是她的钢琴学习，还是她的文化课程的学习——宗教、文学和历史等课程全由我直接在教，而当她今年最后终于一个人在纽约了以后，好像在告诉我，我可以做这个馆长了。
　　其实我在王若瀛的学习上还有未竟的工作，我教了她一部分的英美近现代诗歌，现在又在让她接触“西方古典学”的内容，她也有兴趣进入这样的古典学。当然欣慰的是钢琴学习她突然完全可以自己管自己了，她在美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教育家：90高龄的西蒙-伯恩斯坦那里学了全部的贝多芬32首奏鸣曲，几乎肖邦的全部曲目，还加上好多其他作曲家的大量的曲目，西蒙-伯恩斯坦逢人就说，他从来没有教过如此曲目量大的学生，这是对自己教育生涯的挑战。在上海初学，在纽约加工是我的安排，她在我的“拔苗助长+小猫钓鱼法”教育方法下，从巴赫到俄罗斯曲目，又在德奥派与李斯特、肖邦曲目上全面铺开，在2013到2016年间陪着她尽最大范围地通学了一遍，所以从2013年开始到我做馆长之前，我像是西蒙-伯恩斯坦最好的钢琴助教。
　　陪琴家长有一个辞职在家是个常态，王若瀛一开始的学琴就是我陪的，王若瀛这个琴童从四岁半开始学琴到2017年的十多年的过程，也是我一步步退回家庭的过程，从小时候每天弹琴两小时我还可以出门工作，而当她每天弹琴到四小时、六小时再到八小时还有一段时间达到十小时的时候，我只能从社会上彻底退回家里，直到把自己的手机也调成静音，把所有的社会工作全部推掉，最后每天就是琴房+厨房。
　　还好，在2002开始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关门四年在家整理我的书稿，终于到了2005我将十几年间的文章整理成一本本专著，2005年到2010年中间，我虽然在重庆和北京都兼了多重工作，有人以为我在北京，有人以为我在重庆，但是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上海的家里陪她学琴，在四川美术学院教书是每学期一两周连续讲课，从开始在电话中听王若瀛练琴，后来因为越弹越复杂而使电话陪练不可能了，因此也减少了上课直至不上了。
　　2012年我的《現代艺术与前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接口》一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原来计划是一部五卷本的“现当代艺术理论史”，这是其中的第二卷，而其他的四卷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当时社会上似乎看不到我的身影，时间一长，在中国“露面批评学”盛行的环境中，就给向来敌视我的人的会说，王南溟没有声音了，王南溟已经下课了，当我推辞完了几乎全部的工作后，确实会让这样的人群自慰，难怪等我的馆长任命消息一发出，他们是这样地在乎，等美术馆的学术委员会名单一出，又让人们一阵惊讶。到了今年4月已完成新的美术馆的框架并进行了与上一任馆长友好的移交工作，这样的工作量让我终于和王若瀛分开生活了，她管她的学习，我管我的工作。
　　作为一个重组的美术馆，我设立了四个方面的管理和工作。现在，美术馆的青年思想者驻馆计划一马当先，已经在实施过程中了，其他的项目迅速跟上，我把这次馆长之举看成是“望四海云，走喜玛路”，这是一个有着我做过十多年顾问的美术馆，也像是一个元老出马重组的美术馆，那一定是要做到“数众美术馆，还看喜玛”，否则的话我还是退回到家庭夫男的工作和生活中。